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月刊》丨美国保守主义将终结于虚无主义？

图为2016年在爱荷华州的总统竞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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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美国自由平等的信条制造了繁荣并促进了个人自由，俘获了大批国民的忠诚。但是美国的民主正在迅速腐烂中，富豪财阀腐蚀了美国选举制度，在美国从来不存在民主的说法日嚣尘上。现如今的美国政治走向两极化，国家管理机器陷入了僵局。迈克·洛夫格林（Mike Lofgren），曾供职于国会28年并且曾经担任共和党众议院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成员长达16年，在《华盛顿月刊》（ The Washington Monthly ）上发表了《保守主义最终走向虚无主义吗？》（ Will Conservative End in Nihilism? ） 该文章透彻地分析美国保守主义在各方面自相矛盾的特征，其所主张的民粹主义是虚假的，本质上是为富豪阶层服务的。作者指出保守主义强调社会阶级，认为自由的前提是社会的不平等，迷恋于暴力与军国主义。同时对教育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需要的是顺从的公民，在其看来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高等教育是对美国社会的一个威胁。被视为世界最老牌现代民主国家的美国正自身难保，美国公民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信念正在灾难性地瓦解中。作者深深担忧美国在特朗普这个骗子的带领下加速了自己隐藏最深的趋势——虚无主义，因而呼吁美国公民克服自己的冷漠，捍卫自由民主和人类道德。

美国保守主义将终结于虚无主义？

作者：Mike Lofgren

翻译：胡晓雪

左起分别为民主党总统罗斯福、约翰逊和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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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罗斯福新政开始，共和党就已经表现出爱国党的特征，它的基本宗旨是强大国防，抵抗世界共产主义，在当时即意识形态十分强大的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共和党这种习惯性思维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容易变成政治煽动，指责任何抵抗邪恶帝国不够积极的人不忠诚。

然而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某一时刻，共和党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俄罗斯有了奇怪而新鲜的尊重，这是一个相当有讽刺性的进展，因为当时普京正好阻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扩张到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并且决心使欧洲在允许的范围内与美国隔离。对于今天的共和党来说，带有好战意味的“美国优先”不知怎的竟与普京的欧亚战略相兼容。

加利福尼亚国会议员达娜·罗拉巴克尔（Dana Rohrabacher）身上就体现了这项外交政策的演变。在1980年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国会大厦工作人员，我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共和党人，但是我却对罗拉巴克尔穿上阿富汗圣战士服装，留着塔利班风格的胡须以表示支持反对不信奉上帝的共产主义的斗士这一现象而感到困惑。在2016年，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众议院共和党第二把手，将罗拉巴克尔描述为普京支持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人当然是特朗普）。对于奥兰治县的人来说，这是一段很长且陌生的旅程。

我在其他地方也写过， 现在的共和党主要将自己视为一场民粹主义运动—虚假的民粹主义，它引导其追随者将怒火向下指向边缘选区，向外指向外国人，而不是向上指向当权者。实际上，它追求一种完全致力于通过其他所有人的努力来使美国富豪阶层进一步致富的经济政策。

有人已经放弃这些混乱的矛盾，认为事实上不存在共和党纲领这种东西。但是所有这些纲领性的矛盾可以在比政治纲领更基础的层面上得到调和。它在于个人心理层面，而不在于表达出来的信念。

政治科学通常认为现代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的根源是传统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的抗拒。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一向被认为是持久的保守派情感的代言人，战后的美国保守派诸如威廉·巴克利，罗素·柯克和乔治·威尔极为重视伯克所谓的节制和理智。

伯克的箴言中有这样无懈可击完全正确的格言：“所有的政府，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利益和快乐，每一种美德，每一个审慎的行为，都建立在妥协和交换的基础之上”，并且“邪恶胜利的唯一的必要条件就是善良的人什么也不做。”

