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阿根廷]博尔赫斯 译 | 黄志良
在人类使用的各种工具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
其他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
显微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
电话是嗓音的延伸；
我们又有犁和剑，它们是手臂的延伸。
但书籍是另一回事：
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萧伯纳在《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中，谈到亚历山大图书馆时，说它是人类的记忆库。
这就是书籍，不仅如此，书籍也是想象力。
因为，我们的过去不是一连串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追思梦想与回忆往事能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书籍的功能。
一度，我曾经想写一部书籍的历史。
不是从形态角度去写。
我对书籍的形态毫无兴趣（尤其藏书家的书籍往往硕大无比），我想写人们对书籍的种种评价。
在我之先，施本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有精彩的篇章议论书籍。
我想，我的一些个人看法是符合施本格勒的看法的。
古人不像我们那样推崇书籍——这点我深感意外；
他们把书籍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
人们经常引用的那句话：
书写的留存，口说的飞掉。并不是说口头语言是短暂的，而是说书面语言有一定的持久性，但却是死板的。
相反，
口头语言是会飞的，是轻盈的
；
诚如柏拉图所说，口头语言是飞动的，是神圣的。
说来奇怪，人类所有伟大的大师的学说都是口授的。
我们且举第一个例子：
毕达哥拉斯。
我们知道，毕达哥拉斯是存心不写作的。
他不写东西，因为他不愿意受书面语言的束缚。
无疑，他意识到了“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的含义，这句话的含义后来反映在《圣经》里。
想必他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不愿受书面语言的束缚；
因此，亚里士多德从来不说毕达哥拉斯，而说毕达哥拉斯派。
比如，他告诉我们说，毕达哥拉斯派重视信仰、教义，主张永恒的回归。
这一点是很晚很晚后为尼采所发现的。
这就是周而复始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受到了圣奥古斯丁的批驳。
圣奥古斯丁打了一个美妙的比喻说，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从禁欲主义者的循环迷宫中解救了出来。
时间是周而复始的观念也为休谟、布朗基……及其他许多人所接受。
毕达哥拉斯是不愿写作的，他希望在他死后他的思想能依然活在弟子们的头脑里。
这里就产生了那句老话（我不懂希腊文，只能用拉丁文来表达）：
Magister dixit（大师说过）。
这并不等于说弟子们因大师说过而受到束缚；
恰恰相反，他肯定了他们有自由在大师思考的基础之上继续思考。
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他开创了时间是周而复始的理论，但我们知道他的门徒都信奉这个理论。
毕达哥拉斯的躯体死亡了，而弟子们，由于某种轮回的缘故（这是毕达哥拉斯所喜爱的），仍在他思考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思考再思考；
每当别人指责他们说了某些新话时，他们便抬出这句话来辩解：
大师说过。
但是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
最突出的例子要数柏拉图了，他说：
书籍犹如肖像（他可能想到了雕塑或绘画），有人认为书籍是有生命的，但向书籍提问时，书籍默不作答。
于是，为了纠正书籍的这种沉默，便杜撰了柏拉图式的对话。
这就是说，柏拉图把自己演化成了许多人物：
苏格拉底、高尔吉亚等等。
我们也可以相信，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曾以想象苏格拉底仍然活着来安慰自己。
每次遇到问题时他总要问自己：
对此苏格拉底说过什么呢？
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是不朽的，他并未留下任何书面东西，他也是位口授大师。
我们知道，基督只有一次写下过几句话，但这几句话很快被泥沙湮灭了。
基督没有再写下过其他我们知道的东西。
佛陀也是位口授大师，留下的是他的说教。
我们再引用一句圣安塞姆的话：
“把书放在无知者的手里，犹如把剑放在儿童的手里一样危险。
”
过去人们就是这样理解书籍的。
在整个东方，至今还存在这样的观念：
书本不应披露事物；
书本只应帮助我们去发现事物。
