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收紧：为何受伤总是股市而非楼市

来源：微信公众号 lixunlei0722

过去，国内投资者对五月的股市往往比较憧憬，称之为“红五月”，而今年，财经媒体上很少出现“红五月”这三个字了，倒是有不少人借用西方股市的谚语——Sell in May（五月卖）来表达对五月股市的担忧。

从今年五月第一周股市的表现来看，似乎也印证了Sell in May and go away的趋向。然而，股市的上涨或下跌，往往是解释容易而预测难，因此，本文想探讨的不是股市为何下跌，而是在政策同样收紧的情况下，为何楼市表现强劲但股市表现差劲呢？

年初至今，人民币汇率表现非常稳定，于是，不少人认为中国股市表现理应不错，原因是汇率稳定后换汇需求下降，热钱外流就会减少；此外，政府对楼市的调控力度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多，故长期滞留在楼市的资金将会撤出，股市自然就成为热钱流入不可多得的地方，故有理由看好股市。

但近来股市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即便是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等振奋人心的主题，也未能给股市注入持久的活力，大家似乎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内经济的回暖视而不见。股市走弱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指标虽然好转，但恐怕已经见顶，股指是经济领先指标，不是经济数据的滞后反映；二是金融监管日渐严厉，导致金融市场利率上行，引发股债双杀。

从政策调控力度来看，楼市政策的严厉程度远超股市，如限购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房贷利率提高、首付比例上升、一手房限价等，而股市除了受金融监管政策的负面影响外，并没有遭遇具体的打压举措。此外，金融监管政策的趋严对楼市也构成负面影响，但楼市为何未像股市那样弱不禁风呢？这恐怕与楼市仍处在牛市不无关系。

楼市相较股市存在三大优势： 第一，除了投资或投机性需求外，楼市还存在着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第二，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不足30年，加之农耕文化的深远影响，导致国人对土地和房屋的偏好超过其他投资品种，也远超人少地多、 祖先为游牧民族的西方人；第三，A股作为新兴市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各种缺陷，使得中小股东行使权利受到一定限制，中小投资者感到“做股东不如做房东”。

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楼市销售的热点正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转移，这与人口流向的逆转似有一定相关性，也与三四线楼市库存减少及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有关，似乎正在经历牛市中的“补涨行情”，不过，以股市的经验而言，“补涨”常常意味着牛市进入尾声。

对于股市来说，其走势摆脱不了经济基本面的约束。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见顶之后，一直处在缓慢下行过程中，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速也未出现持续好转的迹象。因此，股市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短暂牛市之后，如今即便不定义为熊市，也至少属于“调整期”。

记得2016年中央至少三次提及“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第一次是在2016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将“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放在“降成本”的话题上；第二次是在2016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将“注重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放在 “货币政策”的话题上；第三次是在2016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着力防控资产泡沫”。这里的“资产泡沫”，显然是指房地产泡沫，因为2016年股市交易清淡，楼市的销售额创出历史新高。

我相信，多数人会认为楼市泡沫比股市大，毕竟股市一直在跌，楼市一直在涨；或许认为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应该不高，如上交所A股的平均市盈率只有16倍。与股市的市盈率有可比性的是楼市的“房价收入比”，因为无论是市盈率还是房价收入比，其倍数都可以视为对应年份数。目前，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大约为21倍，显然高于上交所的A股的平均市盈率。

如果将深交所的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股票加在一起考虑，则目前所有A股的平均市盈率约为35倍。此外，在3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市盈率高于50倍的股票在2000只以上，即超过了三分之二，且所有A股的市盈率中位数大约为70多倍。

而楼市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大约为45倍，位列全球第一，北京、上海等均未超过40倍，全国所有城市房价收入比的中位数大约为22倍，因此，相比楼市的房价收入比，A股无论是平均市盈率还是市盈率的中位数，都远超楼市。

有人统计了2011- 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红数据，发现五年平均股息率在2%以上的公司只有207家，平均股息率在3%以上的公司才80家，在上市公司总数中的占比分别为6.55%和2.53%。与股息率对应的是住宅的房价租金比，全国平均约为2%，也显著高于A股的平均股息率。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说楼市存在“资产泡沫”，那么，股市的“资产泡沫”则更大。我国股市经历了从5000多的高点大幅下跌之后，为何仍有那么大的泡沫呢？这与A股市场流动性过强有关，即流动性决定风险溢价水平，流动性越好的资产，对风险回报率的要求越低，即给予交易价格的折扣率越低。

