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强第四
【题解】
去强，即去除刚强。商鞅认为，当民众太过刚强，就会不遵从国家的法令。不遵守国家的法令，就无法专心农战。因此，商鞅所谓的
“去强”，不是去除民众身体上的刚强，使之虚弱无力，而是要去除其心理上的刚强，使之不敢不遵从法令。为了去除民众心理上的刚强，就必须去除儒家思想的“毒害”，因为正是儒家鼓吹的礼、乐、《诗》、《书》、慈善、修身、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廉洁、善辩这些东西蛊惑了民众的内心，使得他们不再认真贯彻君主的命令，不再专心从事农战。惟有当民众的内心变得简单纯粹后，才能够专心从事农战，才能够实现民富国强。然而，国家光是能让民众致富还是不够的，因为民富之后，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骄奢淫逸的情绪，即商鞅所谓的 “六虱”。六虱的滋生，妨碍了民众下一阶段继续专心农战。于是商鞅认为，国家在“令贫者富”之后还要能设法“”令富者贫”。只有当富裕后的民众再次产生贫穷感，才能使其重新为了致富而专心农战，从而实现国家的持续富强。总之，在商鞅看来，民众就是国家实现富强的工具，本章讨论的就是在微观上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作为工具的使用效率，以及在宏观上如何管理控制好这些工具。
【原文】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
①；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少物，削；国多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白话】运用使民众刚强的方法来清除不遵从法令的民众，国家就会被削弱。运用使民众柔弱的方法来清除不遵从法令的民众，国家就会变强大。国家推行慈善之政，则奸邪之人就一定会多。国家富裕，却用使民众贫穷的办法来治理，这就叫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会强大。国家贫穷，却用使民众富裕的办法来治理，这就叫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会衰弱。军队能实施敌人所不敢实施的行动，就会强大；在军国大事上能采取敌人羞于采取的行为，就会有利。君主贵在多谋善变，国政贵在稳定少变。国家财物少，就会削弱；国家财物多，就会强大。有一千乘兵车的国家，只能守着一千件财物，就会削弱。战事妥当，士兵用命，国家就会强大；战事混乱，士兵懈怠，国家就会削弱。
【姚注】
①
《商君书
·弱民》记：“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意思是说：民众贫穷就会努力致富，努力致富后就会放纵游荡，放纵游荡就会产生虱害。因此，如果民众富裕后又不用他们去打仗，那就让他们把粮食拿出来捐纳官爵。当每个人必须靠自己努力耕种粮食才能获取官爵时，农民就不会怠惰。农民不怠惰，六种虱害就不会产生。因此，国家富裕而用使民众贫穷的办法来治理，国家就会强上加强。
【原文】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
①：曰“岁”②、曰“食”③、曰“美”④、曰“好”⑤、曰“志”⑥、曰“行”⑦。六者有朴⑧，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以法治者，强；以政治者，削；常官治者，迁官。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劳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白话】农民、商人、官员这三者，是国家常备的职业。在这三种人中，会产生六种虱害，分别是：岁虱、食虱、美虱、好虱、志虱和行虱。这六种虱害一旦生根，国家就必定会被削弱。农民、商人、官员这三种职业的根，在三种从业人员身上，而六种虱害的根，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用法律来治国的，国家就会强大。用政教来治国的，国家就会被削弱。依法办事的官员把政事治理得好，就给他升官。治国的动作大，国家的力量就小；治国的动作小，国家的力量就大。让民众变强，国家就会越来越被削弱，让民众变弱，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采用使民众变得刚强的办法来整治刚强的民众，就会导致亡国。采用使民众变得柔弱的办法来整治刚强的民众，就能称王天下。国家强盛而不对外发动战争，就会在内部产生毒素，礼乐之类的虱害就会产生，国家就必定会被削弱。于是，国家就要对外发动战争，将毒素灌输到敌国，这样国内就不再有礼乐之类的虱害，国家就必定会强大。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会强大，虱害产生，国家就会被削弱。农民少、商人多，就会导致官员变穷、商人变穷、农民变穷。这三种职业的人都变穷，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
【姚注】
①
虱：寄生在人畜身上吸食血液的害虫。
②
岁：农民年终大摆宴席。
③
食：农民平常大吃大喝。
④
美：商人贩卖华丽衣物。
⑤
好：商人贩卖珍稀玩好。
⑥
志：官员思想营私舞弊。
