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假货知识 | 淘宝打假，同时给多少人背了锅？

说起假货。

你必须知道如下几个事实——

有些人，其实是心甘情愿买假货的。

比如当年追捧《小时代》的三四五六七八线城市小年青们。

他们刚刚对奢侈品牌建立认知，十分期待把普拉达香奈儿穿戴上身后，被旁人羡艳称赞的快乐感。至于那些品牌门店正品的价位有多高，他们其实意识不到，也支付不了。

他们可能会在网上挑选那些看起来能够以假乱真的高仿同款，掏心知肚明的小钱，买心知肚明的假货。若再省事一些，也可能干脆就在哪个箱包鞋具批发市场，直接买个带双C标志的包。反正周围不明真相不辨真假的小伙伴们，大抵也就看看热闹。

——“哇这个香奶奶，得有四万吧，你好厉害啊。”他们开心就好。

也有些人，其实是坦坦荡荡做假货的。

比如东南沿海率先开放的东莞、潮汕、莆田等地区，各大有名的假鞋假包生产基地车间老师傅们

他们拍着胸脯，自豪地表示，那都是他们早年在本地那些国际大牌代工厂多年练就的仿造手艺。

说是师夷长技，好有道理，说是响应市场需求，无法反驳。

而他们的制造，从织针线脚到款型版式，从铭牌光泽到皮料质感，确实无不惟妙惟肖。

连防伪二维码都能扫，连品牌商乍一看都困扰。

当然有些品牌商，对于假货的困扰，可能是掩耳盗铃的。

比如淘宝发现商品异常的时候平台方会出钱买过来抽检，并送到品牌厂商鉴定。

但这时可能面临的一个麻烦是，品牌厂商直接拒收。

因为不少品牌并不想让社会上知道自家假货多，不乐意坐实自家假货的存在，也就不愿配合打假。

而一件涉嫌造假的商品，如果不经过品牌厂商鉴定，严格意义而言，确实不能判定这是假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视若无睹……

但是有些地方，对于假货的危害，老百姓可能是群体性选择视若无睹的。

有时候，奶活了一整个行政村乃至一个镇、一个乡甚至一个县市的经济支柱，都可能是制假售假的相关产业，千千万父老乡亲，都可能赖以为生。

大规模制售假调料的天津独流镇，每年产值以亿元计；号称“全国日化造假总基地”的河北耿庄，假洗衣液年产量高达1800万箱……俗话说，“都是GDP，怎么能放弃！”

——心甘情愿。坦坦荡荡。掩耳盗铃。视若无睹……

从上游生产供货，到下游消费终端，从品牌自身，到外部环境。

各方对于假货的态度，其实，真的可能就是这样。

当然，也可能多的是坚持良心质造的厂商、崇尚正品鄙夷山寨的消费者……

也可能有及时替品牌形象止损的明智决策者，更有积极主动参与雷霆打假的稽查人员。

也可能是像今天的阿里一样，首次就打假问题公开呼吁加重刑罚治理假货——

“像抓酒驾一样打假”……

诚然，对假货喊打喊杀，和拒绝酒驾一样，都是种不容置疑的三观正确。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这个社会，对于假货的“包容”，真的比酒驾这类行为要高得多得多。

正如前文所言，这样的“包容”，可能来源于虚荣又隐秘的消费者心理，也可能来源于权利人对品牌形象和销售业绩的顾虑，还有区域经济发展成因和百姓生计，还有地方上看似畸形但难以转型的GDP……

往大了说，这种“包容”，也可以说，是直接映射了长期以来我们在信用方面不甚光彩的某些陋习……

而这些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因子，也可能导致社会对于制假售假的立法和执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包容”的……

不错，目前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或进入司法程序更难。

正如阿里今日公开呼吁中所披露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其中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能够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个，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个，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

造假者的犯罪收益太大，犯罪成本太低，受到利益驱动，便可以枉顾诚信道德，可以无视法律法规，即便造假违规行为遭到阿里平台严厉处理乃至被赶出平台，造假者逃奔其他平台，重新注册开店，审核流程也十分容易……

更不用说，在传统线下渠道流窜的假货，“包容”它们的生存空间，满满当当……

事实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直到现在，随着城乡公路基建事业的蓬勃发展，那些被“包容”的假货，以食品饮料和家用日化为主力，以“康帅傅”“可日可乐”“周住牌”为代表，其实更多也更广泛地渗入到了十七八线县城不知名的小超市，摆上镇上人声嘈杂的夜市地摊，或者出现在偏远农村村头小卖铺积灰的橱柜上。

还有名牌假鞋假包和假3C电器，在各大省会城市的城区已经有些年头的贸易批发大楼里，随着支付定金或交易货款到账，成批的订单假货直接发往全省各基层地市的商业步行街、学生街或者其他分销网点……

还有银行给制假企业投放贷款，还有些商业园区面向制假企业倾斜资源，开放招商……

所以说，淘宝等电商平台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假货问题，其实是这种社会性的假货“包容”，在线上渠道的侧面体现。

只是，当淘宝规模壮大，淘宝似乎被迫和“假货”形成了相关联的刻板印象，在互联网上持续放大。在阿里企业形象因此受到严重伤害之余，阿里显然也深刻意识到了应该主动承担起打假的社会责任来。

在“灭绝师太”郑俊芳主持下，阿里平台打假治理行动开始，成立了多达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阿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时至今日，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

然而，鉴于大环境对假货的“包容”氛围，阿里在打假方面的努力，并不足以根治当下的假货问题，也不足以替整个社会性的假货“包容”现象买单……

所幸对于阿里自身而言，已经积累了很多打假经验和技术，包括大数据分析，电子证据采信、平台深度学习智能拦截假货等互联网打假方法。

这些积累，当然能够给社会性参与打假，提供信心和希望。

但关键，显然还是在于推动社会性打假观念、文化和法律制度的改进和提升。

正如像拒绝酒驾一样拒绝假货“包容”。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这句倡议，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