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五种范式与反思

一、研究方法及相关说明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媒介工具的快速发展应用，尤其是新媒体与移动通信互联工具、载体的深度融合，人们基于权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所催生的网络抗争政治议题日渐多元多样。特别是随着线上线下抗争政治场域的空间转换和实践联动，基于网络抗争动员引发的全新议题和发展态势，不断引发学界的跟踪关注和理论回应。围绕网络新媒体在影响政治参与、抗争动员和网络集体行动中所发挥的变量作用，正不断激发关联议题的扩展和研究旨趣的提升。当前，有关互联网新媒体与抗争行动之间的媒介关系研究日益增多，并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议题，这也使得现有研究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不断跃升。要想在如此繁多和无序的既有文献中，全方面立体化的呈现总体研究脉络和演化过程及未来新趋势，围绕“网络抗争动员”关联议题，进行文献综述和检视，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文献回顾和研究主题、关键词及分析框架的分类汇总，也有助于我们快速聚焦现有研究内容，并从繁杂的主题、概念变量和分析框架中萃取我们所需的研究经验和实践智慧。

为了更加精准和尽可能的全面呈现既有研究文献，本次文献回顾围绕“网络动员”、“新媒体动员”、“网络抗争”、“网络集体行动”、“网络公共治理”等核心关键词，基于对中国知网（CNKI）（2004-2015）[1]期刊数据库近十余年的文献检索分析和文献评估。其中，检索期刊文献，使用主题检索字段，精确检索，未进行专辑和期刊类别限制，分别检索关键词：网络并且政治动员、新媒体并且动员、网络并且集体行动、网络并且抗争、网络并且公共治理，分别检索出来的统计结果是56条、140条、237条、178条、239条（参见图1-1），按照期刊文献的发表年度时间和发文数量汇总曲线图如下：

图1-1 国内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关联主题关注度

资料来源：作者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期刊文献（2004-2015）检索绘制而成

从国内近十余年来有关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文献发文情况来看，国内关于“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选题比较多，以2012年为研究拐点发文数量最多，现在呈现缓和递减趋势，而以“网络抗争”、“新媒体动员”等选题从2012、2013年开始呈直线上升趋势。这种较为显著的研究议题转换，同中国近年来现实—虚拟社会中互联网和新媒体抗争动员事件的频发有关，这催生着国内理论研究者追踪关注和持续探讨互联网与抗争行为、新媒体动员机制、网络公共领域重构以及网络社会资本等相关议题的内在逻辑关联。当然，随着近年来以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所提出的抗争政治研究新方法、新范式不断引入中国抗争政治研究新范畴，国内学者有关抗争政治对政权、剧目和机遇、抗争互动、抗争变异形式与常规形式的悖论关注[2]，也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点和兴奋点。

考虑到对互联网界面上的抗争行动和媒介动员的现象解读和过程描述，往往受制于特定情境和框架模式的限制，尤其是不同的认知框架反应出不同的客观环境和对事件信息反馈的知识结构，毕竟“认知框架是个体或集体经验、教育背景、理论素养、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长期习得的结果，它一方面相对独立于具体事件,另一方面又强有力地影响对事件的认知”[3]，因此，结合目前国内有关网络抗争动员研究文献的宏观梳理，我们在对既有研究文献予以总结和类比的基础上，按照关联主题的“分类解读模式”予以微观议题的分类解读和线条式总结凝练，这对我们快速找出一般化的概念词汇、理论模型和事件现象背后的认知框架，以便迅速加深对关联主题研究的熟知度和逻辑演化过程，从而为全面建构合理的本土化网络抗争动员及其治理的解释性框架大有裨益。