⑦
行：官员行为消极怠惰。
⑧
朴：根本，根源。
【姚论】
在商鞅所列的
“六虱”中，岁虱、食虱为农民之虱，美虱、好虱为商人之虱，志虱、行虱为官员之虱。按照商鞅不遗余力奖励农耕的政策，粮食必定会大幅增产，民众必定会快速致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劳动热情的降低和享乐情绪的蔓延。于是，农民平常大吃大喝，年终大摆宴席；商人贩卖的不是农耕作战用的武器和生产资料，而是休闲享乐用的服饰和珍奇古玩；官员也不再克己奉公、尽忠职守，而是营私舞弊、消极怠惰，这些都会严重妨碍到国家奖励农耕的政策持续推进，故而商鞅将其称为虱害，即寄生于此而又终究反过来伤害于此。虱害长期得不到整治，就会产生毒素。为了清除毒素，就必须对外发动战争，把毒素灌输到敌国。因此，对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来说，作战之目的绝不只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也不只是为了掠夺土地财货，而是基于自身的生存本能，非对外作战不足以清除体内的毒素。可是，一旦四海归一，天下一统，不再有战争，那又当如何清除毒素呢？对此，商鞅没有回答，秦朝也没有找到答案，所以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十五年后，在秦始皇病逝的三年之后，大秦王朝就灭亡了。当然，我们不能对商鞅太过苛责，毕竟他当时的任务只是为偏居西陲的弱秦谋划强国之策。至于国家日益强大，乃至于兼并六国之后的天下该如何治理，这就不该由一百多年前的商鞅来给开药方了。
【原文】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①。
【白话】国家有礼、乐、《诗》、《书》、慈善、修身、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廉洁、善辩。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驱使民众去打仗，就一定会导致国家的削弱，以至于灭亡。国家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可以驱使民众去打仗，就一定会使得国家兴盛，以至于称王天下。国家用所谓善良的民众来统治奸邪的民众，就一定会混乱，以至于被削弱。国家用所谓奸邪的民众来统治善良的民众，就一定会得治，以至于强大。国家采有用《诗》、《书》、礼、乐、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慈善、修身这八种思想来治理，那么一旦敌人来入侵，国家就会被削弱，即便敌人不来入侵，国家也一定会贫穷。不采用这八种思想来治理国家，则敌人就不敢来入侵，即便来了，也会被击退。如果兴兵去讨伐别的国家，就必定能够夺取土地，夺取土地之后，就必定能够占有。如果按兵不动，不去攻击别国，就一定会富足。国家注重实力，就叫作通过困难的方式进攻；国家喜好空谈，就叫作通过容易的方式进攻。国家通过困难方式进攻的，动用一分的力量就可以获得十分的成果。国家通过容易方式进攻的，动用十分的力量就会丧失百倍的利益。
【姚注】
①起一得十：意即出力少而收益多。出十亡百：意即出力多而损失更多。
【姚论】
《韩非子
·五蠹》记：“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因此对于推行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学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揭发，令尹道：
“杀掉他！”令尹认为，直躬虽然对君主正直，可是对父亲却是不孝，结果判处他有罪。由此看来，君主的直臣，在父亲那儿却是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道：“我家有老父，如果我战死，就没有人赡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提拔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在君主那儿却是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从此楚国的坏人坏事就不再有人向上告发；孔子奖赏逃兵．从此鲁人作战时就很容易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关系是如此的不同，可君主却既要推崇个人的品行，又想要谋求社稷的福利，这是一定没有指望的。
因此，商鞅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的真正内涵，并不是指他不喜欢善良的民众，而只喜欢奸邪的民众。这里的“善民”和“奸民”，是站在儒家价值观的角度来评价的。法家认为，要想让国家富足强大，就必须确保法律的至高无上和唯一权威。可是，当儒家又带来孝悌仁义这些价值观后，法律的唯一权威性就遭到了严重挑战，民众就有了各种借口以逃脱法律的规范和制裁。所以商鞅说“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就是说国家必须先把儒家的这些孝悌仁义的价值观全部清除干净，才能够自上而下地推广法治，才能够令国家强大，乃至于称王天下。
