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跑“AI+”时代，民营企业如何精准接招？

余淼杰： 3月5日听取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我感到备受鼓舞。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以及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面前，政府依然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 总体而言，我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印象可以用三个词概括：稳、准、实。

“稳”体现在从“十四五”规划到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期间，保持政策的稳健性和连续性： 设定5%的经济增长率，计划新增1200万个就业岗位、，将CPI控制在约2%，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维持这样的增长率并不容易，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可谓是“跳起来摘桃子”。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政府采取了三方面的政策措施，这也是我对“准”和“实”的理解所在。

首先在“准”这个部分，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政策组合拳。 例如，在今年的工作任务安排中，政府工作报告对任务顺序进行了调整。去年的重点依次是新质生产力、教育科技人才以及扩大内需，而今年则将扩大内需放在首位，并明确强调提振消费和提高投资效益。

从过往的情况来看，提振消费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我把 今年的政策总结为五个字：时、空、钱、供、地。

在 拉动投资 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诸多务实举措，我同样把它 总结为四个字：重、钱、简、民。

其次，在“实”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协调配合。 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时，主要需要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

所谓“实”的部分，指的就是“今年到底有多少钱可以花”这个问题，答案是34万亿。这个数字的计算主要包含两方面：

首先，今年地方政府多发的债务是11.86万亿，其中包括提高到5.66万亿的政府赤字、分别用于“两重”方向的投资、以旧换新和设备更新项目的1.3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经营的特别国债5000亿，以及4.4万亿的地方债。其次，是政府每年22万亿的一般收入。两方面共同组成了34万亿，从上述分析看来，今年我们的钱是够花的。

如果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角度来看，上述方向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中国式呈现：结合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辅以汇率政策、关税政策、贸易政策、区域政策和环境政策等打好组合拳，以拉动经济增长。

综合上述分析，我认为5%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余淼杰： 正如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及财政预算报告所提到的，国家将拨出专项资金支持稳定房地产市场，并做好保交楼的工作。总体而言，这些措施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回暖。然而，我认为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评估不应过于乐观，因为这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显著区域差异性的领域。

具体而言，不同城市级别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各异，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市与省会城市乃至各县市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各地需求与供给状况的不同所导致。基于此，我的判断是北上广深的房市可能趋于止跌回稳，但省会城市或二线城市是否能达到同样的态势尚待观察，鉴于这些地区的市场总量庞大，情况更为复杂。

进一步分析，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衣食住行四大方面里，目前“行”，即交通出行，具备较大的潜力。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食品和服装消费在总支出中的占比逐渐减小；以服装为例，我们正从正式着装文化向随意穿着转变，这意味着服装消费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作用有限。

关于住房市场，在目前看来实现止跌就会是不错的结果，而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涉及房屋本身，还关联到白色家电等多个产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当前形势下， “行”，尤其是汽车产业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汽车市场正向农村地区渗透，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代步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国际市场，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制造有较大需求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汽车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王先进： 人工智能在多个行业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场景。近年来，在广大科学家、企业家的努力下，以及中央政府和行业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交通运输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取得了显著进展。

展望未来，在本次两会提出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的支持下，我们看到了更多历史性机遇。报告特别强调了支持大规模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并提到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这几项政策与讨论主题——人工智能尤其是民营企业创新密切相关，体现了国家对推进这些领域的决心和支持力度。基于此，我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王先进： 智慧交通和自动驾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解释。首先， 智慧交通毫无疑是推动交通行业发展新的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交通产业体系中最为重要且紧迫的部分之一。 然而，智慧交通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自动驾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具体而言， 智慧交通涵盖了多个领域，如智慧铁路、智慧航空和智慧航海等。

在高铁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自动驾驶；飞机在巡航阶段也依赖自动驾驶技术；远洋船舶同样具备自动驾驶能力；因此公路交通中的自动驾驶只是智慧交通中的一个子领域。智慧交通不仅包括传统交通方式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还涉及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这都是交通科技发展和交通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我国交通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信息化上，超过50%的研发重点与信息化相关。展望“十五五”，预计这一比例将继续保持，特别是在智慧交通领域，包括交通建设、交通养护、交通管理和运输服务等方面。公路领域的自动驾驶是智慧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路交通科技创新和产业现代化的关键方向之一。

