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末期、民国初期，东北地区仍然构成地理、政治、社会意义上的边疆地带，而且不同于新疆甚至西藏、云南等同为边疆的地区更为丰富、悠久的文化印记，前者文化上的边疆意义，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
尽管在古代，从金、元至清朝，甚至前溯到匈奴、鲜卑等部族，地理意义上的东北当然不缺乏文化生产，但记录相当缺失。
从20世纪初，到半个世纪以后，东北在经济和文化上都经历从边疆到中心的地位——工业、农业上皆是如此，这片区域分布着中国近现代最为发达完善的铁路线。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非常明晰地确立了东北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的身份和地位。
新出版的《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一书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岩就谈到，东北作为工业基地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发展成就，
而是在于其为新中国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在全国各地区的工业化和均衡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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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四川攀枝花，重庆市，还是湖北襄阳、十堰，以及中西部其他很多地方在规划配置工业产能时，东北地区都提供了大规模输出工业技术、设备、人员、整体搬迁大厂。
这也是强调东北地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的最核心理据所在，也就是在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路径中，一般而言，工业地区都受益于国内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结构，而且对外负债实际上需要由城乡共同承担。
东北地区发挥工业基地的功能，在国内其他地区输出、援助工业城市的建立，实际上就打破了很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惯有路径，“东北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早展现出克服城乡二元对立的另类现代化的可能性”。
而且，东北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也加速发展农业，而且将黑龙江垦区等地，延续国营农场、建设兵团体制，从而使得东北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单元，实际上在垦荒以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逻辑，并且体现出“全新地理-生产关系”。
事实上，东北不仅成为20世纪50-80年代其他区域工业化的输出者和援建者，而且如《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东北各地的工业化也在加深。当然，这些地方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的10年，因为经营上遇到巨大困难，而被作为放弃的对象，最终很多地方的企业彻底消失，过去的厂区空间在新世纪以来被用来发展消费主义商业和住宅业设施。
但无论是东北，还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如果没有工业企业作为依托（也就是无法创造就业岗位），消费主义商业和住宅业，外加21世纪第2个10年逐渐得以更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都并不足以吸引和留住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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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如何被动地走下国内文化高地？
1945年，十万大军出关，其中就包括延安鲁艺在内的文化战线的主力。正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中国革命在“文武两个战线”同时展开，除了“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文化军队”。
进入东北的革命文化战线精英，开始适应以大城市为中心、城市领导农村的全新地理关系，而且还要抽调出力量，到农村结合土改斗争，从而广泛地实现与“工农兵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