【原文】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白话】加重刑罚，减轻赏赐，那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也会拼死为君主效命。加重赏赐，减轻刑罚，那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拼死为君主效命。兴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就为君主所用且敬畏君主；使用赏赐，民众也能为君主所用，且爱戴君主。国家没有实力，却要玩弄智谋机巧，就一定会灭亡。对胆小的人动用刑罚，就必定能让他们变得勇敢。对勇敢的人实施奖赏，就能让他们愿意牺牲。胆小的人变得勇敢，勇敢的人愿意牺牲，国家就不会有敌手，就会变得强大。国家强大后，就必定能称王天下。对贫穷的人动用刑罚，就能让他们变得富裕；对富裕的人实施奖赏，就能让他们变得贫穷。治理国家就是要能让贫穷的人变富，让富裕的人变穷，这样国家就会实力雄厚，实力雄厚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称王天下的国家九分刑罚、一分赏赐，强大的国家七分刑罚、三分赏赐，被削弱的国家五分刑罚、五分赏赐。
【姚论】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这句话看似不合常理，实则是有深刻见解的。所谓“重罚”，本意不在于虐待民众，而是要使民众戒慎恐惧而不敢犯法。所谓“轻赏”，本意不在于吝惜赏赐，而是不能滥用赏赐，必须使赏赐与功劳相当。重罚以使民众不敢作奸犯科，轻赏则使民众不敢投机侥幸，这就是君主对民众的爱护，民众也只能用实际行动来拼死为君主效力。后文所说的“怯民使以刑，必勇，贫者使以刑，则富”，就是要以重刑来迫使民众作战时不得不勇敢，耕作时不得不努力。作战勇敢，便有军功；耕作努力，便能致富，以达到“上爱民，民死上”的效果。至于“富者使以赏，则贫”，则是为防止农民富裕后产生岁虱、食虱，于是鼓励他们将余粮交给国家以换取爵位，通过削减他们实质财富水平的办法，来迫使农民来年不得不继续努力耕作。商君认为，治国者不但要能令贫者富，还要能令富者贫，否则的话，国家就会陷入六虱的泥淖而被削弱。
【原文】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作壹百岁，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威，以一取十，以声取实，故能为威者王。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故攻官、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
【白话】国家专心从事农战一年，就能强大十年；专心从事农战十年，就能强大百年；专心从事农战百年，就能强大千年。能够强大千年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国家有威信，就能以一取十，先声夺人，因此能树立威信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能积蓄实力，却不能释放实力，这样的国家就叫作
“攻打自己”的国家，一定会被削弱。能积蓄实力，也能释放实力，这样的国家就叫作“攻打敌人”的国家，一定会强大。因此，在对付官员，对付民力和对付敌人这三件事上，国家能够妥善运用其中两项而舍弃一项的，国家就会强大。如果能三项都妥善运用，就能树立威信，就能称王天下。
【原文】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
①。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
【白话】政事在十里之内才能决断是非的，国家就弱；在九里之内就能决断是非的，国家就强。在白天就能把当天的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在夜里才能把当天的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会强大，留到隔天才能把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姚注】
①《商君书·说民》记：“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商君书·靳令》记：“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这三处记载虽然于数字上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越是能在小范围内决断是非的国家越好。其缘由在《说民》一章有详细阐述，故此处暂不讨论。只是为叙述方便，我们可将《商君书》的观点统一为：“十里断者弱，九里断者强，五里断者王。”
【原文】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
①。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白话】登记好民众的人数，活着的要记录在户口册上，死了的要从户口册上删除。这样一来，民众就不能逃避赋税，田野上就不会有荒地，那么国家就能够富足，富足的国家就会强大。
【姚注】
①
削：古时以竹简编为账册，除名时用刀刮削竹简，故称“削”。
【原文】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