二、网络抗争动员的五种典型范式：文献梳理与挖掘分析

检视国内近十余年关于“网络抗争动员”关联主题的研究文献，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的全面理性视角对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网络（新媒体）及其抗争动员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网络群体性抗争事件的议题建构、网络抗争动员模式（线上线下互动过程）、网络公共话语、网络社会资本和网络公共领域重建，这些关联议题从多元化的视角对中国网络抗争动员的内在过程及其机理进行了比较阐释和动态解析，通过对文献的比较梳理和深度挖掘分析，我们大体可以提炼出五种典型研究范式[4]，即结构范式、情感范式、话语范式、工具范式、治理范式，基于这些不同研究取向和主题路径的选取，对于我们开拓和提升中国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学术视野及其领域空间的拓展延伸等具有重要借鉴和参考。

（一）“结构范式”：作为动员结构的网络及其抗争行动

作为新兴的抗争动员形式，现有的网络抗争动员行动研究倾向于从动员结构的视角，对其复杂过程和行动逻辑进行描述和阐释，并使得作为动员结构的网络抗争成为这一题域的主要解释范式[5]。比如，有研究者指出，作为转型社会中的网络行动，基于特定事件的舆论扩散再到社会表征的聚合和群体情绪化的裂变，网络界面上的舆论动员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化特征，并释放着巨大的能量[6]。但是，作为动员结构的网络抗争生成，又有赖于特定条件的允许和创设。比如，互联网建构的共意动员要想成功生成，就必须使得议题的建构合法化并遵循现有媒介运行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意动员，以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功[7]。作为动员结构的网络，关键是创造一种政治机会，即行动者们能够借助网络新媒体，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有研究者对40个拆迁抗争案例进行系统比较，指出中央干预与央媒支持性报道并存的“多渠道强干预”是抗争成功的充分条件，而“多渠道强干预”则取决于有利的制度环境和抗争者的多重混合框架化策略[8]。很明显，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其协同性作用发挥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9]。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有研究者从“去组织化”的视角对业主集体维权行动进行分析，指出在线业主论坛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互联网作为动员手段具有巨大潜力[10]。当然，不同的业主论坛在抗争信息传播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位置差异，一些业主论坛在抗争信息传播方面比另一些业主论坛更为重要，这种影响因素更多地与业主论坛自身的传播学特性而不是社会学特性有关[11]。实际上，互联网建构生成的公共领域平台和媒介化应用，互联网本身成为抗争行动者积极运用的媒介工具和媒介武器，而在这一抗争较量的关系场域中，政府也自然会被卷入其中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成为主导性力量[12]。从反向层面来看，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抗争结构，对社会抗争的兴起形式和结果以及对抗争主体的身份认同和行动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13]。作为动员结构的网络抗争运动，尽管有利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优化，也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给政治秩序稳定带来极大的难题[14]。总之，“结构范式”主要关涉网络抗争动员的结构因素和内在的文化制度空间，这种结构关乎组织动员的资源网络和人际沟通的渠道创建，体现在抗争动员框架和集体行动所处的内在文化情景之中的勾连。

