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站在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大政方针、任务目标，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八大的基本路线。
八大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距离中共七大已经过去11年。11年里，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参加了朝鲜战争，领导了农村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推进了“一化三改”（
即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制定和执行了国家建设的“一五计划”。到1956年，中共大致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1]，从准备、召开八大会议起，中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八大会议召开前后，中共所处的国内国际局势极为复杂。国内，中共党内在国家建设方面是“反保守”还是“反冒进”的意见分歧始终存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报告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冲击。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先后发生政治动荡和暴力血腥事件。八大会议如何总结前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八大之前中共以及毛泽东做了一系列调研与思考，形成了八大报告的主要思想，并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部署[2]：1.1956年初宣布“一化三改”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2.为团结知识界，发挥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中共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3.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冒进与反冒进”的意见分歧在党内继续延续，难以取得一致；4.苏共二十大报告在中共党内产生冲击性影响，促使中共领导人作出一系列思考，毛泽东于八大前夕提出了《论十大关系》；5.中共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双百”方针；6.总结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情况，中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方针、新政策；7.八大结束后不久，匈牙利事件发生，中共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3]。这一文章与中共在八大之前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比，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变化，导致中共的探索由此开始转向。
这7件事深刻地影响了八大，八大报告字里行间都可以见到中共最高领导层对这7件事的思考及其形成的相应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对八大报告的起草和执行产生长时间的、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渗透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各个方面。
八大政治报告对于中共和当代中国的影响十分复杂。它既是1976年中共结束文革、转移工作重心、拨乱反正的正当性依据，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资源，又是中共总结经验教训的思想边界和维护既有制度的政治底线。回望六十多年（1956—2017）的坎坷曲折，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八大政治报告。
八大结束后，中共执行大会路线，领导全国人民投入建设，期望实现八大提出的美好愿景。然而，结果却是：不到两年，开始“大跃进”，随后三年，发生大饥荒；再后不过五年，又陷入十年文革。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共都将原因归结为认识问题。比如“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毛泽东等“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等，犯了“超越阶段”、“急躁冒进”、“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4]。邓小平则认为，归根到底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这固然不错。但是，为什么少数高层领导人的认识错误最终演变成人间惨剧？为什么严重违反常识的荒谬做法竟未能遭到党内外的普遍质疑和有效抵制？为什么数亿人在大饥荒面前束手待毙而毫无逃生自救的能力？
不能不说，制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八大报告确认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前苏联模式，构成这一制度系统的支撑要素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为基本前提，全面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专政。
下图显示八大政治报告的主要政治词语：
笔者试提取八大政治报告中有关这一制度体系的几个关键词做些初步分析：
“社会主义改造”是八大报告的头号关键词语，其完整语句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
“改造”这个词一般都从正面理解，但就其真实内容看，是执政者凭借国家权力，以“和平”方式将私有财产转化为公有财产的过程。这一过程历时3年多，涵盖农业、城乡小手工业、民族工商业，到1956年初基本完成。
前苏联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极为残酷的改变社会结构的动荡过程。试以俄国农民为例：斯大林强行实施农业集体化，提出消灭富农，“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5]。消灭富农的政策在各地执行中被严重扩大化，农民被迫激烈反抗，政府出动正规红军部队进行严厉镇压，使农业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1929年到1933年，前苏联农业产量连续下降，因连年歉收而发生饥荒，至少有1000万农民直接死于农业集体化的后果。全盘集体化对前苏联农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直至1950年代，前苏联的农业生产水平仍在1913年的水平上徘徊[6]。
中共认真吸取前苏联的经验教训，对农业、小手工业和民族工商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力求“改造”不破坏社会生产力。
在农村，中共对农民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引导农民“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可以比较自然地比较顺利地脱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八大报告提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阶级政策是，树立贫农和土地改革以后由贫农上升的下中农在合作社内部的领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在合作化初发展的时候，首先吸收贫农下中农入社，一般地不吸收比较富裕的中农入社”；对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党在过去几年中一贯地注意了领导农民防止和反对他们在合作化过程中的破坏活动，在合作化初期禁止他们加入合作社。”合作化运动胜利以后，才“允许地主富农分子
以不同的身份
到合作社进行同工同酬（
实际没有执行
）的劳动，以便把他们
改造成为新人
”。城乡小手工业等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也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成立各种经济合作社。