回到第一个问题，即关于芯片的影响，正如前面张博士和罗总所提到的，我们已经感受到美国芯片法案对我们的算法、算力和计算效率都产生了全面影响。虽然面临着技术挑战， 但我们仍然拥有显著优势：我们的交通行业拥有最海量的数据、最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最有力的政策支持。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我们政策风向向新向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支持力度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张佩宇： 正如您所提到的，人工智能在药物研发领域的进展确实非常迅速。据我们统计，目前全球大约有超过700家专注于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药物研发的企业，而前20家大型药企已全面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此外，在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提交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中，有很大比例都涉及了人工智能的应用。人工智能不仅应用于早期的药物发现阶段，还扩展到了后期的临床研究等多个方向。

回顾过去十几年，中国的药物研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15年起，中国开始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的研发模式，即所谓的“仿创结合”。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及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自2020年甚至2021年起，中国制药行业更加注重全球创新。到2024年，数据显示超过30%的License-out都与中国相关，并且如康方生物等一些重要合作项目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这表明中国制药行业正在积极拥抱全球创新趋势，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

在中国，许多公司专注于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药物发现，这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 欧美企业在此基础上，还在新靶点发现及临床研究方面有更多的布局。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项目已经进入临床阶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在治疗弥漫性胃癌等关键领域，已有由人工智能设计发现的首创新药管线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同时，人工智能结合细胞疗法，已经实现大幅降低临床用药成本和不良反应。

在海外，人工智能在临床设计和患者招募方面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例如，一家名为Tempus的公司通过整合人工智能与其他组学数据、病理信息，实现了在10天内完成患者的招募和入院流程，相比传统方式的数月时间，极大地提高了临床研究效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是Biomarker——生物标记物，即通过人工智能发现数字化的生物标记物，或结合传统生物标记物进行病人的选择和分型，这项技术未来有望实现个性化医疗，提高患者的用药针对性、药物疗效和治愈率。

张佩宇： 关于国内药物研发的核心驱动因素，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技术突破需要持续的人才积累，更需要国家政策在战略方向上的精准引导和支持。 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的新药研发经历了从仿制药到全球创新首创药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例如，带量采购政策使得仿制药利润接近制造业水平，从而倒逼众多药企走上创新转型，这成为外部市场的重要驱动力。

过去十几年间，大量海外归国的专业人才也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知识和技术，促进了相关基础能力的建设。实际上，中国在药物化学等领域本身已拥有丰富的专业人才储备。结合这些技术和外部政策的支持，新药研发取得了显著发展。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推动药物研发站上新的发展平台。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从个人经验主导转变为数据驱动的研发模式。

所谓数据驱动，指的是通过大数据进行分子生成和评估的过程，简单举例，抖音的推荐系统就是基于大数据进行个性化推荐的范例。而 在药物研发中，我们需要快速设计、锁定综合性质理想的活性分子，那么如何高效地产生和利用研发数据变得至关重要，在这背后，快速迭代、验证假设的能力尤为关键 。借助AI，我们可以提出更精准的假设，并逐步通过机器人实现自动化验证。例如，我们公司内部部署了数百台机器人，它们可以全天候工作，每天生成上万个数据，极大地提高了研发效率。这种转变标志着从人力密集型向机器人密集型模式的过渡。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随着更多支持新药研发的全链条建设的政策出炉，相信会有更多企业拥抱创新技术，选择对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投入。考虑到药物研发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但潜在回报巨大的领域，耐心资本对于生物医药行业尤为重要，因为它需要长周期的资金支持才能持续发展。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多项基金来支持这一领域的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探索如何更好地向产业输送新技术，加速前沿成果的落地，让科研进展真正转化为研发效率和成功率的提升。

张佩宇： 我非常认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在药物研发领域带来的飞跃式创新和发展。 然而，我不完全同意未来几年内大部分疾病都能被治愈的观点。 疾病的种类繁多，例如肿瘤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特别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等衰老相关疾病，目前业界对其生物学机制的理解尚不充分，依然是一个生物学难题。 因此，尽管未来10年内我们可能在治疗肿瘤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人类寿命也可能延长至120岁，但随之而来的将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上升。 当然，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在疾病生物学机理研究领域带来重大突破，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可能会进一步延长人类寿命至150岁，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愿景和可能努力实现的目标。

未来几年内，我们可能会迎来生物医药领域超级人工智能的重大突破，这种超级人工智能有望在设计、合成及测试药物方面比人类更聪明，带来研发效率、成功率的模式跃迁。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几个关键组成部分： 数据智能和自主实验室。

未来几年内，超级人工智能将在生物医药的一些细分领域率先落地、不断迭代，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随着效率、速度和成功率的提升，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快。

