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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到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所引发的讨论，种族冲突、社会撕裂让各个组织都在反省自身的角色，新闻媒体也无法置身事外。在美国的一些主要新闻出版机构，有员工为工作环境欠缺种族多元性而提出抗议，甚至请辞。
当然，这并非美国独有的问题。路透研究所近日审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南非及巴西的一百间新闻机构，发现这些主要媒体的高级编辑远比它们的读者要“白”。整体而言，五个国家的合共88位高级编辑当中只有18%是非白人，但五国人口当中却有41%为非白人。在巴西，非白人占总人口的大多数，非白人高级编辑却只有一位；在美国，则有两位。
至于全球调查新闻行业的种族结构，则鲜有确切数据。不过，考虑到调查新闻是许多人的理想职业，而且不少业内人士德高望重，人们忧虑这个领域依然由过於单一的族群把持。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最近就举办论坛，探讨业界如何能够招募更多元的调查新闻团队。
以下的访谈，受访的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出，调查新闻行业仍然难以吸引、培训及留住有色人种的、以至其他多元背景的记者。
“我渴望投身调查新闻行业已久，但也总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怕。”南非调查新闻团队 amaBhungane （一间非营利新闻调查机构，全球深度报道网此前有对其进行报道）前记者 Zanele Mji 表示：“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一位跟我一样的调查记者。”
南非调查记者 Zanele Mji. 受访者供图
Zanele Mji 今年32岁，是一位南非黑人女性。早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已有黑人记者苏马洛（Henry Nxumalo）和那卡沙（Nat Nakasa）名留青史，但 Zanele Mji 回想起自己投身调查新闻行业的2017年，业内赫赫有名的有色人种、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仍然寥寥无几。路透研究所发现，南非新闻编辑以非白人占多数，比率为68%。
Zanele Mji 参与的调查报道，披露了印裔南非商人古普塔家族与南非前总统祖玛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揭示了南非土地所有权制度依然对黑人充满偏见。然而，当所谓的“古普塔文件”占据南非各大报章的头条，但 Zanele Mji 的报道仍被人视为出自“受了委屈的可怜黑人”之手，“我这才了解到，南非这样的运作方式是极度的不公义的。”
2018年，Zanele Mji 关于土地强制拆迁的这系列调查报道获得 Taco Kuiper 调查新闻奖的特别奖。然而，即使是草草地浏览这些重量级奖项的近数年入围名单，也能发现它们欠缺多样性。
不只有揭示跨国贪污勾当的调查报道才称得上具影响力，本地故事也非常重要。印度调查新闻机构“新浪潮”（Khabar Lahariya）发现，遭贫困农民遗弃的流浪牛，原来是气候与社会问题的征兆，顺藤摸瓜可以了解印度北部气候危机为何持续恶化，以至国家政策如何忽视贫苦大众。
“新浪潮”聚焦于边缘化土著及贱民妇女的故事，那是一个在印度种姓制度中被排斥的种群。让“新浪潮”创办人 Meera Jatav 为之自豪的是，关于流浪牛的这项调查报道发表过后，议题持续发酵，甚至上升成为北方邦议会及印度议会的辩题，促使邦政府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拨出44.7亿卢比，用于协助农民维修牧场、在村落之间分配流浪牛只等，从而解决流浪牛所衍生的各种问题。
“新浪潮”的雇员团队几乎是全女班，号称读者数量已有八万；至此，Meera Jatav 进一步创办女性主义媒体机构 Chitrakoot Collective，机构正正以所在地奇特拉库特县命名。
“父权制度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家居到社会，我们对抗他、应付他，还与他讨价还价。”Meera Jatav 续道：“要有一份工作，要能自由地外出，甚至要从事新闻报道，这对我们女性来说是日复一日的漫长斗争。即使在今天，女性在这个领域的声音依然没被听见。”
在横跨二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Meera Jatav 曾经被嘲笑、诋毁，也反复被官员查问她的种姓阶层及专业资格，只因对方不相信一个贱民女性能够担当调查记者。
当 Meera Jatav 和“新浪潮”、Chitrakoot Collective 的其他女性以记者身份向官员问责，官员总要求知道她们的姓氏、或者她们父亲的职业，从而确认她们的背景，再判断她们是否值得给予认真回复。
在新闻编辑室，这类偏见也非常普遍，只是它们往往以比较微妙的方式出现。Chitrakoot Collective 编辑 Priyanka Kotamraju 表示：“每一家机构都有看门人。不论是非牟利组织还是全国性媒体，贱民或所谓土著记者的存在都微不足道。即使在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带着贱民、土著这类背景而坐上高级编辑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