（二）“情感范式”：基于情感驱动下的网络围观及其抗争动员

“情感范式”抗争动员行动，主要逻辑是把网民、行动者抑或抗争者的内在情感(emotion)要素作为解析抗争的关键指标，其最终的关注点在于明确推动抗争参与和围观行动的内驱动力和价值要素究竟有哪些。与西方“依法抗争”、“依理抗争”不同，由于受资源和参与渠道限制，中国的网络抗争往往表现出“以势抗争”、“以舆抗争”的形态，这种“情感动员”逻辑并不遵循理性算计的过程逻辑，愤怒、悲情、戏谑等情感成了事件发展的重要线索[15]。基于情感驱动下的网络抗争和动员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寻求心理和视觉上反差效果，以悲情逻辑寻求道义支持。有研究者对环境抗争案例比较分析，指出情感驱动下的怨恨心理存在特定的演化逻辑与再生机制，由“怨”到“恨”，由个体到群体，由分散到聚集，由原生到次生。这种怨恨心理既导致了显性的社会后果，也存在潜在的体制外行为，要防止“群体性怨恨”演变为“群体性事件”[16]。实践表明，中国当前的弱势群体抗争主要基于情感动员的逻辑来生成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这种“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其“悲情抗争”的机遇来则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17]。那么，情感驱动下的网络围观和抗争动员又是如何生成的呢？研究者们通过对个案比较分析和实践指标检验，指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18]。实际上，基于“情感范式”下的网络围观和抗争动员，现已由一般意义上的“自发型”开始转向“工具型”，从触发缘起、行动策略与演化过程来看，工具型网络围观现象已经呈现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19]。经验研究表明，基于情感逻辑和道义驱动下的网络围观和抗争动员，其有着独特的行为逻辑和现实隐喻。这不仅刻画出大众阶层面对社会问题时的心理状态、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受到群氓主义、机会主义、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行为逻辑的影响，网络围观现象经常会呈现出负向极化的发展演变趋势，其中隐含了社会大众对现实困境的宣泄、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不合理现象的抗争[20]。总体来看，“情感范式”推动下的抗争动员和网络集聚，意见领袖的发挥引导、网民自身的内在价值诉求、网络媒介的信息传播以及网络情景空间下的交互共鸣等成为推动自发性网络抗争性行动的内在驱动力[21]。从个体层次看，网络舆论建构下的事件个性化解读也成为激发网民情感认知和价值趋同的关键因素；从社会层面来看，不同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环境、文化心理，也使得网民之间的互动影响和情感判断生成的抗争动员框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22]。

（三）“话语范式”：基于话语策略推进下的网络抗争剧目及其手法

网络抗争动员行动的发生，有赖于抗议前置条件的生成，但是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很多抗议条件（内部和外部）相似的情形下，有的集体抗争行动趋于成功，有的却草率收场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抗议条件与抗议事件的成功生成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抗议条件与具体抗议事件和效果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表明，集体抗争行动的发生及其效果还同抗议策略和抗议手法密切相关[23]。网络空间中的口号、话语抑或是“标签性词组”都是基于话语抗争的逻辑推衍，其生成和传播机制主要经历权利抗议、社会动员、议题协商、以及事件解决“四个阶段”，其中话语策略下的议题协商，主要呈现出来的是网络舆论、媒体报道与公权力三者之间的动态博弈[24]。那么，作为情景化的网络抗争剧目又是伴随着怎样的话语策略适时调整和转换的呢？有研究者对“日常环境抗争”中的社会化媒体进行研究，得出“日常环境抗争”中所呈现的“PM2.5”术语的社会化媒体传播过程，正成为新时期生态环境抗争的新政治剧目[25]。有研究者指出“表演式抗争”正成为打开转型期底层政治“黑箱”的另一把密匙。当个体进行表演式抗争，表演的行为方式越是出格超出底线和不符合常规逻辑，越是能够激发围观群体的“哄客”效应和参与加盟。实践表明，表演式抗争并非单向度的标签化刻板效应生成，其内在涵盖焦点化、情绪触动与压力传递等三大机制[26]。很显然，作为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和话语诉求表达，网络抗争剧目表演正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化政治生活，它正成为解构权力权威和重塑政治利益诉求的有效方式。这种网络抗争策略的选择，反映了参与者在严肃的政治结构下所作的活泼的政治选择[27]。有研究者指出，作为一种可持续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公共事件中的话语表达受到深层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仇官仇富的二元对立是其基本的话语特征。而作为一种策略选择，“人民”为身份标签不仅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还成了社会“正义”的代表[28]。显然，互联网及新媒介的广泛创新应用，使得媒介话语权重新回到社会大众的手中，个性化的言论叙述和多点面话语中心的生成，改变和形塑着媒介话语格局，网络草根话语表达也正由传统的恶搞、固化过渡到戏谑化表达[29]。有研究者对此反向思考，指出网络空间中的“视觉抗争”和“奇观化”的符号化生产，对草根民众而言，属于“无奈之举”，并存在诸多负面效应，面对社会精英长期把持的多方资源优势和网络空间的“霸气再造”，草根民众在网络空间的优势存在递减趋势[30]。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网络抗争剧目和抗议手法的不断推陈出新和演化升级，政府要在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应对能力，但不仅只是应对技巧的提高，更应该从制度层面予以系统回应和考量底层群体和利益受损者的情感、尊严、生命和利益的关切及维护[31]。