罗阗： 我们公司过去二十年一直专注于早期和小型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因此对科技行业的变化有着切身了解。过去这段时间，DeepSeek给整个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信心。我们在大约五到八年前就开始布局AI方面的投资，随着近期DeepSeek带来的重大技术突破，无论是LP还是投资机构，都对这个行业更有信心。

然而，在前两年中，我们面临了一个显著的痛点：退出渠道的速度变慢了。国内上市审批更加谨慎，而海外上市路径，如香港和美国市场，也变得更加缓慢。据统计，近三年来，海外上市排队时间平均约为25个月，而在A股市场的排队时间可能更长。这些因素影响了我们的投资效率和回报，同时也影响了有限合伙人 （LP） 的投资热情。

尽管目前仍处于调整期，但从去年9月开始，二级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特别是去年年底DeepSeek的问世以及杭州“六小龙”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在本次两会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包括证监会、发改委以金融局等机构共同推动的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的政策支持，期待这些措施能够支持解决审批速度问题，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制药等高科技领域提供更为积极的支持。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开始加大对VC领域的支持力度，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从VC阶段开始投资布局。市场化投资机构在前两年经历了所谓的“退出寒冬”，我们殷切期待能够进一步畅通退出渠道，使各地的LP和地方政府耐心资本更加活跃。资本如果长期沉淀在资产中无法退出，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这对整个行业来说将是一个重大挑战。

罗阗：投资实际上是一个募投管退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募集、投资、服务和退出四个环节的紧密结合。 在这些环节中，退出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对于有限合伙人 （LP） 而言，“投得好不如退得好”这一观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退出渠道畅通，不仅可以实现快速变现，还能让资金重新回流到LP手中，形成短中长期的资金循环策略。中期策略同样如此；而长期来看，在许多企业需要时间成长的情况下，这也使得LP能够保持更多的耐心。

从募集和投资两个角度来看，退出速度的加快对于募集资金至关重要。只有当退出渠道畅通时，资本市场的活力才能得到充分激发，从而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去年深圳市政府提出的“大胆资本”理念也强调了这一点——不仅要具备耐心，还需要有大胆的投资精神。作为一家专注于早期投资的公司，我们深知耐心的重要性。如果资本市场过于浮躁，可能会迫使创业者加速发展，但往往欲速则不达。

因此回到根本问题上， 退出渠道的畅通对于构建健康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LP的耐心会逐渐显现出来，机构也不会被LP催促加快进度，创业者也不会因机构的压力而急于求成，从而形成一个健康良性的生态体系。这种生态系统需要募投管退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互相呼应，才能推动整个创业环境的发展。特别在目前中国高科技领域追赶美国的过程中，这点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我们一直专注于早期投资，所以我们可以更早地发现并支持那些在未来5至10年内可能成为新生产力的企业，我们也非常愿意陪伴它们成长。

此外，我们也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 继续推进耐心资本的理念，甚至引入容错机制。 在这次两会中提到的一个重要政策是，要求40%的资金用于早期投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几乎全部投入到私募股权投资 （PE） 中，这有助于孵化出更多优质项目后再送入PE阶段，避免因考核周期过短导致的急功近利现象。如果各方都能更加耐心，相信不仅创业者会变得更加沉稳，投资机构的表现也会更为稳健，二级市场的表现也将更加健康良性。

罗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假设梁文峰来找我们，作为一家专注于早期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公司，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诚然，确实有一些大模型曾找过我们寻求投资，但我们并未急于出手，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算力芯片可能受到美国的限制，这将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大模型的发展。因此，如果DeepSeek这样的公司来找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们的技术不能够高度依赖于算力。这也是为什么在DeepSeek发布之后，英伟达等美股高科技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依赖大规模算力的模型受到了冲击。如果我们认为对方公司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很可能会进行投资。

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数据和算力是三大制约因素。 国内在算法和数据方面已经非常先进，但核心问题在于算力受到了国际上的封锁。回到刚才关于投资痛点的问题，目前国内像我们这样敢于拥抱新鲜的前沿科技的机构太少，核心原因在于LP和机构缺乏足够的耐心，因为一旦投资，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回报。

我们呼吁更多对高新科技感兴趣的，有耐心的LP和机构参与进来，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我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并非人才或智力上的差异，而是耐心资本上的差距。在美国，许多投资决策基于改变世界的潜力，而不只是短期的盈利能力。相比之下，在中国，投资往往更注重短期内能否带来收益，而不是长期发展潜力。

以DeepSeek为例，虽然谈盈利为时尚早，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拥抱人工智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投资的企业中，95%为高科技企业，其中至少85%已经采用了DeepSeek的技术，但仍然有很多企业由于担心融资困难而未积极寻求投资。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来支持这些具有巨大潜力的企业发展。