股市的流动性远好于楼市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

从上图可见，中国房地产交易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北京楼市的年换手率不足10%，而相对不活跃的上交所，历年股票换手率都超过100%，这也是A股泡沫可以更大的理由。事实上，A股的换手率全球领先，如2016年主板的年换手率为2.3倍，创业板超过7倍，在全球各大主要股市都是领先的。

高流动性是A股长期高估值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自2016年起A股的换手率明显下降，这也伴随着股价的回落。同时，随着楼市的火爆，二手房交易活跃度大幅提高，热钱常驻楼市。四月中旬以来，A股的保证金余额连续三周下降；同时，由于港股的估值优势，流入港股的资金则在不断增加。因此，除了A股与楼市存在一定此消彼长的关系外，A股市场的吸引力还受到港股的挑战。

政策调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难度很大，因为社会与经济对政策的反应复杂，远不像化学和生物反应那样简单。这轮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是“去杠杆”，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目标之一，同时也是为了让经济能够脱虚向实。

但问题在于中国经济“虚”的程度已经大得惊人，即金融的体量与实业相比过大，金融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过高，超过英国、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这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八千多美元的新兴经济体而言，金融结构严重失调。

因此，要让中国的金融杠杆率和资产估值水平回归正常值，只能逐步且分阶段进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一个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股市泡沫（高市盈率），不能期望在短期内消退。目前，A股中超过1200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在100倍以上，为何这些股票的市盈率能够长期维持高位呢？恐怕与并购重组的预期有关，这类似于一线城市学区房的估值模式，即“含权”，故如何抑制“壳资源”带来的泡沫，是否完全限制借壳，恐怕也需要三思而行。

同样，国内金融规模的大膨胀始于2009年，那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而出台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之后，每次为了经济稳增长而付出的代价都导致金融规模的超速扩张，如2012年开始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爆发式增长，尽管传统信贷业务减弱，但表外融资业务飙升；2016年则是广义财政大扩张背景下银行总资产规模大幅增长。

2009年至今经历三次货币扩张周期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王仕进供图

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稳中求进”作为治国理政的总原则，提倡经济不出现大幅回落和不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思维”。

因此，金融监管需要把握好度，如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模式主要是三会的“分业监管”，优点是各司其职、责任到位，但在目前金融趋向混业化的时代，更需要统一监管和协同监管，如银监会在对商业银行去杠杆的时候，需要与证监会协调政策的力度和出台时机，关注此举对资本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央行在让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时候，需要关注此举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如果急于求成，则可能导致因泡沫破灭而带来的金融危机。

从历史来看，每次货币膨胀之后都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缩，如2011年开始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并不断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013年清理非标业务，导致钱荒。

但是，过去每一轮监管收紧都会因力度过大、经济下行而戛然而止，其结果是货币体量越来越大，如今已经构成对经济的巨大威胁。今年，则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进行对银行进行MPA考核，一行三会齐行动。因此，这轮金融监管应该汲取过去屡犯的教训，意在长远，更需要张弛有度。

来源：微信公众号 lixunlei0722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金融监管趋于严厉的情况，诸如此轮金融监管风暴将持续多长时间，对楼市、债市和股市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等。上周，中央政治局还专门组织了集体学习，请了一行三会的负责人授课，高层对金融安全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那么，这轮金融风暴究竟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做分析。

先看一下我国的金融体量有多大，不妨用大家所熟知的广义货币M2总量进行比较：截至2016年末，中国M2总量为22.3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M2（13.28万亿美元）和日本M2（8.19万亿美元）之和。

中美日三国的M2总额（美元）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有人认为，美国的M2仅指国内广义货币，而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故全球美元的体量未必比人民币小。暂且不对此观点是否合乎逻辑进行判断，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从主要经济体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的比较来看中国的金融体量。

如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报告， 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在2016年底达到33万亿美元，而欧元区为31万亿美元，美国为16万亿美元，日本为7万亿美元。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是该年中国GDP的3.14倍，而欧元区银行总资产是其GDP的2.8倍，美国为1.16倍，日本为1.48倍。

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历年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协会，中泰证券研究所戴志峰供图