（四）“工具范式”：作为动员媒介的网络抗争及其互动演化

相较于实体社会中的多元差异化抗争动员手段描述，诸如“以法抗争”、“以理抗争”、“法权抗争”、“弱者身份抗争”、“依势博弈”、“韧武器抗争”甚至是“以身抗争”等[32]，网络界面上的抗争行动及其过程机制主要呈现出“以网抗争”和“媒介动员”的互动演化逻辑。有研究者从“媒介动员”的视角对宜黄拆迁抗争事件进行再分析，指出正是基于媒介动员，才使得宜黄事件具有了普适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33]。也有研究者将互联网视作集体行动的重要媒介，并结合具体的事件分析和数据测量，对在线集体行动和离线集体行动进行比较研究[34]。但是，不容忽视的逻辑是，网络新媒体共意性运动的媒介动员是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互激互渗的结果。前者主要通过“合理化”扮演理性动员的角色，后者则通过“建构认同”进行情感动员[35]。囿于对情景的高度依赖性，媒介动员又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又使得社会化媒体传播和动员能力呈现突生性和意外化效果[36]。作为动员工具和互动介质，人们又是如何借助网络媒介平台进行抗争动员的呢？这种动员媒介又有着怎样的内在演化机理？对此研究者们从多维的视角进行了解析和探索。有研究者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维权性抗争行动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媒介动员和互动演化过程呈现“三个逻辑”[37]：一是通过媒体声援将特定的地方性问题变成公共话语；二是运用说服性沟通策略使抗争行动合法化；三是建构共识性危机使潜在动员者变成实际参与者。还有研究者建构“媒介化抗争”概念，对中国拆迁抗争十年(2003—2012)共40个抗争事件进行分析，解析其内在的“过程—机制”和媒介传播形态[38]。也有研究者通过对中国网络环保行动网络话语的文本分析，解析互联网界面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意义生产、网络传播与社会互动的内在过程逻辑[39]。作为动员媒介的网络抗争和网络集群事件，本质上是民众权利借由新媒介而对既有社会权力形态的角力。随着民众的媒治依赖与政府的压迫性反应不断升级，这种双向的舆情博弈呈现出“失范”特征，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处置网络热点舆情和抗争动员，势必会不断激化网民大众抗诉维权的内在矛盾，从而使网络抗争在虚拟网络恶性蔓延[40]。由此可见，作为“工具范式”的网络媒介，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播渠道问题，而且消除了个体意识上升为集体行动的制约条件，并催化了网络集群抗争事件的爆发[41]，使得大众政治社会不断兴起和成长，网络催生的政治生态环境亟需我们调整治理思路。