格言的内容令人振奋。但是在《反动的心智》（“Reactionary Mind”）中，政治理论家科里·罗宾（Corey Robin）认为这些伯克年轻时所说的话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之后成为什么样的人。罗宾认为他在对每一次政治改革必然包含的雅各宾派暴力十分不满的伯克身上看到更深的一面。按照罗宾的说法，在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伯克仍在喋喋不休地强调民众对阶级的“从属”是必要的。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对法国大革命的抗拒包含了更多血腥和暴力场面。 来自萨伏伊公国的一位外交官约瑟·德·梅斯特并没有改变他的观念。他认为刽子手是文明不可缺少的后盾，是拯救任性的灵魂更好的方法：“人如果是恶毒的就一定是邪恶的，如果是邪恶的就一定是堕落的，如果是堕落的就一定是可罚的，如果是可罚的就一定是有罪的。总而言之…没有什么比原罪的理论在本质上看起来如此合理。”

他爆发式的言论使19世纪更进步的呼声不安。法国作家兼评论家埃米尔·法盖特把梅斯特称为“一个激烈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愤怒的神权政治家，一个固执的正统主义者，一个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荒谬的三位一体的使徒，无论在哪里都总是最强硬，最狭隘，最不灵活的教条主义，从中世纪走来的一个黑暗人物，部分是学问渊博的博士，部分是审判官，部分是刽子手。”

但是，尽管梅斯特比伯克还鲜为人知，但却比税收，支出和其他世俗问题更深刻地体现了保守思想的要点。自由主义者谴责文化战争，为那些可能“投票反对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更好的物质条件的人而迷惑不解，因此他们更不能理解梅斯特信仰的情感诉求。

因为法国的革命者们鼓吹平等、民主和自由，而且由于他们的计划最终结果太糟糕，梅斯特强烈地不相信他们：“人类如果沦为他自己，就太邪恶了因而不配得到自由”。（“Man in general, if reduced to himself, is too wicked to be free”.）而今天的保守派在策略上采取了亲民的姿态，我们可以看到梅斯特的这种情感始终如一地出现在美国保守派理论家的著作中，从威廉·F·巴克利的“除非你拥有享受不平等的自由，否则就没有自由这种东西存在”，到大卫·布鲁克斯渴望精英统治。

根据这个观念，自由只能通过隶属于他人来获得。贾森·索科尔（Jason Sokol）在《那里有我的一切》（“There Goes My Everything”）中写道，反对同化的南方白人觉得自己不是在鼓励压迫，而是在与之作斗争：他们是受害者；黑人，联邦政府和新闻媒体都是压迫者。

保守派设法将自己视为上帝意志所指定的在顶层的人，但他们也同时把它看作是天生领导层的一个责任，就像梅斯特的刽子手高尚地处理上帝指派的任务那样，他们也同样高尚地执行这种责任。这种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永远需要一个被鄙视的下层阶层；否则工人阶级的共和党人就没有看不起的对象了，那时他们将开始妒忌在他们上面的人。

使社会成为人人享有合理平等机会的共合体的一个有力工具是累进所得税和继承税。保守派倾向于“自然”等级，不喜欢平等，这使他们对税收问题比较偏激，发表评论声称经济增长以及努力工作的小人物成为难以承受的税收的奴隶这些轶事都是子虚乌有的政治谎言。他们倡导单一所得税与简化税务工作无关（电脑程序已经使个人表格存档相对简单化了），而是要维护社会阶级的存在。

共和党针对最近颁布的税收法案的行为让很多观察员感到困惑。与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减税措施不同，为什么要轻率地采取一种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帮助富人因而不受选民欢迎的措施，并且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极端恶劣的方式？共和党人不至于狭隘到看不到证据；对他们而言，日益显著的不平等只是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缺陷。共和党的富豪捐助者要求通过该法案只是造成不平等的一个额外诱因。

图为1921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关于义务教育和限制童工的法律变迁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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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遇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保守派，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在推出义务教育之前是情况是如何的更好。

保守主义好比由许多偷工减料的宅邸组成的建筑物，但是看待教育的不同立场从其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分析，最后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公共教育意味着强制与税收。对于宗教右派来说，它意味着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并将孩子暴露于无神论，自由主义和自由思想之中。民粹主义保守派将教育视为精英主义势利小人的工厂。社团主义保守派认为公共教育是一种资金转移，从中营利的行为没有国家官僚机构的监督。

尽管有这些不同的动机，但他们都对理想的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都有类似的态度。他们都想要转入正题直击要点（无论流行的陈词滥调是什么），向年轻人灌输“实践”教育。这意味着以工作为导向的教育，重点是STEM[7]，时间管理技能和技术培训。他们还强调记忆，演习和应试教育。理想的典范即泰勒主义：在流水作业线上用秒表测量生产力。 与梅斯特一致，期望的结果是不会质疑社会秩序的顺从的工人（或学生）。

