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整全规范理论体系论绎
马腾，刘薇
暨南大学 法学院
摘要
：《管子》具有融合儒、道、法三家色彩的特质，由法学视域观之，其规范理论体系亦颇为整全。于规范本源论层面，《管子》以道为最高，进而引道入治，为社会规范奠定至高哲学本源；于规范价值论层面，《管子》并王霸之道，合拢秩序功效，彰扬民众德性，恪奉良善规范价值；于规范本体论层面，《管子》以道为基，衍化各类社会规则，以求德目法度整全并各显其效；于规范位阶论层面，《管子》消弭礼法分歧，统合规范功能，主张礼法并重而治；于规范实施论层面，《管子》追求举国上下皆从法的实施效果，赏罚并举而倡规范教化，慎刑罚制裁。《管子》代表了一种兼合而整全的规范理论，不啻古典法律思想史上一种具有创造性的体系构建。
先秦“五行”说的两种类型及其发展轨迹
张涅
浙江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摘要
：“五行”说是基于“金木水火土”五个“类”的系统性经验认识。其最早源于方位认识：即“中”与“四方”结合，构成“五方”,为最早的“五行”认识。“行”的甲骨文“■”,金文“■”,是一个图示文字，就有指示“中”与“四方”关系的意义。在这种“五行”中，“中”是政治中心所在，占据核心地位，由此发展而形成的是有中心的思想系统。随后，“五材”的认识对“五行”说作了发展，形成无中心的“五行”说，包括相和、相变和相生相克三种关系。故而先秦“五行”说是由有中心发展出了无中心，这两种类型都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形式。约在战国中晚期以后，“五星”认识的出现，又使“五行”说由地舆世界扩展至整个宇宙世界，并与“阴阳”结合形成“阴阳五行”说。由此，其既为一般性的思想模式，也成为一种文化信仰。
论《黄帝四经》中“独”与“观”的双循环结构
张士媛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摘要
：《黄帝四经》具有较丰富的黄老思想特色的“观”与“独”的表述。“独”与“观”不仅是圣王不可或缺的政治品质，亦是圣王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面向。“独”与“观”二者具有循环互证关系：“独”所开启的“明”为“观”提供源初视域；借此视域，“观”的过程亦是圣王积累政治实践知识的重要途径。“知”的蕴蓄与沉淀，可进一步助益圣王对“本体之独”即“道”的通达。在“独”与“观”的循环互证中，还包含“知”与“明”的循环互证。借助“知”与“明”的中介功能，最终落实“独”与“观”的循环互证关系。“独”与“观”、“明”与“知”的二重嵌套结构的动态循环、互相加强的过程，亦是圣王的政治治理得以不断自我更新、长久维持的内在原因。
礼乐传统与荀子政治哲学的基本性格
隋思喜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摘要
：荀子政治哲学的解释传统中存在“礼义之统”与“礼乐之统”两种解释原则的范式冲突。对此两种原则应作何选择，既需要放在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传统的思想格局中审视荀子对此文化传统实现了怎样的继承与发展，亦取决于荀子对“礼”“乐”关系到底持何种态度的判断。荀子政治哲学的宗旨非“礼义之统”说所能概括，因为从对礼义《诗》《书》的具体态度看，荀子的真正态度并不是推尊礼义而贬抑《诗》《书》;从荀子对周文传统的继承态度看，作为言说六经之简化形式的《诗》《书》《礼》《乐》能代表荀子心目中的周文传统的基本内容。由荀子论乐与礼具有“情”与“理”的本质不同、“合同”与“别异”的功能不同以及治人心问题上的“穷本极变”与“著诚去伪”的作用不同，可见“礼”“乐”在本质和功能上存在不可通约的本质差异。故相较于“礼义之统”,“礼乐之统”能在整体上更好地涵括荀子礼治与乐治的全部思想。依“礼乐之统”解释原则，可以判定荀子政治哲学的基本性格为礼乐政治。
韩非子的民心观及其治世理想
张华峰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摘要