（五）“治理范式”：基于治理绩效导向下的网络抗争行动反思

随着“充权手段”的不断扩张，网民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利益伸张和“闹大”抗争现象、网络“草根传播”中的民粹主义倾向[42]、“人肉搜索”引发的“多数人的暴政”、游走在道德与法律边界之上的网络“道德审判”[43]以及“网络黑社会”[44]主导下的“网络水军”[45]暗箱操控、网络敲诈勒索、网络攻击谩骂和网民媒介暴力等，使得网络抗争集体行动在政府（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变得结构性紧张和信任赤字。网络抗争引发的“连锁反应”和“网络乱象”使得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对网络公共治理进行了多维反思。国内有人较早从网络社会权力转移、电子政府、数字民主、法制建设和伦理导向等维度探讨网络社会下的国家治理路径[46]。此外，还有研究者将网络视为“共有媒体”，以此探讨互联网划定的公与私、政治与社会的边界，以此提出建构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公共领域的治理秩序[47]。有研究者指出，诸如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抗争动员，如果手段仅仅依赖国家专断权力,无视社交媒介场域中的文化持有者及其文化, 必然会造成治理权力的内卷化和惩罚的弥散性, 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符号抗争,加大规制成本[48]。有研究者基于宁波 PX 事件为例，指出网络抗争动员下的地方政府回应行为逻辑，呈现出网民诉求表达、政府被动式回应、网民政府信任失衡（缺少互动交流）为主要特征的“杜鹃模式”，其中双向平等沟通是关键，但囿于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缺失、政府强势行为角色扮演和参与的回应性缺失等，成为导致网络抗争行动的关键所在[49]。甚至有研究者指出，草根民众的网络造势与政府回应具有互逆作用，网络言论往往引发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做出及时回应和处置[50]。基于网络抗争的国家政府回应性，研究者们指出，适应新的政治生态环境，政府应转变管理模式，积极树立“公民本位”的理念，变“倒逼”为“自觉”，重塑政府信任，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阳光政府、回应型政府[51]。具体而言，要加快构建和实行虚拟社会管理综治模式，即做好综合考量、公共治理；统筹规划、建管并举；虚实结合、标本兼治；政社协力、全程管理[52]，不断强化制度性吸纳，使网络空间草根抗争运动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而非颠覆性力量[53]。此外，还有研究者沿着“动员一行动者一抗争轨迹”的框架，以此分析网络政治动员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应对策略[54]。某种意义上，全新考量政府、网络与公民间的关系并积极构建多元化协同治理框架[55]，推动策略性维稳走向制度性维稳，并建立由“垂直型”到“网络状”的政府回应机制[56]，建立联合设计和有效实施网民参与表达、利益诉求和利益保障维护机制以及推进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等，有可能为促进网民大众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趋向理性互动和调和的路径选择。

三、对网络抗争动员研究五种范式的评述及批判性反思

基于文献梳理和关联议题检视，从结构范式、情感范式、话语范式、工具范式、治理范式五个维度来提炼和描绘当下网络抗争动员的现实性图景，有益于我们打开思维空间，从多维视角多点面洞悉网络抗争动员的发生逻辑、关键诱因、关联性因素和内在的演化过程及回应性治理机制，对我们进一步分析和提炼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本土化概念工具和解释性框架提供应有的理论支撑和学术参照。目前来看，国内关于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关联性议题和研究取向不断扩充，基于现有的研究文献和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五种范式路径来看，学界当前关于“网络抗争动员”研究主要达成以下几个层面的共识：

其一，关于网络抗争动员的生成结构与资源条件达成的初步共识。现有研究文献表明，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日渐开放和不断变化的政治机会结构，给网络抗争动员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机会，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总体态势和未来走向会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和规制影响。无论是从网络新媒体的媒介工具使用情况（普及率），网络媒介质的资源吸纳和依附性抗争动员来看，还是从国家层面对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政策引导以及网络言论的管控走向来看，凭借网络媒介工具激活的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使得抗争政治机会、政治通道的管控以及有限的网络公共治理能力等，都呈现博弈共进和相互影响制约的态势。总体来看，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同国家社会的互动结构、社会文化层次等都是在双向互动中得以演进和形塑。

其二，关于网络抗争动员的生成逻辑与演化过程形成的一般共识。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何以生成，一部分研究者延续现实社会“底层抗争”的解析视角，又区分、修正和扩展“底层抗争”理论范式，从一般弱势群体到社会大众群体，基于利益受损和利益维护，权利意识觉醒和维权渠道的断裂失衡，来解释公民网络抗争发生的先决性条件。依托于网络媒介工具的权益声张、闹大行动、网络围观和抗争性动员生成的“闹大逻辑”，对网络抗争动员整体进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特殊利益矛盾和利益纠纷引发的公民网络抗争，使得公民和党（政府）之间呈现出特殊形态的互动和紧张关系，并伴随网络抗争动员的诱发、扩展、放大、关联、高潮、回落的整体性演化过程，党和政府采取的权威性行动和矛盾化解因应策略也不断渐进调适。