八大政治报告着重谈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共革命中已经被消灭，所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主要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共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经济上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和平赎买”方式，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分化民族资本家，孤立“顽固分子”，“团结多数、削弱反抗”，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四年的时间，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户约一亿一千万农民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个体手工业者加入各种生产合作组织；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一改造过程是“和平”的，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首先，国家通过不同方式剥夺了个人财产，占有了全部社会财富和资源；其次，消灭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破坏了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正常结构，使执政党和国家完全吞噬了社会，成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的巨大“利维坦”；第三，制造了中国社会庞大的政治贱民阶级，他们被统称为“黑五类”、“黑七类”[7]，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非人的折磨，其中许多人被迫自杀、逃亡。
下面的词语共现矩阵图，显示在八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词语的关联度：
八大报告的第一、第二部分所谈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报告全篇的逻辑起点和后面展开的基础。开头这两个部分回顾并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必要性以及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的情况。“一化三改”过程，即是中国大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八大报告对此做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最有利的发展条件”[8]。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中共建政后模仿前苏联的做法，通过政权强制力和说服动员示范，采取“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形式，将一切资源集中于国家。
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必须的物质资源，当国家占有所有的物质资源后，个人缺失了独立而自由生存的基础，必然依附于国家而生存。国家不是个抽象概念，有着具体实在的内涵。从政治共同体这个层面上说，国家就是“政府”。即居于社会之上、对社会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控制系统，并且实际支配和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政府是由人组成并操控运作的。1949年以后，中共掌握了国家权力，全面而具体地操控政府的日常运转。由此，无论公有制采用的形式是“全民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实质都是执政者占有控制一切生产资料。
这不仅具有极端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从根本上改变着执政党和全社会的关系。在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中共决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执政后凭借“公有制”，却可以左右甚至掌控人的命运。
执政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垄断一切资源，所有人的就业谋生都必须经由政府批准，国家体制控制了全体国民的生计活路。就此，民众与执政党的关系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的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变成民众对党的“依附关系”。
这种依附关系和全权控制一旦确立，就彻底颠覆了马克思所说“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变成“人民是国家的人民”。[9]人民从此处于被国家控制的地位，而决无控制国家权力、监督执政党的能力。党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党风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一些官员为所欲为、欺压民众、草菅人命、贪腐成风的违法恶行之所以随处可见，权力意志之所以动辄以“开除”、“解聘”等剥夺人的劳动权利，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这样的“公有制”下，全体社会成员成为操控国家机器的党员干部可以随意处置的“奴隶”。
中共党人在八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一化三改”成绩时，决然想不到这样的“公有制”实质是构筑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似乎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八大报告第三部分汇报了“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接着全面阐述了“二五计划”的主要设想。尽管报告以各种数字指标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建设蓝图，但实际的结果却是荒谬百出和惨绝人寰。造成这样人间惨剧的最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狂妄意愿下的强行计划，而且是以计划为手段的控制机制。
以计划为手段的控制机制有四个最主要的环节：谁制定计划？计划什么？如何保障计划执行？谁承担计划的后果？
谁制定计划？八大报告明确“党的中央委员会”制定计划，会议听取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做的专门报告。国外一些学者在批评计划经济时指出，在苏联模式中，所谓“社会主义”，实际是赋予共产党掌控的国家“以全面责任并控制全部生产”，“根据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它的控制机构必定是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有一个集全部经济和政治功能于一身的最高控制机构。”“这个机关必须拥有最高权威，以消除各种对共同目的的偏离，统一贯彻目标。”[10]要统一贯彻目标，就必然要集全部权力为一体。由此，“计划导致独裁”就是逻辑必然。“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的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决定了，集中计划必然与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民主产生内在冲突。这一冲突不久就在1957年的整风变成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将彭德怀等四人定为“右倾反党小集团”中充分暴露出来。
计划什么？八大报告中，党对国家主要工农业产品都提出了明确的数字指标，八大后政府制定并执行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品的计划供应。看起来，计划似乎力求解决好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到既不浪费又能避免短缺。计划，从宏观上是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事业，通过政府部门对全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做整体计划调控，但一具体到每个人的身上，这种计划调控事关人的生存发展，实质上是按权力意志掌控人们的命运。
因为掌握全部资源的强大垄断者有完全的权力来决定生产什么、如何分配、将资源机会以及具体物质条件给什么人和按照什么条件给，说到底是“谁计划谁，谁指导并支配谁，谁指定他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以及谁应得到由他分配给他的那一份”[11]。这就将公有制所形成的依附关系贯穿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计划实施来巩固和强化依附关系，直至权力意志威胁人的基本生存，以迫使人们唯权力意志之命是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