不需要的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遗产，还有西方大学体系应当代表的东西：人文、文化与批判性思维的全面教育。这些被认为是对宗教与意识形态教条、等级社会稳定性的威胁。当然，它并没有表现出来这种威胁；相反，这些课程因为不“实用”，与全球化和数字化经济无关而饱受批判。

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大众教育在美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像马萨诸塞州这样的一些殖民地，早在独立于英国之前就已经实行了义务教育法。赠地大学[8]，退伍军人法案[9]和二战后公立高等教育的大幅扩张都是独特的美国信条的标志。

保守派对教育的反对态度一直是以其他东西来表达的：取消不好的课程，反对教授通过意识形态来使学生改变信仰，或控制约束顽固守旧的教师工会，以此来达到所谓的改善教学的目的。

但是保守主义的反智主义[10]已经达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现在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高等教育对美国是不利的。这种态度的一个明显例子可以在《华盛顿邮报》最近关于这样一位共和党人的专题中找到。在文章中，所有自强不息的人，“常识”，保守派的霍雷肖·阿尔杰[11]式的矫揉造作都是华而不实的。难怪曾说过喜欢“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保守主义的领导人。

如果说伯克有时候对暴力的“极端恐怖”念念不忘，梅斯特就会以色情的方式积极地沉溺于其中：“整个地球不断地浸入血液，就像一个巨大的祭坛，每一个生物都没有止境、没有克制、没有喘息地被牺牲，直到世界圆满，邪恶灭绝，死亡终结。”

这种高潮构想是一种假装保护有序的自由的传统中的内容。但贯穿保守主义的主线是对暴力，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持续迷恋。

我们只需要看一看压倒性的保守的欧洲上层阶级是如何迎接1914年战争的到来，认为其是对和平的软弱颓废的一种精神超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伍德罗·威尔逊的政策在当时看起来有点夸张和幼稚（“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等等），但是相对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神经质地怒吼要在生死战争中展现男子气概而言，他还是表现得像个和平主义者。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这种强硬的言论成为保守派的一个家庭手工业，直到那时，他们几乎不知道子弹从步枪的哪一端出来：安德鲁·沙利文，比尔·克里斯托尔，马克斯·普特，罗伯特·卡普兰等等。（他们现在对特朗普的谴责并不能免除他们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暴力问题的责任。）它也感染了《纽约时报》的老龄神童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以这种方式证明入侵伊拉克是正当的：

他们需要看到的是，美国的男孩和女孩挨家挨户，从巴士拉到巴格达的，基本上都在说：“这句话哪一部分你不明白？你不认为，你知道，我们关心我们的开放社会，你认为这个是泡沫的幻想，我们只是想让它成长？好吧，吞了它。上吧。这个。”查理，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意义所在。我们可以打沙特阿拉伯;这是泡沫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袭击巴基斯坦。我们打伊拉克是因为我们可以。

虽然弗里德曼（Friedman）自以为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的咆哮基本上和每一个过去三十年的右翼脱口秀经理人在一个成熟水平上，从拉什·林博到任何一个花三个小时在堪萨斯州一个50瓦调幅电台的无名疯子。这个好战的硬汉的姿态对于保守派的思维模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杀死所有人，让上帝来惩治他们”，“继续前进，让我自己愉快”和“由史密斯和威森来确保”都是被当作圣经寓言的警句。

对于一个旨在实现自治的共和国而言，军队是一个问题机构；它可以是提供保护的工具，也可能像国父们承认的那样，是一个可怕的主人。但是美国保守派正如所有的反动派一样迷恋于军队。对旗帜，奖牌，武器命名等的正确表述之类的整个晦涩冗长的废话其实是一个痴迷于卖弄学问的问题，如果一个总统（总是一个民主党人）的胳膊在他回敬海军护卫队的敬礼时不在核准的角度上，他就会立即被谴责为不尊重军人，而且非常肯定其图谋摧毁这个国家。

