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奇迹更甚日本，但中国企业为何在国际市场上整体成绩远逊日本？
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改革开放迄今已经近四十年，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全世界瞩目的、放诸整个人类历史都是首屈一指的巨大发展，与之前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另一个亚洲国家日本相比，中国也实现了GDP上的超越，事实上，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经济腾飞的时间要更长，中国至今已经39年，而日本在持续三十年左右就进入低速增长期，此后在90年代更经历了长期萧条，2016年，日本GDP增长率甚至还不到1%。
中国经济正在各个领域超越日本，除了一点例外：同样在经济高速扩张期，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的成绩却远逊于日本，尤其是在国际知名品牌的打造上。日本战后三十年，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涌现了大量世界知名品牌，占领了各地市场，比如索尼、丰田、松下、东芝、日立等等，在零售业领域，日本7-11便利店、优衣库、无印良品等也开遍了中国，而中国却一直没有太出色的跨国企业占领国际市场，很难举出几个被外国人广为知晓的国际大牌，这从去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可以略窥一斑：福布斯所评出的全球最具价值的100大品牌，日本有8家上榜，而中国一家都没有。
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步入在全球找顾客的“大航海时代”，但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为什么会远逊于日本，其背后原因很复杂，比如我们遭遇的贸易保护主义更多、我们的国内市场对产品品质要求比较低、国内市场太大使中国企业没有攻伐国际市场的强烈企图心等，这些都是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方面却有一点不提，即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虽然激烈竞争，但在国际市场上却非常善于抱团出阵，联手对外，而中国企业在面对国际竞争时，却喜欢“单兵作战”，竞相压价，导致中国企业整体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居于劣势地位。
事实上，中国企业界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单靠个体或者少数几家企业却又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在今年的两会上，苏宁张近东专门拿出一份相关提案图谋破局，他指出，国内企业想走出去，加强同海外的流通贸易，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单兵作战方式，借助零售企业平台“组船出海”，国家和企业应该联手应对。
所谓“兄弟倪墙而外御欺辱”。
张近东提案中国企业应“组船出海”破贸易壁垒
张近东今年已经是第15年政协委员，这次带了5份提案参会，其中一份涉及到“组船出海”。在这份提案中，张近东实际上谈的并不止是中国企业如何在海外消除内耗一致对外，还包含有应对日益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意思。可以说，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是近年来来自国际市场对中国流通企业最大的直接威胁。从金融危机开始，逆全球化的声浪迭起，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给中国出口贸易带来很大不利影响，国内流通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依然不强。商务部贸易数据显示，201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24.3万亿元，下降0.9%，贸易额下降，货物出口下降趋势明显。2017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513.5亿美元，下降9.6%。
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上下高度一致，上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月17日达沃斯年会上就明确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下到马云这样的知名企业家，也在全球奔走为全球化鼓与呼，这是张近东提案出现的大背景。作为中国大型民营企业掌舵人，张近东对市场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张近东是从其自身所处的流通领域、零售业领域出发进行建言。中国的零售企业在拓展海外业务时面临更多的繁琐限制，如平台建设、物流网络建设、人才建设等政策壁垒，有些国家还会提出服务贸易准入和经营限制，以印度市场为例，其要求零售网点只能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设立，最低直接投资要达到1亿美元，且至少50%应在3年内投资于后端基础设施，类似此类问题，都严重影响着国际商贸流通，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绊脚石。
在今年的流通业贸易壁垒的提案中，张近东建议从国家顶层设计以及政企协同两方面着手，彻底打通“一带一路”新渠道，推进贸易自由化，建立良好的公平贸易环境。
张近东认为，加强互联互通建设的顶层设计，从上层建筑方面突破政策瓶颈，这是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先决条件。在此方面，政府可与企业紧密协同、互联互通，打造海外拓展的战略联盟，从政府战略角度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零售、物流等相关企业进入的诸多限制。
其次，张近东建议政府围绕物流服务、线上线下零售平台等方面能够助推国际贸易效率提升和规模化发展的业务能力，建议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形成专项扶持计划，优先鼓励与支持，构筑“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O2O新渠道。
流通业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政府和企业联手突破流通行业贸易壁垒，新渠道，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从流通大国迈向流通强国，助推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推动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构建以现代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应联手闯海外，应向日本学习什么
张近东的提案对正在攻略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具有普遍意义，或者说，张近东的烦恼正是中国国际企业的普遍烦恼，张近东的希望也是中国国际企业的普遍希望。
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去年11月17日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中国科技界大佬聚会“丁磊家宴”时联想CEO杨元庆透露的一番话，他说此次多家手机大佬趁机会面，联想、小米、华为集体同意“团结一致向外看”，达成了共识：要瞄准全球市场，争取三家将来成为全球前三名，到那时候大家再一争高下，比比谁是状元、榜眼、探花。
中国手机业的国内市场已经高度包含，彼此之间竞争可说达到惨烈的程度，手机巨头不约而同的将目标转向国际市场，但由于定位类似，创新乏力，在国际市场上也很可能会重新陷入恶性竞争局面，杨元庆的一番话可谓有感而发。
然而，仅凭大佬们在私宴上的交情就能终结恶性竞争，面对真金白银的市场收益和业绩压力，这样的君子协定终归是脆弱的。中国企业要在海外实现联手，必须有更多的相互协作，进行复杂的利益交换，以建立互信和多赢，这一职责最好是交给政府和行业协会有计划推行。
谁都知道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但没有经过充分的组织和博弈，仅凭市场上自发而为，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日本虚心学习。打开新闻，经常会见到类似的报道，比如，日本铁路企业“抱团出海” 将与中国争夺市场；日企盯上中国核电市场 欲联手扩大对华核出口；日本中小企业抱团进军海外；日本6大车企将抱团研发自动驾驶对抗欧美企业等等。
日本企业善于抱团创国际市场是全球有名的，甚至常常会因此遭遇他国基于反垄断的全球调查，它们有强大的抱团传统与中间组织，比如，由丰田汽车主要供应商约200家企业组成的"协丰会"，经常通过开会、高尔夫球等活动搞"亲善"，竞争企业之间关系密切，同业竞争对手经常交流的结果是，日本汽车零部件厂家有时连竞争对手的价格甚至成本结构都一清二楚，很容易形成心照不宣的价格同盟从而一致对外。
中国企业创海外首先要诚信守法，不能学日本人搞价格同盟，但在合法的基础上，应该学习日本企业互相团结的传统，学习企业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其政府和行业组织的组织能力。
就政府而言，就像张近东提案所说，其实是可以联手企业打造海外拓展的战略联盟，以国家的力量拿出更大力度，在符合政府战略角的前提下，帮助中国企业扫除贸易壁垒。
从国家利益而言，为本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扫平障碍是一国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工业革命期间英法等列强为了进入中国甚至用上了坚船利炮，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政府的作用依然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