：“民心政治”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大传统，民心涉及两个层面：其一为政治正当性的神圣根据，其二为经验层面的民众心理。相较而言，儒家更为强调神圣根据层面的民心，韩非子则更多从经验性角度把握民心。韩非子认识到民心包含“利己心”“情感心”“有限智慧”和“习惯性心理”四部分内容。韩非子并不反对治理国家应当顺应民心，只是其得民心的方式与儒家不同。韩非子得民心的方式，在于“因人情”基础上的以法治国，韩非子相信真正的以法治国能让民众生活安定和正当地谋求自我利益，“惠民利民”最终会得民心。韩非子的治世理想，就低限度而言意味着去乱解纷，重建秩序，核心内容则强调统治者“因顺大道”“以法为治”之下的“简约无为”治理和民众习惯法治、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安宁有序的治世景象。韩非子的治世理想也属于“公天下”的思想传统，是可贵的思想资源，可以经过创造性转化，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启发。
自由与天命——兼论“自由儒学”命题
尚文华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
：自由是人不得不承担的存在身位，如何在当下的中国经历并沉思这种身位，是中国学人的使命。我们尝试通过儒学的经典文本《中庸》探索先人所觉识到、但未曾充分展开的人的自由身位，以及这种自由身位何以重新被遮蔽在“天下(—世界)”的神圣伦理结构中。我们指出，揭开这种遮蔽的根源在于重新激活我们的天命意识，并在我们的生存中正视自由与天命的张力。在这种深度的思想阐发中，我们能够获得理解和消化近来“自由儒学”热的恰当位置。简言之，“让”自由身位和天命意识成为奠基性的儒学的自由，取代流行的观念化的“自由儒学”,是“自由儒学”的真正使命所在。
有无之辨：王弼易学的思维底色
李延仓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
：“有无之辨”一向被视为魏晋玄学的主题，实则是名教与自然之辨的理论外化，背后隐藏着魏晋士人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作为魏晋玄学“无”本论确立的先驱，王弼注解《周易》始终贯彻“有无之辨”这一思路，“大衍义”“言意之辨”“卦时”“卦主”诸理论皆以“有无之辨”为思维底色。易言之，“有无之辨”是王弼易学诠释之纲要。即使从“扫象”之维度透视王弼易学，其“扫象”“取义”之思维亦以“有无之辨”为旨归或底色。“有无之辨”不仅创生和形塑了王弼易学，也使玄学义理易学与两汉象数易学区别开来。尽管后世学者褒贬不一，但从对繁琐的汉易补偏救弊和开创魏晋易学新风而言，以“有无之辨”为底色的王弼易学实大有功，是易学史上不可绕过的重要理论环节。
实践智慧与成人之道——《论语》里的中庸思想
冯兵
厦门大学 哲学系
摘要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论语》中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其以“叩其两端”的执两用中、不偏不倚的辩证思维为理论总纲，可具体化为“无可无不可”“无适无莫”“过犹不及”三个方面的内涵，“义”则是其核心精神。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庸之道既体现为充分的理性思辨，也代表着一种至高的道德素养，是儒家圣贤人格的修养法则与境界标志。正是基于此，《论语》所展现出的中庸之道，又构成了君子处理人际关系及各类社会生活事务的重要实践智慧与道德原则，其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与德性兼备的人生智慧，可以说是人们开启幸福生活之门的一把钥匙。
古典德性论与孔子教育哲学
李长春
中山大学 哲学系
摘要
：孔子的教育哲学及其教育实践是讨论古典教育的最佳范本。孔子教育哲学以强调“忠信”等自然美德为基础，以守护这些自然美德为旨归。在其教育实践中，关于“好学”的评论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能唤起人对万物的好奇和敏感，又能提示人自我表达的审慎和节制。“好古”则是“好学”的最高境界，它导向古典教育的最高主题，即通过塑造人类心灵来塑造政治社会。以孔子教育为代表的古典教育是一种精神教养和美德塑造。作为一种精神教养，它对受教育者有一种天然的选择；作为一种美德塑造，与其说是赋予受教育者某种德性，不如说是保护和滋养受教育者本身就具有的某种品质。古典教育的最高主题是选取怎样的文艺来塑造人类心灵，并通过塑造人类心灵来改善政治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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