正文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同旧世界决裂过速，被抛进了一个他不了解的新世界里的那种人物。”
出了丑，就要想法遮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可惜不巧的是偏偏会遇上一些执著于揭盖子的人。
传统中国，既要为尊者讳，还要为逝者讳，喜欢揭盖子的人不多。所以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总能一床锦被遮盖。
但步入近代，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遮盖的工作是越来越难了。因为在外来人士那里，讳饰根本就不是一种正常的思维。
晚清华北平原大旱灾，来了一个洋教士李提摩太，就是他让这场大灾难传播到了世界。
1942年河南大旱灾，因为冯小刚的电影《1942》广为人知。这一次，也是一个洋人揭开了盖子，他就是抗战中来中国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他披露那场大旱灾的报道差一点就发不出去……
一
有一种预算叫领袖预算？
1942年灾情的扩大很大程度上缘于河南省政府最初的瞒报，但那位应该为此负责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却于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典型反映了国民政府吏治的松驰。
不仅此也，在救灾已经迫在眉睫的当口，灾区还要为军队和本地的政府官员个人和家庭所需征集粮食。
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这部回忆录中说：“每个官员每天征收的定额是四磅半粮食来养活他的家庭，为数不算少；而部队里的士兵，一天可得到两磅的粮食。凡是兵员缺额的部队，他们仓库里积存的粮食都是满满的，多得吃不完——军官们就把粮食卖掉，钱入自己的腰包。
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就是从这样的黑市上买到粮食赈济受饿的人们
……”
真是触目惊心！
白修德因电影《一九四二》而为国人所熟悉。当年这位记者的行动揭开了河南灾荒的盖子，挽救了无数灾民的性命。他值得中国人铭记和感念。
但仅此并不是白修德与中国关系的全部。在他那部名为《中国的惊雷》的回忆录中，还有其以记者的敏锐，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所做的独到观察。
白修德先引述某公之言曰：“在战争时期的中国有两种预算，一种是纸币预算，另一种是粮食预算，这两种预算完全是两码事。”
战难之中，政府的信用无法维持，货币贬值是一种必然，因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再难得到人们的信任，人们几乎要退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而战争和灾荒之中，最重要的实物自然非粮食莫属，因此“粮食预算”独领风骚顺理成章。
但是白修德笔锋一转，“在这两种为人承认的预算之外，还有第三种预算即领袖预算——那个最高统帅的个人预算，既庞大又无法计算。”
这个“第三种预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白修德回忆，蒋介石“可随意给一家政府银行开一张个人支票：10亿法币给一个爱将，因为他的部队缺少给养；6亿给一个省长，因为当地正面临危机；朝这里扔去十几个亿，往那里又抛去上百个亿。甚至就在财政部或内阁里，都没人晓得多么巨大的纸币输血才能维持这个最高统帅私人政府支票的面子。在那里，人们都对几笔巨款不知所终迷惑不解，但明白事理的中国官员，尽量去控制事态，不使之扩大。”
二
预算只是装饰？
众所周知，所谓预算，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财政收支计划。
预算的权威性就体现于“法定程序”和“国家意志”上，即使是在旧式的专制王朝里，只要纲纪未崩，预算也不能由任何个人随意决定。
以清朝为例，皇室财政由内务府管理，与户部掌管的国家财政分别收支，两不相涉，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不但当时即惹得舆论大哗，事后还留下了千古骂名。
到了民国时期，美其名曰共和国体，现代财政学早已引进，“公共预算”的概念也渐入人心，但在掌管政权的人那里，“预算”不过是民主的装饰而已，个人化和随意性全面压倒了公共预算本该具有的计划性、透明性、权威性和程序性。
白修德对蒋介石的描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会不会是由于他对蒋带有偏见？
看看另一则史料。
作为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多次和蒋介石直接打交道，他也注意到，这位最高领袖“随身总带着一支红铅笔和一叠纸，如果他认为该作出决定或给哪位来访者一笔钱，他会立即签发一项有关的手谕。”
哪怕是一张巴掌大的纸片，尽管是用铅笔随意涂抹，但只要落款署上蒋的名号，这就是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的“手谕”。
预算不能约束，法律无法管制，当司职财政的官员们发现几笔巨款不知所终时，会来事儿者还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领袖预算”君临天下，所形成的制度漏洞足以吞噬一切。
白修德这样给蒋介石盖棺定论：“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同旧世界决裂过速，被抛进了一个他不了解的新世界里的那种人物。”
其实何独蒋介石为然？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聪明绝顶的大人物，但终其一生，不就是因为对“新世界”知之太少，最终酿成个人和国家的双重悲剧？
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何妨屈指数一数？
往期好文
不靠谱的验尸方法为啥能延续到清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