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窝在一个新城市，慢慢长出根来

安猪的思考笔记 · 公众号 · · 2019-11-11 21:48

正文

上周日，我正式移居成都。这篇文章，记录了我在成都的第一周。

第一顿

到成都是周日将近傍晚时分，下了飞机就直奔三圣乡的日敦社。日敦社有三个院子和一个大仓库，三个院子用作办公，大仓库名叫敦库，用来做活动。好友薛野为我在敦库安排了接风宴，数百平米的仓库中只居中摆了一张长桌及十把座位，让我顿感受宠若惊。日敦社的网红大厨黄师傅亲自下厨，饭菜和好酒不停地上，让我的嘴巴应接不暇。来的都是老朋友，包括地主叶子、陶哥、灯灯和沈妹，还有唐老师、风哥、阿俊、李端、艾米粒等等。成都吸引我的地方是人，有一群在教育创新上的践行者和思考者，和他们在一起，有回家的感觉，真奇妙。

这也是吸引我移居成都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顿合照：成都合伙人）

席间聊了许多，不过大问题是：你想为这个世界创造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以前我的答案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教育产品，不过最近几个月我开始认为，或许培养出几个有思想的人也是颇有吸引力的。

我发现有两种改变世界的模式。一种是提供一个产品、作品或者某个新思想，影响尽可能多的人，让它成为人们日常的必须。例如开发一个搜索引擎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创作一部艺术或文学作品感动千百万人，或者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去改变人们抗争的方式。另一种是培养高潜力的人，通过传承极少数，让他们去改变世界。例如风清扬培养了令狐冲，苏格拉底激发了柏拉图，耶稣带出了十二门徒。

前者规模极大化，后者深度极大化。

在两者中间有一个“死亡之谷”。当一个产品或项目想要成为“产品”但实际做成了“培训”时，规模上不去，深度也下不来，它就陷入了死亡之谷里面。

大部分的教育创新方案似乎都陷入到了这个死亡之谷。

第一晚

感谢阿俊，为我提供了临时的住所。我跟阿俊去年认识，那时候他在公司上班，做赛事管理，由于找不到意义感，心情抑郁，生不如死。今年，他终于下决心停下一切，并在上月底在玉林彩红街开了一家兼营酒水咖啡的书店，一苇书坊，瞬间成为成都文化新地标。找到了人生理想的阿俊，也重新变得神采飞扬。

（第一眼的一苇书坊）

在日敦社喝完酒已是午夜时分，我拖着两个行李箱，和阿俊一起回家。阿俊家里的藏书量也不小，房间里、客厅的茶几和书桌上都堆满了书，和我从广州运过来的图书量差不多。一有对比，便有想法。我是不是也可以开家书店呢？主题是教育创新和社会创新，不卖书，只收书，平日用来做工作室，只对会员开放，会员可以来这里读书、聊天、设计自己的项目。名字想好了，就叫安猪书友会（ABC，Andrew’s Book Club），哈哈哈……

跑题了，还是睡觉重要。我们快速把书搬到客厅，清空了房间，然后我打开行李箱，在床上铺上从广州带来的被套、枕头和被子，简单洗漱一下，然后爬上床——我正式在成都住下了。

上一个这样的夜晚是半年前，我从广州搬到佛山，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睡下。那时候我寻求一种宁静，广州太吵太闹，所以我想搬到佛山清净地思考和工作。现在呢？更多怀着一种好奇，想象着会在这座城市发生的各种可能性（因为这里的人）。

半年换了如此不同的心境，想想都有趣。

窗外城市的灯光，陪伴我入睡。

第一个工作日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我收拾了一下，八点下楼。小区大门斜对面有马尾咖啡，七点半开门，提供西式早餐，非常符合我的饮食习惯，而且价格便宜。吃完早餐，整理了一下工作，九点钟，和同事们开了个半小时左右的语音周会，随后开始一个人的工作。

（我的早餐据点：马尾咖啡）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早上九点开语音早会，上午独自工作，然后下午再找一家咖啡馆集体工作。

之前是上下午都要集体工作，我嫌效率低，而且工作伙伴其实没必要在一起呆那么久，再美好的人（我指自己）看久了都会生厌。于是，改成半天集体工作制。

第一天的主要工作是语音面试，面试报名教育创变课的学员，每人大约二十分钟。一天下来，认识了不少有趣的教育创变者及他们在做的有趣的事情：准备接手管理一所学校的慢学校学员、拥有国内唯一一篇心流博士论文并准备投入到心流教育的学者，最有意思的是一位17岁的青年，十岁时不顾家里人反对，自主决定在家上学，一直坚持到现在，如今还联结了二三位在家上学的少年，建立了学习社群，以自我组织的方式，自己教育自己。

聊起来，满满的朝气蓬勃。

年轻人是未来，真的如此。

所以朋友们问起我来成都后的愿望，我都说：希望认识更多有意思的本地年轻人。

（下一句是：我不希望每一次都跟你们这群中老年人吃饭喝酒）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创变成都”的想法：为成都培养一批够格进入社会创新或教育创新机构工作的青年创变者。

既然成为了新成都人，也要为成都做点小贡献吧，我想。

我窝在一个新城市，慢慢长出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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