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重乌托邦中我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蔡康永渴望底层获救的纯真的初衷,但最终依赖上层精英的良心发现实在过于梦幻,阶层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绝非仅仅依靠亲情的大和解所能跨越,这又是一重乌托邦式的幻象。
当然,蔡康永在阶层拯救上的力不从心与虚无幻想其实在83年前另一位民国的精英身上也上演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934年,在左翼电影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潮下,一直致力于创造鸳鸯蝴蝶幻梦的郑正秋也开始了转型,为了顺应当时的革命形势,他拍摄了一部《姊妹花》,与《吃吃的爱》相同的是,上流社会的妹妹二宝最终“良心发现”拯救了底层的大宝,虽然影片对社会的不公正进行了尖锐的批露,但来自上流社会的“良心发现”的施救备受当时的诟病——郑正秋的精英意识沦为调和主义的守旧与滞后,削弱了影片的批判性,阶层最后的血缘大和解恰恰是以反人道主义完成人道的和解。
83年后《吃吃的爱》再次上演阶层拯救的戏码,这是否又折射出潜藏于中国电影背后的亘古不变的吃人的市场逻辑呢?颇值得玩味的是,蔡康永在对玲玲寄托最后底层救赎希望的同时,也通过玲玲自身的虚伪与自私实现了精英阶层的自反。
她拒绝为娣娣使用任何的潜规则,理由是“谁也不能破坏规矩”,可当她自己因情感丑闻失陷于舆论的漩涡时,她却率先打破“规矩”:默认自己的公关团队借助娣娣完成焦点转移。这也再次暴露出了蔡康永自身创作处境的矛盾与挣扎——一方面,他渴望玲玲拯救娣娣,尽管死亡将近,但玲玲的善良还是帮娣娣圆了最终的演员梦;另一方面,身处于精英阶层久时,精明的蔡康永自然通晓精英假面背后冰冷的算计与残酷的竞争。
所以,娣娣的死在预示底层最终命运的同时,又获得了另一种绝望的逻辑:只有死亡,玲玲才会最终觉醒亲情的可贵,当精英阶层不得不失去唯一的情感时,他们才会良心发现实现阶层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