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韩浩月
近年来，“素人写作”呈现出繁盛的景象：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王计兵的《低处飞行》、陈年喜的《峡河西流去》陆续面世，胡安焉的《生活在低处》、王柳云的《风吹起了月光》也有望在年内出版。因为《我的阿勒泰》被改编为同名网剧而爆火的李娟，也被归于这一写作群体。
“素人”这一说法源自日本娱乐圈，指相对于明星、网红而言的普通人。严格说来，它并不适合用于形容写作者，而出版界对于“素人写作”的推动，主观上是期望能更快地将写作者及其作品推向市场和读者，事实上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出于对普通劳动者从事与其职业特征高度吻合的写作的好奇，“素人作家”的书接连畅销，这坚定了出版业要用足这一标签与概念的决心。
但称李娟为“素人作家”，则有生拉硬拽的嫌疑。在李娟开始写作以及出版书籍的年代，“素人”一词无论在娱乐圈还是在写作圈都未显出痕迹，那时火爆的电视选秀节目带红了“草根”一词。“草根歌手”一度抢占国人眼球，但“草根作家”并不像眼下“素人作家”这般引人瞩目。由文学爱好者到活跃作者再到成熟作家，这一写作群体仍然按照传统的轨迹在成长，“草根”的身份也未给他们的写作带来特殊的帮助。
之所以把李娟与当下“素人作家”区别开，是因为她的写作虽然立足于普通人生活，写草原的日常，但从文笔立意、内容意境、价值指向来看，她并未强调或者依赖自己的“草根”身份，她的文字表达和精神世界，有着显而易见的“作家意识”而非“草根意识”。她从平凡与朴素中提炼美学的能力，超越了她的现实身份，这也是为什么她的作品改编成网剧后，能迅速与城市年轻观众群建立审美联系的主要缘由。从她近期的访谈所表达出的思考深度来看，她的文字内里也一直埋藏着精英写作的行进脉络。
其实，“草根作家”也好，“素人作家”也好，都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甚至是伪概念。湘西乡下人沈从文、当兵出身的莫言、牙医出身的余华、马夫的儿子济慈、小职员卡夫卡……他们都出身普通，文学成就却非常高。而按照“素人作家”的定义，全世界大部分作家都是“素人”。事实上，以出身、职业、收入等来给一个写作者命名，这本身就是草率的。评价写作者，最好从他的作品出发，谈论他的写作价值与意义。而想要真正谈出写作者的完整形象，就有必要跳出“素人作家”这一简单的身份认定，将其放置于一个写作整体中去打量，从而得出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
当下的“素人写作”热，起源于一个正在被更多人看见的庞大群体，他们由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清洁工、矿工等组成，人们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感受到无比真实的人间烟火气息，触摸到火热滚烫的生活肌体，也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找到了对应自身的一面镜子……和传统的纯文学以及流行的网络文学不一样，“素人作家”为他们的文学作品注入了几乎与生活同步的当下性与真诚感，他们的表达执着而克制，对成功或失败的刻画，对幸福与苦难的讲述，都不删繁就简，反而赤诚相见。与其说读者欣赏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如说感动于文字再次对现实有了强大的还原能力。
“素人写作”热不只是单一的出版现象或者文化现象。热门的“素人写作”新作出版后，会持续得到渠道与平台、社会多方面的关注，这一强关注度，显然是超过了作家与作品本身的，它来自对“素人作家”所代表群体的关心。读者倾心于以“素人作家”为“名片”的一场场多领域互动，尝试在这样的互动中给出鼓励、得到安慰。这也给予“素人作家”继续表达的动力。
在完成成名作与代表作的出版之后，“素人写作”必然面临诸多的考验。而想要转型为成熟作家或者职业作家，“素人作家”则应走出自己熟悉的行业范围，在文学领域再出发后的深耕过程中能不能忍受陌生与孤独，继续写出好作品，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在整个文学大盘中，“素人写作”所占的比例、衍生的影响、积累的沉淀等，还需要进一步的全面评价。如果不能形成有力潮流、成为不可或缺的写作主流之一，那么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受到更强的主流写作与新兴写作潮流的冲击。
更值得关注的是，出版机构与写作群体敢不敢于逐步放弃对“素人写作”“素人作家”的标签依赖。在完成前期的读者积累与市场占有后，“素人写作”可以作为一种基因或者基石更多地发挥其隐性作用，提醒写作者不忘联系现实、刻画真实，但在视野、角度、深度、广度等层面，“素人作家”可向沈从文、莫言、余华、济慈、卡夫卡等学习，走上一条更开阔也更遥远的写作之路，不断用更好的作品，将自己的名字与身份擦亮。
（刊于2024年9月26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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