其三，关于网络抗争动员的抗争手法与动员策略达成的基本共识。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媒介工具给予公民尽可能的“充权”“扩权”，媒介化抗争策略、表现手法与集体行动框架相映成趣。相较于现实社会群体性抗争事件中的“以法抗争”、“以理抗争”、“以死抗争”和“法权抗争”、“依势博弈”等硬手法抗争形态，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表现手法更为灵活多样和“择机行事”，诸如借助情感渲染和共鸣、道义良心感召、悲情和诉苦等手法引发网络围观和共意动员，借助网络谣言的情景建构加速信息传播速率和影响力，使用煽情、反讽、恶搞、戏谑、段子编造和权威解构等手段进行网络话语抗争。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些网络抗争策略既是网民有意或无意间的创意抉择，又明显借助“后现代性”的非暴力性抗争手段予以保护自己，这是一种折中和权宜性的安排。相较于转型期非均衡的利益博弈复杂关系，基于“道德—底线伦理”、“网络围观闹大”、“网络话语抗争”、“网络情感共意动员”等手法策略更受大众欢迎。

其四，关于网络抗争动员的冲突效应与治理回应形成的理性共识。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基于网络政治参与衍生的网络抗争动员，囿于现行的政治机会结构尚未完全建立形成网民权益诉求表达机制，一旦体制内的正常性制度管道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和维护自身权益，借助网络抗争动员必然成为一种新常态。但是，网络媒介化抗争激活的网络闹大、人肉搜索、网络谣言、政治抗议以及突破伦理法律底线的抗议冲突，亟需转变理念和创新治理思维，推动网络管控体制控制走向制度化治理。多数研究者认为，突如其来的网络抗争动员，往往给官僚体制造成巨大压力，传统的单向调解应对机制应转向党（执政党）、国家（政府）和社会（网民、运营商、市民社会和市场）多元复合治理机制的建构转型。

很显然，现有的网络抗争动员相关主题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积累，并在某些领域和核心议题达成初步性共识。尽管现有的文献研究和学术增量会给我们当前和下一阶段的网络抗争性主题研究带来诸多启示，但也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国内网络抗争动员研究中尚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这些或许能成为后来研究者们可尝试性突破和完善的增量空间。总体观之，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一是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化，综合性的分析视角较为缺乏。现有研究文献中“结构化视角”、“情感化视角”、“工具化视角”、“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治理视角”等被尝试和应用到网络抗争行动课题的研究之中，并且深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传统的影响和研究视角的制约，要么单一化局限于“政治过程论”当中的“关系-结构视角”，要么停留在“资源动员论”范畴下的“资源—条件视角”，有的研究甚至直接移植西方集体行为论研究中的“符号互动——情感视角”、“相对剥夺——心理视角”以及“价值累加——结构功能视角”，这些研究视角基于研究者的旨趣和立场，很难判断谁的研究更深或是简单的判断出哪种研究视角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单一化研究视角的弊病在于，缺少学术之间的碰撞和对话，难以形成深度化、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正是考虑到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发生、演化和扩展的整个过程当中，不光是资源动员、情感催化、价值累加，还有政治机会结构、框架建构等多因素的联动集成，因此，综合性的分析视角才能完整的解析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和国家治理回应之间的复杂关系过程。