尽管我对希伯来语一无所知，我还是对神秘哲学喀巴拉作了些研究，我读过《光辉之书》、《创造之书》的英文本和德文本。
我知道，
这些书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让人去诠释，是为了激励读者去继续思考的。
古代的人没有像我们那样敬重书籍，虽然我们知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枕头底下常放着两件武器：
《伊利亚特》和宝剑。
当年人们虽然非常崇敬荷马，但并不把荷马看成是我们今天所赋予的意义上的圣贤作家。
他们并不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品，这是两部受人尊重的，但也是可以批评的书。
柏拉图可以把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而又不致有排斥异己的嫌疑。
从古人反对书籍的例证中，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塞内加的有趣例子。
在他那些值得赞美的致卢齐利乌斯的书信中，有一封信是指责一个爱虚荣的人的，说此人拥有一间藏书百卷的图书室；
塞内加不禁问道：
谁有时间读完一百本书呢？
如今，那些卷帙浩繁的图书馆却深受人们珍视。
古代有些事情令我们费解，即不像
我们那样崇敬书籍。古人总把书籍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但后来从东方传来了一种新的观念，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传统的观念：圣书的观念。我们且举两个例子，先举晚些时候的例子：伊斯兰教徒。他们认为，《古兰经》先于天地万物，先于阿拉伯语；是专属于神的，并非神的创造，如同神的慈悲或公正一样。《古兰经》中十分神秘地谈到《书之母》。《书之母》是在天上写就的一部《古兰经》，也许就是《古兰经》柏拉图式的原型；而这部书（《古兰经》里这么说）是在天上写成的，是专属于神的，是早于天地万物的。伊斯兰教的学者都是这么宣扬的。
下面我们再举几个离我们较近的例子：
《圣经》（Biblia），说具体点，就是《托拉》（Torá）或《摩西五经》（Pentateuco）。
据认为，这些书是圣灵口授的。
把不同作者和年代的书籍都归属于一个圣灵，这是件很奇怪的事；
但《圣经》里称圣灵是无处不在的。
希伯来人想出了个主意，把各个时代的各种著作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取名为Torá（即希腊语Biblia）。
把所有这几部书都归属于一位作者：
圣灵。
有人问过萧伯纳，他是否相信《圣经》是圣灵写的。
他答道：
“所有百读不厌的书都是圣灵写的。
”这就是说，每本书都必须超越其作者的意图。
作者的意图往往是凡人浅见，并可能有错误的，而书里总应包含更多意义。
比如说，《堂吉诃德》就不仅仅是一部讥讽骑士小说的作品。
这是一部纯真的书，其中绝对没有掺入半点信手写来的东西。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一想法的后果。
比如我说：
显而易见，这三行诗每句都是十一个音节。
这是作者自己的意愿，不是别人要他写的。
可是，这与圣灵的作品相比算得了什么呢？
与刻意著书立说的神的观念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神的书里，不可以有半点偶然性，一切都要有根有据，遣词造句都得有道理。
比如，据说《圣经》的开篇Bereshit baraelohim以B打头，就是因为这字母代表了benedecir（赐福）之意。
这是一部绝对没有半点偶然性的书。
这就把我们引向喀巴拉，引向研究文字、研究一部由神口授的圣书，这与古人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古人对灵感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
“缪斯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愤怒吧！
”荷马在《伊
利亚特》中开宗明义说道。
这里，缪斯指的是灵感。
但是，如果想到的是圣灵，那想到的便是更加具体、更加有力的上帝，是上帝下凡创作出了文学作品。
上帝写了一部书，这部书里没有半点偶然性；
连字数和每段的音节数量都不是随便的，不允许我们玩弄词藻，不允许我们忽视字数的含义。
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便是对书的第二个重要看法，——我再说一遍——即说
书可能是神的作品
。
也许这一看法比古人对书的理解更接近于我们今天的认识。
古人总认为书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
后来又相信书是神圣的，再后来又为其他一些想法所取代。
比如说，有人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一部书作为它的代表。
我们记得，伊斯兰教徒称以色列人为“圣书之民”；
我们记得海涅说过以色列民族的祖国就是一部书：
