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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终究会凋零，会死去。随着时代远去，能使我们回顾那些老兵的，或许只有影像了。
摄影◈Sasha Maslov 编译◈小南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away.” （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当麦克阿瑟在国会上发表这篇《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时，这位服役了近半个世纪的五星上将的言语中充满了对自己戎马一生的肯定与自豪。
这句话是“二战”时流行的一句军歌词，经这样一位视国家利益为上、战功赫赫的将军之口说出，引起无数老兵和普通人的共鸣与感慨。
然而，老兵终究会凋零，会死去。随着时代远去，能使我们回顾那些老兵的声影、不会凋亡的物质，或许只有影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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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bert Killian，奥地利
我离家时15岁，回家时已经28了。我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和姐姐仍在世。战争结束后在一个贵族的领地上伐木，因为要结婚没继续干下去。
对我来说，从一个充满罪犯的战争社会融入现在欧洲社会实在太难了……我觉得自己是个身在祖国的外国人。
△ Francois Savard，加拿大
欧洲战事平息后，我加入了“飞虎队”。我的两个兄弟同样参加了二战，只有一个回来了。
1984年，我从行政部门退休，从此开始旅游、野营、在“老兵之家”会友。
△ You Guang-Cai，中国
1938年3月，日军进攻徐州。在爱国精神的驱使下，我跪下向母亲告别，只身前往黄埔军校，在1939年尾的时候成为第十六期毕业生。后来我当上了黄维身边一个负责警卫的别动队的排长。
△ Claire Keen Thiryn，英国
我的家庭在比利时抵抗团体的活动中负责传信，有时还保护犹太人。战后，我去了英国，并在1956年当上了英语教师。我有四个孙子，其中最大的孙子和孙媳生活在布鲁塞尔。
△ Johannes Teravainen，芬兰
战争胜利后，我对回到平民生活十分激动。但有时很荒诞，因为一些年轻的芬兰人问我们在战争中杀人快不快乐。我在艺术学校学习了风景画。我和妻子不能生育，就收养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 Robert Quint，法国
我毕业后在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工作，直到1942年德军入侵。我忍受不了充斥在学校、商店和房屋里的德军，看不惯犹太人被赶上火车带走，于是加入了抵抗组织。
△ Joseph Koen，希腊
打仗的时候，我家换过六次房子，直到别人告诉我们德军的占领结束了。战争结束后我去了大学，当了建筑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子承父业，一个是艺术家，还有个很棒的小孙子。总之，我和我的家庭活得很快乐。
△ Lydia Zellner，德国
有一次“党卫军”军官问我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捐，我说有一台坏的打字机，军官不信，试了试之后就走了。
德国战败后的第一年，我们这些平民没有过冬的装备，熬过了冬天。我再也不想像那样挨冻了。
△ Otto V. Koos，匈牙利
我被判25年监禁，罪名是攻击苏维埃军队。但这很扯淡，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乌克兰起义军，而他们现在就跟我关在一起。我的亲人全在战争中去世了。1955年11月21日，我重获自由，回到布达佩斯后，又被警察抓了。1956年11月8日，我被放了出来，九天后，我结了婚。
△ Shiu Dagar，印度
我的父母想要我上学，但我不想在那可怜的教育中浪费时间。18岁时，哥哥鼓励我参了军。英国人教我们使用武器和车辆，他们不仅对新兵态度差，工资给得也少。英国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作战成功，就让印度独立。
△ Nicola Struzzi，意大利
1942年，我被国家征兵，在罗马登记成了一名伞兵。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就被送到突尼斯。着陆后不久就被被俘了。意大利战俘被美军接管，但我倒霉地被法国人带走了。关押在卡萨布兰卡时，我逃到美国战俘营，结果被送到法国那里……后来我逃成功了。
△ Anna Nho，哈萨克斯坦
1941年我听到战争爆发，于是自愿报效国家。我加入共青团，成为北高加索阵线的一员。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在白天挖战壕，后来我接受医护课程，成了战地护士。1943年，斯大林要求所有未满年龄的志愿兵撤回，所以我就回家了。
△ Alfred Martin，北爱尔兰
1942年9月，我作为飞机上的一员突袭了德国汉堡和杜塞尔多夫。后来一次任务中飞机被击中，发动机起火，我们被迫跳机。我幸运地逃回了英国。1952年，我向1943年回家认识的姑娘求婚，次年完婚于多伦多，并在纽约度蜜月。
△Urszula Hoffmann，波兰
我读中学的第四年，战争开始了。我和同学组成了一个组织，自称“海狸”，后来并入了地下抵抗组织。
“海狸”最初的任务很广泛，包括给孩子们提供基本的教育和传信，后来开始搞破坏。
△Anatoly Gavrilovych Uvarov，苏联
我从1944年开始在小型潜艇M-201上服役。有天我值夜班时，从广播中听到德国投降了，但我不能破坏纪律叫战友起来。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高兴坏了。回到基地后，人们放起了烟花。
△George Simpson，苏格兰
我还记得1944年10月在德国时的那次受伤。有一天，我们团准备巡逻时发生了交火，我的左手臂被打中了。我当时没察觉到，直到枪战结束，上级清点人数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受伤了。
△Mihael Butara，斯洛文尼亚
我在1941年第一次接触“盖世太保”（德国国家秘密警察）时就被他们攻击了，但我决心要继续行动。战争在1944年5月结束，尽管德国几周前就投降了，但仍有一部分德军的几个旅和装甲军队在和当地人作战。
△JP Jayasekara，斯里兰卡
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我们无比高兴，但广岛和长崎核爆的细节也震惊了我们。
战争结束后我的家庭开了一家面包房和一家旅馆，我开始对农业感兴趣。我还写了一本锡兰阵亡军人的书，因为许多游客来认亲。
△Jerry Berk，美国
当战事接近尾声时，一辆挤满法国奴隶苦工、大屠杀受害者的火车要从德国回国。我们要挑出身体虚弱的人送去医院，一个女人请求说：“中士，我不想去医院。我要是死去，也要死在法国，而不是德国。”
后来我游览巴黎时巧遇了她，她在临摹《蒙娜丽莎》。
△Richard Thomas Pelzer，威尔士
19岁生日那天，我参了军。经过基本的训练后，我被派到一家港口维护公司进行水下爆破作业。之后又去了苏格兰一个秘密的人工港。在一次铲平堡垒的作业时，我最好的朋友被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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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Veterans）”系列的灵感来自2010年的一张肖像照片，那是摄影师萨沙·马斯洛夫（Sasha Maslov）在自己的摄影展上拍摄的参观者——一位“二战”红军机械修理工。
为此，他游历了20多个国家，拍摄了不同的人群——战士、医护兵、工程师、党员、抵抗组织成员、战俘、大屠杀幸存者和平民。
“每一个参与了战争的人，无论是士兵或将军，战俘或守卫，医护人员或工程师，共同使世界形成了现今我们所见和所感的样子。”
“老兵”部分源自萨沙拍摄正在逝去的一代的愿望——他们临近“生命的终点线”。同时，他想反映不同国家的人们的经历。“我拍的这些人曾卷入了如此大规模的事件，现在就像宇宙大爆炸后的物质一样被抛在世界各地。”
当被问及他在拍摄中遭遇的最出乎其意料之事时，他说：“我每每对人们表现出的遗忘程度以及我们心存敌意的程度感到惊讶，真是两个极端。”
限于篇幅，上面的人物只是“老兵”中的一小部分，简介也是零散的，对理解此人比较完整的一生有“断章取义”之嫌。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摄影师官网看到完整的叙述。
参考链接：
http://veterans.sashamaslo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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