二是研究路径中解读性色彩较浓，解读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鲜有。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两大研究传统——解读路径和解释路径。解读在于澄清特定人类活动或行为所指涉的意义或内涵，解释在于寻求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与过程逻辑。从现有研究文献分析来看，目前国内网络抗争动员研究中过多停留在解读的层面，即通过实地访谈和观察得出的资料汇集，用故事罗列的形式展现不同群体之间的抗争轨迹，并抽取和提炼出基本概念，以此阐明这类事件的性质和意义及影响。很显然，解读要么是全景式的“故事”呈现，要么是相关案例的归纳和提炼，但总体看来，解读研究都是基于典型概念作为分析的起点和研究的终点。不难发现，解读这类研究总会以新概念分析工具的不断推陈出新而花样不断，但真正具有深度意涵的综合性分析概念工具难以产出。更为重要的是“解读”难免断章取义、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性，而忽视从事件演化的内在过程和机制的探讨着手，找出真正催生网络抗争行动的深层次原因。因此，从解读路径转换到解释路径，并力求二者的有机结合，建构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分析工具，并全面阐明中国当下网络抗争动员的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

三是理论关照问题意识不足，本土化提出的综合性理论框架不多。理论的出发点在于回应现实问题，并突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冲动”。正如复旦大学研究者陈周旺、刘春荣所指出:“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下，抗议或者更广义上的集体行动抗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是如何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人们为什么参与抗议行动？抗议行动何以成功，如何失败？它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影响？不同的政治体制如何回应和管理社会冲突？”^[57]这些“问题逻辑”恰是推进理论跃迁和学术界对网络抗争动员关联议题持续深度研究的内驱动力。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文献表明，多数理论研究都基于概念的提出及其概念工具的实践应用，以结合个体案例的选取分析，来阐释和解读网络抗争动员的生成原因和应对策略。少有研究纯粹立足于问题出发，并确立多个问题的边界，通过不同学科知识和方法论的融合，提出综合性的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由此可见，理论的自觉性源自对“真问题”的持续跟踪和不断挖掘，并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综合分析框架的提炼，以更好的找出和回应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争议问题，以为后面的研究者提供理论框架借鉴和研究思路方法的参考。

四是研究方法局限于单一个案定性分析，多个案之间的比较分析较少。目前来看，国内现有文献关于网络抗争动员与集体行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个体化案例分析解析为例居多。单一化案例的定性分析，主要思路就是案例的故事化再现，建构一个分析概念，立足于某个理论视角（诸如情感抗争视角，资源动员视角，政治过程视角等等），有目的性选取案例素材，来突出强化“概念分析工具”的解析力和理论范式的阐释力。相反，多个案的选取，并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对多个案的发生演化过程进行区分对比分析，这样的学术研究为数不多。实际上，单一个案研究的弊端很多，单一个案去深度挖掘网络抗争动员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体制问题，说服力、可靠性和普适性是值得商榷和怀疑的，毕竟人为方面因素的存在，个案选取的贴切性、个案素材的片段化和碎片化再现等，都使得基于个案提炼出来的解释性框架难以值得信服。此外，即便个案经验得以提取与扩展，也难以避免会受到行动者的“移情感官”影响，并受制于所搜集资料的内容多寡和案例具体细节过程等方面的制约。这也不难理解，现有国内网络抗争研究经验研究偏多，基于文献研究和定量方面的研究偏少。实际上，真正意义上从定量研究方法着手，探寻网络抗争动员的关联性变量和要素条件等，是需要通过大量搜集资料和广泛的样本数据分析，其难度系数可想而知。定量研究的尝试性突破，近几年来黄荣贵、桂勇、张涛甫等人有关互联网与业主维权抗争的实证研究、张明新和刘伟关于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关系测量研究以及马得勇和孙梦欣关于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因素的实证检验分析等，这些研究是值得鼓励和借鉴的。当然，如果网络抗争动员行动能够将质性的个案研究及其扩展，同定量研究中的关键变量和研究假设证伪相结合起来，其得出的研究结论自然会更具说服力。