保守派通过有趣的逻辑调解他们对联邦政府的痛恨与对军队的崇拜。希尔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说，多年前，他是选派到五角大楼的总统管理实习生。他的主管坚持认为美国国防部“不是政府”，而是更神圣的职业，即使是在该部门工作的联邦平民雇员也是如此。

这种对暴力和军国主义的迷恋是在哪儿开始的？西班牙外国军团的创始人兼指挥官同时也是法西斯主义的热切支持者何塞·米兰 - 阿斯雷·特雷罗斯在西班牙内战开始时就这样说道：“死亡的智慧！ 死亡万岁啦！”（ “¡Muera la inteligencia! ¡Viva la Muerte!”  ）它成了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的口头禅。

比起被其他人称为进步的东西带来的被边缘化和被削弱影响力，消灭理性思维和欢迎死亡更可取。

如果沉迷于暴力等同于渴望死亡，什么比死亡更糟糕？现代社会正在逐渐腐烂。被平庸的平等主义海洋所吞没，真正的宗教祭坛被无神论推翻了，不变的信仰被无情的理性所取代——这些让保守主义者的内心感到在与一种悲剧的命运交战。它刺激他采取极端措施保存他认为他将要失去的东西。

这种感觉（与宗教右派固有的世界末日的信条是分开的，但在心理上与之有联系）说明了现代保守主义的末世思想及其偏执的信念，即它被巨大的黑暗势力所笼罩。 半个多世纪以前，政治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这样描述了这个观点：

偏执的发言人以启示录的措辞来看待阴谋论命运——他在整个世界、整个政治秩序、整个人类价值体系的生与死中游走。 他总是为人类文明设置障碍。 他一直生活在一个转折点。像宗教的千禧年信徒一样，他表达了那些经过世界末日仍然活着的人的焦虑，他有时会想为启示录设置一个日期。

霍夫斯塔特提到的转折点对保守派非常关键。他出生得有点太迟了，不能享受传统价值观、有序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或任何他幻想的鼎盛时期。他现在生活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之中，要阻止腐败已经太迟了。 保守派对共产主义渗透，同性恋，移民或女权主义的周期性恐慌是因为担心他将会被野蛮势力所淹没，这股野蛮势力将摧毁已经建立的等级制度。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在巴克利（Buckley）任职期间曾担任《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长期供稿人，就这一方面专门撰写了关于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1964年，他写了《西方的自杀》（The Suicide of the West），宣称苏联将把我们推翻，因为他称之为“综合症”的西方自由主义太软弱和颓废以至于无法反抗。他这一警告的紧迫性被他十五年前所写的《即将战败的共产主义》（The Coming Defeat of Communism）所削弱。

彼得·泰尔（Peter Thiel）是硅谷的一位大亨，他因为对艾茵·兰德的热爱，希望在法律范围之外建立离岸的“海上家园”住宅，以及认为自由和民主不相容而著称。这个听起来似乎是位血腥的反社会人士的亿万富翁在2009年的时候坦白了被那不值一提的浪潮吞没的恐惧：

一个人智商越高，对自由市场政治就越是悲观——资本主义也不是那么受欢迎…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人们可以真正对政治持乐观态度的最后十年。自1920年以来，福利受益者的大量增加和妇女权的扩大——众所周知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十分艰难的两个选区——使“资本主义民主”的概念变成了矛盾修辞语。

一种认为现在已经太迟了，很快就会失去这个国家的观点导致保守派以其独特的方式作出反应。右翼媒体充斥着预言即将来临的经济或社会崩溃的广告，与他们同时兜售的神奇的癌症治疗法形成鲜明对比。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与新右派的兴起同时发生）美国景象的一个不变的特征就是生存主义者希望国家末日的到来将能证明他已经储存了1万发弹药和一大堆克鲁格金币[12]。

一些保守派认为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所爱的国家已经无法挽回了。在1999年参议院宣布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无罪之后，新右派的先驱者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和迈斯特一样激进的神权政治家）写下了一篇如此矫揉造作的文章预言厄运将至，以及“悲痛的是我们基督徒”，让人联想到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讽刺： 一个人必须有一块石头般的心才能在不发出笑声的情况下阅读小内尔的死亡。”