这表明无论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还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都为全球第一。然而，规模全球第一的中国银行业，其对应的产出却是最少的，反映出中国金融效率的低下。

从中国M2和银行业总资产的增速看，从2003年至今一直远超GDP增速，且彼此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说明货币宽松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如最近两年中国GDP增速分别降至6.9%和6.7%，但银行业总资产的增速则上升至15.7%和16.5%，M2增速因受到外汇储备下降的影响，参考意义不大。

如果进一步分析中国M2和银行业总资产历年增速的变化，可以发现，2009年两者的增速都异常高，M2增速达到28.6%，银行业总资产的增速达到25.9%，这与当年我国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而推出两年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有关。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银行业总资产增速又显著上升。

如果仅仅用银行总资产规模来衡量中国货币超发的程度，还不足以全面反映银行业的真实体量，因为这些年来我国银行的表外业务高速增长。若将银行理财产品余额视为银行表外资产量，那么，两者之和就是银行的“广义总资产”规模。

包含表外理财资产的银行业总资产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协会，中泰证券研究所戴志峰供图

截至2016年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估计约为29万亿元，银行业的广义总资产为261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必然挤占实体经济的利润，如近年来上市银行的总利润占了所有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一半多。从金融业对我国GDP的贡献来看，过去两年的占比均超过8%，2016年为8.3%，超过英国（8.1%）、美国（7.2%）和日本（5.2%）三国金融业在GDP的占比。因此，无论从金融体量还是占比来看，中国都已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金融大国。

我国货币增速或银行业扩张的峰值出现在2009年，之后增速开始回落，直至2013年开始见底回升。我认为，回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稳增长，因为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缓慢下行，产能过剩问题日显突出。为此，从2013年开始，中国基建投资增速始终维持在20%左右的高位，目的是对冲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

然而，相对低的经济增速与较高的货币增速，必然导致杠杆率的不断上升。杠杆率有它的极限，这就决定了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或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持久用下去。实质上，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应用题，正如权威人士在去年5月9日第三次发文指出的那样：“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

正是基于对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金融监管力度明显加大。以银行表外业务为例，在2007-2015的八年中，银行理财产品余额每年的增速几乎都维持在50%以上，但2016年增速不足25%。此外，很多金融创新类项目被搁置，股票发行注册制和上海战略性新兴板被延后。

从目前情况来看，高杠杆导致的资产泡沫现象已在各类资产领域显现出来，可谓无孔不入。如果把资产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接受国际定价的资产，另一类是只接受国内定价的资产，那么，后者的泡沫化程度肯定大于前者，如黄金、港股是国际定价的，而房地产、A股是国内定价的。即便是国内的国债价格，也存在明显的“泡沫”。

中泰证券研究所首席顾问王晓东发现，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与美国名义GDP增速的走势高度吻合，也就是说，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水平接近名义GDP增速可能是合理的。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王晓东供图

然而，中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却大大低于名义GDP的增速，而且更难以理解的是，我国名义GDP增长的趋势水平不曾低于8%，2000年后期还曾高至18%，但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最高不过5.5%，目前仅为3.5%左右，且与经济增速变化的关联度不大。两者的鸿沟无疑表明债券价格存在高估，这应该是货币规模过大导致的。

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王晓东供图

那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速之间的关系，在日本、欧盟或印度又是怎样的呢？不妨通过下面三张图来予以说明。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

如上三张图表明，尽管这三大经济体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速之间的相关性不如美国紧密，但两者之间还是交织在一起的，或者挨得很近，不存在中国“老死不相往来”般的鸿沟。那么，未来国内究竟是债券收益率上升还是名义GDP增速下行呢？我认为，通过名义GDP增速下行去接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意味着经济软着陆的概率大；如果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去接近名义GDP增速，则意味着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大。在美元进入加息周期的背景下，今后利率缓速上行和GDP缓速下行同时发生的概率更大。

杠杆率上行的深层原因就是经济下行，2009年我国货币和财政双扩张，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但经济增速却不断下行。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劳动人口的下降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性下降和消费需求下降。

正是由于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要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就得通过货币和财政刺激来阻止经济下行。从定义更为清晰的财政政策看，2005-2008年为“稳健”，说明经济的潜在动力比较足；2009年至今，已经连续九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潜在增速不下行，就没有必要进行财政刺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