五是研究范式的本体论尚存在争议，对网络抗争行动的未来趋势前瞻性研究不足。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国内社会抗争研究范式中，尚存在一些争议，诸如当前的社会抗争是有组织的政治抗争还是无组织的非政治化抗争、抗争中的权利诉求是否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到来、在抗争中单位等资源是优势还是限制，等等。这些争议对应的研究范式突出问题，涉及到质性研究的效度指标与评价问题，解读式研究中解读的深度和限度问题，以及抗争研究的量化研究与实地研究的比较问题^[58]。实际上，国内社会抗争研究范式中，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也存在研究范式的本体论争议，诸如，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中是“有组织性抗争动员”还是“无组织性发散抗争动员”？又如，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究竟是只作为“弱者抗争维权的武器”还是一般性网民权益保护和利益抗争动员的“媒介工具”？抑或是某些别有用心者“谋利型抗争动员”的网络舆论博弈的筹码？再如，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研究中的“个案事件”研究究竟意义何在？研究经验能否具有推广性？网络虚拟空间多变量和影响因素存在，定量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精准化？显然，这些争议性研究问题都属于研究范式的本体论范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反复思考。此外，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很少有人立足于网络抗争动员和国家治理回应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瞻性进行研究和思考。毕竟是作为新生的集体性抗争行动，把握和洞察其扩展演化的发展趋势，有针对性从国家治理的维度提出回应策略，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言而喻。

四、简短的结语

   通过对近十余年来有关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文献回顾和比较挖掘，大体可得出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五种典型范式。尽管结构范式、情感范式、话语范式、工具范式和治理范式，其选择的研究框架、解析思路和技术路径各不相同，但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文献中在有关网络抗争动员的生成结构、前置条件、逻辑过程、手法策略以及抗争治理回应等层面初步形成一般性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从现行网络抗争动员的实践形态和演化态势来看，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关照，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问题意识、研究框架以及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上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实际上，作为“充权赋能”框架下的网络抗争动员，不仅仅只是媒介技术和抗争平台的自选运用和泛政治化表达，更是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社会情景下的一种权益互动交往、博弈造势与逻辑实践。因此，按照西方的抗争性理论和分析范式建构起来的解释性框架和经验逻辑，关键是要与特定的时空背景相结合，凝练为可以值得借鉴反思的经验本身，这才对解释和关照中国经验本身更具参考和借鉴价值。又如，国内现有网络抗争动员研究中，在抗争性事件的案例选择和类型比较上也明显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个别或一两个案例的解读经验，在解释力上略显苍白。实际上，可基于典型个案分析研究转向多个案例之间的差异化、比较化实证研究。再如，现有网络抗争动员研究文献表明，在具体研究立场和价值取向上往往人为性的割裂和对立化倾向突出，基于网络抗争性主体和政府回应性主体本不应该是“二元对立”性结构，而应超越论争基于主体间的互动走向反思性平衡和综合性考量。

    尽管目前网络抗争动员研究也引发不同学科之间的关注和回应，但毕竟不同的学科在逻辑起点、框架建构、路径选择、价值取向、逻辑归因等方面各有侧重，自然会生成不一样的研究结论，因此，强化不同学科和跨学科之间的对话、碰撞和沟通成为大势所趋。从本质性追问来看，网络抗争动员的逻辑、动因、心理、手法、策略等，相较于现实社会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往往有其特定的内在演化机理和行动逻辑过程，如何建构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框架，探究和分析何以一个网络性抗争事件会引发全民围观和抗争动员，如何从频发的公民网络抗争性事件来反思现行国家与社会的内在结构关系的本质及其调适性路径，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其在网络媒介变量下的治理路径和治理技术手段又该如何变得更加科学有效？基于这些深层次问题导向，我们需要在现有研究文献和学术积淀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本土化的综合性分析框架，用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打开网络抗争动员与国家治理回应之间的“暗门”，从而理性把握和洞察出网络抗争动员和网络集体行动的总体未来发展态势，为破解现实性难题提供有效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