除了贪婪之外，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守卫的观点使这些自视为保守派的爱国者出奇地容易将他的忠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瞥一眼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可能的调查对象，就会发现保守派人物中固定的出场阵容。我们以前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部的保守主义集团深深沉浸于其政治对手的文化悲观和仇恨中，以至于它的许多追随者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将其交到纳粹侵略者手中。

保守派感到自己正在阻止野蛮的横行，因而经常导致其在更美好的过去中寻求安慰。如果改革派相信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明天，那么保守派就试图建设一个更好的昨天了。什么是怀旧但看上去倒退的乌托邦主义？

保守派常常被指责迷恋上世纪五十年代（关键词：《把它留给海狸》[14]），尽管他其实更有创意。如果你提醒他那个时候最高的边际受益税率是91.5％，他可能会注意到，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 ）私下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就像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总是声称的那样。然后，他就会将倒退的乌托邦定位于更远的过去——比如在罗斯福创建社会保障之前。

但就算是在乌托邦式的过往这个木制品里总是会有白蚁的。鉴于在大部分美国历史中都可以发现进步的趋势，过往不再是个人主义的没有污染的世外桃源。想象中的乌托邦必须定位于更远的过去，或附加于可疑的历史原因上去。

这并不需要深度心理学家弄清楚为什么很多保守派人士就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宝贵“遗产”或他们作为同盟法律重新制定者的动机如此小题大做。福克纳说，对每一个南方男孩来说，1863年7月的那个下午还没到两点的时候，大部队就在铁栅栏后面就位，枪支在树林里摆放准备好，卷起的旗帜已经松开等待扬起。不知何故，如果你热诚地足够相信过去，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国会大厦的一位宗教保守派曾经告诉过我，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所有的一切都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倒台而毁灭。我在想为什么不是1071年曼齐克特之战呢？为什么不是476年罗马的倒台？这个过程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到达伊甸园。

从伊甸园中被驱逐出来不断地在保守派神话中重演。这是不可避免正在衰败的19世纪左派信仰的镜像。它们都是谬论，因为这不是历史前进的方式：我们有青霉素，但是我们也有核武器。任何时代都表现出进步和倒退。

保守派的怀旧之情不仅成为更大的哲学错误，而且成为更强更固执的愿景，特别是在社会危机时期。左派承诺进步是具有纲领性细节的零售式竞选政治，选民将能够通过时间来判断这一进展构想是否在物质上奏效。

另一方面，对更美好的时代的怀念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可能的政治计划。但是它的情感力量恰恰在于其如此强烈的私人化以至于它不容易被驳斥：可能每一个特朗普的选民对于美国伟大在哪以及候选人利用那个标语准备重建什么有稍微不同的构想。

这些选民中的许多人告诉记者，他们知道特朗普不会恢复煤炭工作或钢铁工作，或者给他们覆盖面更广的更便宜的医疗服务，或者满足任何恢复伟大的标准。有人在表达对于他们年轻时更美好时光的留恋，这令人欣慰的幻想只是让他们感觉更好。 为了符合宗教原教旨主义融入美国的保守主义，这种倒退的乌托邦主义是以信仰为基础的。

但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勒（Robert Musil）警告说，无论这种信仰如何起安慰作用，“一个人不会在他自己的时间里生气而不受到一些损害。”

五年前，我写过共和党不断增长的专制主义，这个思维模式解释了基地的领导崇拜，好战，不容外团体，以及关于契约性私人问题的创伤神经症。但是我低估了这种举止陷入对特朗普类似北朝鲜的人格崇拜的速度。我也错误地将“保守派”与“右派”区分开来，这两个概念正在迅速成为同义词。

正是德国心理学家威廉·赖克（Wilhelm Reich）观察纳粹夺取政权的情况，并对专制主义心态十分了解，他发现了专制主义人格在政治上自相矛盾的本质。专制者的追随者表现出对当权者的反抗的同时也渴望权力——只要他自己部落的巫医在铸造符文和挥舞鞭子。

自从比尔·巴克利（Bill Buckley）在耶鲁是一个坏小子以来，战后的保守主义者就幻想自己是反对压迫性大政府，政治正确和咄咄逼人的精英的反叛者。 这已经以茶叶党[15]（ Tea Party）定期威胁缺乏主权的国家的可笑的举动而结束了。然而，这些反叛者还要求侵入性的社会立法，进一步巩固强权的经济政策，并像帽贝一样依附于像特朗普这样的专制主义骗子。