罗阗： 我们确实观察到一个现象：去年第四季度整个资本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今年两会中有一条关键信号是提高投资收益、拉动消费。 如果二级市场健康良性，普通投资者能够通过股票获得收益，那么他们的消费意愿自然会增强。 尤其在过去五年——疫情期加上两年经济下行压力，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动能不足，这不仅体现在消费领域，也反映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上，二者息息相关。

我们需要 让企业真正通过资本市场的支持实现扎实发展，并通过企业发展回馈投资者，形成良性循环。 无论是从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的角度来看，健康的市场环境对于推动企业的积极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二级市场健康且稳健，能够通过再创业和再创新提升上市公司的实力，使投资者真正获取收益，那么消费和其他方面也会随之受益。例如，有些投资者表示，去年下半年由于股票盈利增加，他们愿意进行更多消费，这种现象反映了老百姓对资本市场的期待。

当二级市场健康时，一级市场也会随之活跃起来，形成正向循环。 去年党中央将提振经济的第一目标定在二级市场上，这是非常正确的举措。尽管年初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因为市场仍存在犹豫情绪，但随着两会后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相信二级市场会有更好的表现。特别是在春节前，全球外资对中国资产的看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认为中国资产存在被低估的情况。例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股价差距并非完全基于公司的发展状况，而是受到国别因素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待遇。然而，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相信全球资本会对中国的资产进行重新评估。

在国内资本市场中，无论是A股还是一级市场的其他资产收益，都将得到重新评估。我们期待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良性市场，这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通过构建这样一个市场，我们可以实现更高的投资收益，促进消费增长，并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

余淼杰： 我非常赞同刘教授的观点，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最近，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这对增强信心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会议明确表示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从未动摇，这是一个清晰的定位。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市场准入、运营要素获取均等以及退出机制。

首先，在市场准入方面，政策已经变得更加开放。

过去，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而民营企业则在竞争领域发展。根据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不仅产业链中下游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上游领域也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例如，即使是自然垄断行业如水电，也需要区分它是不是有自然垄断性质和自然垄断环节，或者说允许有市场竞争环节。如果某个环节属于市场竞争范畴，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参与其中。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某些环节适合单家企业运营以实现规模经济，但这并不排除其他环节的市场化竞争，其他国家如美国和法国也有类似的做法。

其次，在运营要素获取均等方面，民营企业应享有与国有企业相同的权利。

去年我曾建议无论是在土地获取还是贷款利率上，民营企业都应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价格和待遇；此外资质审批也可更加公平透明，避免增加潜在的交易成本。尽管现实中民营企业在贷款利率等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但通过公私合营 （PPP） 模式可以部分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在新项目中引入国企和民企合作，利用国企降低系统性风险的优势，使民企能够享受更低的贷款利率，这种合作模式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最后，退出机制要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利益。

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破产，承担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破产后，个人财产与企业债务分开，这需要健全的破产机制来保障。当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希望能够鼓励信心、增强信心。

我们应该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无论是市场准入、运营要素获取均等还是退出机制，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还能促进整体经济的健康增长。

王先进： 就智慧交通而言，无论对于国企还是民企，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具体来说，在智慧交通的各个领域，如数字化施工、智能化工程施工、自动化码头、自动驾驶、智慧航海、智慧铁路、智慧民航及智慧港口等方面，民企因其需要大量投入和技术实力而展现出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自动驾驶及相关应用场景领域，如“萝卜快跑”，民企具备两大显著优势：用人优势和用钱优势。

关于用钱的优势，总理报告中强调了支持民企经济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加快相关政策落地，特别是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当前，相关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部分障碍，例如民营企业在获取投资、资源准入、隐形限制以及市场准入规定等领域面临的问题，两会期间也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总而言之，今年两会的重要信号表明，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民企创新创业，政府的决心和支持力度都非常大，对于企业来说是难得的机遇。政府明确表示要加快政策落地，也为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支持。

刘劲： 2025年春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一方面要应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另一方面要紧跟科技进步带来的时代变化——这一轮技术变革的影响力，其影响力可能远远超越蒸汽机、内燃机、电力乃至互联网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

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中国正加速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这一进程的参与者——无论是普通国民、企业家、投资者、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已成为我们每个人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正如各位嘉宾在讨论中所强调的，无论是人工智能、智慧交通还是生物医药领域，政府的政策支持、市场的活力释放以及技术的持续突破，都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通过强化科技创新、优化市场环境以及支持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经济有望在这一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保持稳健增长，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而在新时代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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