《圣经》，犹太人的书。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观念，那就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有一部代表性的书，必须有一位代表性的作家，这位作家可能写过许多部书。
奇怪的是——我不认为这点迄今已被人们觉察到——有些国家选出的人物并不与之十分相像。
比如，我认为，英国应该推选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为其代表；
但是没有，英国选择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可以这么说——比任何其他英国作家都缺少英国味。
最典型的英国味是understatement，即所谓尽在不言之中。
而莎士比亚不惜大肆夸张地运用比喻，如果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我们一点不会感到惊讶。
另一个例子是德国，这是一个值得赞许而又容易狂热的国家，这个国家偏偏选择了一个宽宏大度而不好偏激的人做代表，此人不太在意祖国的观念，德国选择的是歌德。
歌德成了德国的代表。
法国还没有选出一位代表性作家，但倾向于雨果。
诚然，我非常敬重雨果，但雨果不是典型的法国人，雨果是在法国的外国人；
雨果善用华丽的词藻，广泛运用隐喻，他不是法国的典型。
另一个更加奇怪的例子是西班牙。
西班牙本应由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克维多来代表。
然而不是，代表西班牙的是塞万提斯。
塞万提斯是与宗教法庭同时代的人，但他是个宽宏大度的人，既没有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没有西班牙人的恶习。
仿佛每个国家都得有一个不同的人来做代表，这个人可能成为医治这个国家的毛病的某种特效药、抗毒素、解毒剂。
我们自己本来可以选择萨缅托的《法昆多》作为代表，这是我们国家的
书；
可是没有。
我们有我们的战争史，刀光剑影的历史，我们却选择了一部逃兵的记事录，我们选择了《马丁·菲耶罗》。
尽管此书值得选为代表作，可是，怎么能设想我们的历史由一个征服旷野的逃兵来代表呢？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好像每个国家都有这种需要似的。
关于书，许多作家写过非常出色的评论。
我想略举一二。
首先我要提到蒙田，他写了一篇谈书的散文。
他在这篇散文中说过一句值得记住的话：
“不快乐的事我不做。
”蒙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强制性阅读是错误的观念。
他说，他要是在一本书里读到一段费解的话，他就放下不读，因为他把阅读看做是件开心的事。
我记得，许多年前进行过一次关于什么是绘画的民意调查。
有人问到我妹妹诺拉，她回答说，绘画是一种用形态和色彩给人愉快的艺术。
我可以说文学也是一种给人愉快的方式。
如果我们读到一些晦涩难懂的东西，那是作者的失败。
因此，我认为，像乔伊斯那样的作家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他的作品读起来太吃力。
书不应该读起来费劲，快乐的事不应该做起来费劲。
我认为蒙田说得很对。
他随即列举了几位他喜爱的作家。
他引证了维吉尔，说他喜欢《农事诗》更甚于《埃涅阿斯纪》，我则更喜欢《埃涅阿斯纪》，但这无关紧要。
蒙田是怀着激情谈论书籍的，他说，虽然读书是一种快乐，然而读书是一种略带忧郁的享受。
爱默生说得正相反——这是又一篇有关书籍的宏论。
爱默生在那次讲座中说，图书馆是一座奇妙的珍藏室。
在这座珍藏室里，人类最好的精灵都像着了魔似的在昏睡，但都期待着我们用语言来打破其沉睡。
我们必须把书打开，这样，精灵们就会觉醒。
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同人类产生的最优秀的分子结为伙伴，但我们不去寻找他们，却宁愿去阅读各种评论、批评而不去听他们自己说些什么。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哲学系当过二十年英国文学教授。
我常跟我的学生说要少钻图书馆，不要去读评论文章，要直接阅读原著；
也许读原著一时理解不了，但总能从中得到享受，总能听到某个人的声音。
我要说，作者最重要之处是他的语调，一本书的最重要之处是作者的声音，这个声音能打动我们。
我把一生的部分时间花费在阅读上。
我认为读书是一种幸福，另一种稍少一点的幸福是写诗，或者叫做创作，创作就是把我们读过东西的遗忘和回忆融为一体。
爱默生和蒙田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我们只应该阅读我们爱读的东西，读书应该是一种幸福。
我们要在书本上多下功夫。
我总是设法阅读一遍之后再读第二遍。
我认为重读比初读还重要，当然为了重读必须初读。
我就是这样崇拜书的。
我可以把这一点说得动情一点，但我并不愿意太动情，
我愿把此当做秘密透露给诸位中的每一个人，而不是透露给大家，是透露给每一个人，因为大家这概念是抽象的，而每一个人则是真实的。
我始终不把自己当做盲人，我继续买书，不断地把书放满我的家。
前些日子，有人赠送给我一套一九六六年版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