2006年，在乔治·W·布什第二任期期间，心理学家罗伯特·阿尔特迈耶（Robert Altemeyer）将专制主义者写成是他所看到的趋势的外行指南。他对共和党的基础核心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描述鉴与特朗普和罗伊·摩尔甚至更为相关：

他们非常顺从于当权者，以当权者的名义进行侵略，传统地坚持每个人都应当按照当权者的命令来行动。他们非常容易被煽动，自以为是，对他们有很大的敌意，他们很容易指导各种外群。他们很容易被煽动，容易被领导，而不愿意自我思考，对事实和理性无动于衷，反而依靠社会支持来维持自己的信仰。他们对团体的忠诚度很高，拥有厚厚的一堵墙似的，高度区分的思维，在判断中使用了很多双重标准，有时出人意料地毫无原则，而且常常是伪君子。

专制叛乱是保守派为了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我们与布莱特巴斯[16]和詹姆斯·欧基夫一起看到的敌人而作出的违法的兄弟会诡计的关键。我怀疑，即使没有涉及经济利益，右派下意识的反环境主义与青少年需要对礼仪嗤之以鼻上有类似的理由。但是这些反叛者在自己的部落内要求严格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和忠实的服从。

这种保守主义的反叛倾向吸引了令人讨厌的寻求注意力者，他很乐意为他的行为找到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政治化的时代里，即使像“圣诞快乐“这样一个欢乐的社会问候从专制的反叛者口中说出时，能成为一个寻衅的挑战。

1933年，纳粹党员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是但泽市参议院议长兼征服波兰的支持者。但到了1936年，他逃离了德国，被永久流放，并于1938年写下了《虚无主义革命》（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这个反动派主力很奇怪，像一个保守的“从不特朗普”（Never Trump），他激情地争辩说，希特勒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他的革命比劳森宁和其他反动派期待的德国民族的复兴以及对付波兰走的更远。

劳施宁把军国主义的保守主义和纳粹主义区分开来的意愿带有事后制造借口的味道：德国魏玛的右翼虽然缺乏纳粹那种可怕的一心一意的专注，但仍然为希特勒通过不断诋毁议会机构篡改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他预言纳粹革命将破坏所有的价值观使之变成虚无，最终成为史无前例的旋风般的物质毁灭，这远比对领导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客走向战争爆发的评价更有见地。

唐纳德·特朗普并没有操纵美国的保守主义，它在他身上达到了逻辑高潮。 1980年以后的保守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它的独裁主义; 诋毁理性和教育; 不惜一切代价执着于权力; 摩尼教，非黑即白的思维; 世界末日，宗教原教旨主义心态; 偏执狂，即使已经掌权也有如笼中困兽的感觉; 黑社会的欺骗，不诚实以及缺乏原则，不论是被像特朗普这样容易识破的骗子还是纽特·金里奇这样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实践——都会导致虚无主义和盲目毁灭。

有些破坏是制度上的。美国共和国历史最悠久，最高级的内阁部门国务院正在被系统地废除，其他几个机构也同样如此，像环境保护局。其他诸如财政部或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在腐败中。共和党占了大多数的国会已经沦落为一个无能的假议会，就像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6]（Francisco Franco）统治下的西班牙国会一样。

由于不文明现象在不知不觉间的常态化，对文明的无情侵蚀可能更危险。当美国总统在童子军仪式上致辞时使用亵渎的话，当对性感到恐惧的福音派教会的伪君子支持和捍卫一个被可靠指控的儿童猥亵者时，我们正在经历着一种礼仪和道德观念的革命，丢掉了所有原则。

我们已经看到了无意识的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比如破坏筹集数百万人的医疗保险费的平价医疗法案，或者废止在洪水泛滥地区制定标准的政策，这是任何财政保守派都应该会支持的明智措施。为什么？特朗普不得不报复奥巴马，后者是在2011年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嘲笑他的人。

特朗普在2017年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大型童子军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其演讲内容过分涉及政治，陆续批评了奥巴马、希拉里和美国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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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像猴子一样的愤怒在外交政策上变得非常严重。他威胁北韩的“激怒是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听起来奇怪，像是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歇斯底里地称颂德国武器可怕的破坏力。《谈话要点备忘录》（Talking Points Memo）的编辑乔西·马歇尔（Josh Marshall）针对特朗普有可能像参孙[17]一样推倒圣殿这样说道：

特朗普所能做的就是破坏事物...特朗普被越多的敌人包围，更多人攻击他，他就会猛烈抨击更多的人...他越是混乱，不受欢迎和被放弃，他越是加快行动和一开始引导他们的方向。这是一个自我强化，自我延续的循环。由于特朗普的愤怒是他独特奇异的特性，他可能会试图摧毁他周围的人，即使他垮台也一样。 而你也属于他周围人中的一个。

但是特朗普并没有从无辜的美国人民上方的天空坠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众对政府，社会其他群体以及民主本身的怀疑和冷嘲热讽一直在稳步增长。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关于任何政府都能胜任的些许的犬儒主义[18]是健康的），但是保守派宣传人员的每一个举动总是激起怀疑和愤世嫉俗的激烈程度能够使得这些感受凝结成偏执和虚无主义。

在2016年的大选中，显然很多选民内心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没有什么可输的，他们愿意在一个精神不稳定的候选人身上孤注一掷，将其推到事实上可以全权使用核武器的位置上。一位选民告诉民意测验专家，他用中指投了票。很难找到比这更简洁地虚无主义表达。46％多数的共和党人赞成与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可能会恶化为核冲突。

我所描述的模式在许多直到最近以西方民主而著称的国家中都有所体现。匈牙利是边缘法西斯主义者; 波兰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几十年来，德国是欧洲稳定的支柱，在联邦议院有94个本土主义右翼政党成员。英国已经退出欧洲，仇外心理正在增长。特朗普并不孤单，总有一天，在这里或其他地方，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新的领导人，不仅拥有特朗普的狂妄和蛊惑人心，还拥有他所没有的能力。

被认为代表民主，宽容和民间启蒙的政党已经腐败很久了，不再迷恋自由放任经济与给一般公民提供少许帮助的社会信条。这些政党或许能够实行防御性战斗，获得暂时的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像右派那样的新类型的令人信服的构想，他们关于祖国的黑暗神话被敌人所围攻，其真实的信仰被异教徒亵渎。

但是人们不想要养老金，不想要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不想要一个干净的环境吗？ 保守派不会给他们这些东西。但是人们也想要其他的东西，至少是断断续续的，特别是在有社会压力的时候：飘扬的旗帜，火炬点燃的集会，李·格林伍德，还有愉快的有益健康的“两分钟仇恨[19]”（ “two minutes hate”）。以赛亚·柏林所谓的歪斜的人性木材并不总是形成先进构想的理想材料。

如果左派，如果所有反对特朗普主义的人都要批判性地看待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就会受益。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信仰的中心原则是进步通过一种机械棘轮效应发生，这不是真的。历史的弧线也不向正义倾斜。自由主义者以一种一本正经的方式说他们的对手“处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历史不站在任何一方。

仅仅在七十多年前，西方文明几乎崩溃成暴力的地狱，将欧洲从法国沿海地区摧毁到伏尔加河。文明的力量盛行，但很勉强而且含糊不清。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了，但是胜利者建立的核武器构成了浮士德式交易[20]，这些胜利者中的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仍然暴涨。一些调查我们的战后外交政策的人可能会说，美国从战争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如果我们的机构有缺陷，无法检测出目前保守派对伦理道义，人道主义理想和客观现实本身的攻击，那么在这百年间第二次伟大的虚无主义革命中，我们可能注定是生或死还为时太早。最近有一些令人鼓舞的选举迹象，一些美国人正在克服他们的冷漠，抵制这场革命的煽动者。但是，接近四分之三的阿拉巴马州白人男性选民（和绝大多数白人女性选民）选择了一个明显不正常的我已经概述过的运动的拥护者，这一事实表明捍卫自由民主和人类道德，抵御约瑟夫·德·梅斯特的黑暗设想是一项不能松懈的持续的任务。

翻译文章：

Mike Lofgren, Will Conservatism End in Nihilism ? January 3, 2018

文章来源：

https://washingtonmonthly.com/2018/01/03/will-conservatism-end-in-nihi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