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的天子大酒店 。图/新华网
中国城市存在着一条与GDP无关、与房价无关，而与文化形态相关的鄙视链条。
文/邓娟
以“一条广告68万”“助理月薪5万”睥睨自媒体食物链顶端的咪蒙，早在2012年就创造了“鄙视链”一词，对生活中各种“微妙的优越感”进行了梳理，比如看英剧的鄙视看美剧的，看美剧的鄙视看日韩剧的，看日韩剧的鄙视看港台剧的，看港台剧的鄙视看国产剧的。
城市也有鄙视链，美国人同样爱玩地图炮。专栏作家张佳玮写道：“美剧常拿地域说事儿。比如，说密尔沃基是个怪地方，笑犹他州荒无人烟，抱怨科罗拉多冻得死人，还说内布拉斯加这样的中部州，满地长得跟土豆似的傻白人。”
但中国城市相互鄙视的生态更微妙也更复杂。在一线、二线、三线的划分方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与GDP无关、与房价无关，而与这些城市被植入的文化形态自身“bigger”相关的鄙视链条，那就是：文学里的城市 > 影视剧里的城市 > 曲艺里的城市。
民谣歌手歌唱城市，与GDP无关。图/Unsplash
活在相声、小品里的“大城市”
虽然在普及程度上不敌沙县小吃、桂林米粉和兰州拉面，但偏居一隅的驴肉火烧依然能够名声在外，跟小品演员冯巩和相声演员郭德纲不无关系。
说起来，这两个年代不同、类型不同的笑星，也恰好代表了驴肉火烧的两大流派。虽然驴肉火烧可以考证的发源地是河北保定，但河北河间凭借冯巩的名人效应抢先占领了市场，“家乡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河间的驴肉火烧馋得我流口水”，说出这句顺口溜的冯巩，至今被河间派驴肉火烧拿来当活体广告。
直到“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开始在作品中频频夸赞保定的驴肉火烧，保定派才扳回一城。天津人郭德纲有特殊的保定情结，《保定驴鞭》《保定带于谦吃海鲜》……地级市保定在郭德纲相声中出场率极高，甚至抬到了“上有天堂，下有保定”的高度。
郭德纲在《花样男团》节目上骑驴。
不过，论“微妙的存在感”，哪也比不上国民艺术家赵本山大力推广的铁岭。“明年我准备带老伴儿出去旅游，去趟大城市——铁岭。”2005年春晚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上的这句台词，让“大城市铁岭”的梗在哄堂大笑中不胫而走。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依然老调重弹：“我来自大城市，铁岭开原县莲花村石嘴沟……”
这是一种大江南北观众都心领神会的幽默，也是用“咖啡和大蒜”显摆海派清口和东北语言节目鄙视链的周立波无法具备的群众基础，也无怪乎有了后来的“立波有难，八方点赞”。
保定。
活在影视剧里的神秘之地
网易娱乐曾对国产剧取景城市进行PK，北京、上海毫无意外地胜出。
第一梯队北京和第二梯队上海显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同侧重点。《北京青年》《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爱情故事》等以北京为故事背景的剧集，多半围绕着谈人生、谈理想、谈爱情的宏观主题，而《杜拉拉升职记》《蜗居》《婆婆来了》等定位在上海的剧集，聚焦的则是职场奋斗、房车追求、婆媳关系等细节的现实问题。
在小品界一言九鼎的东北，在影视剧中也不遑多让，占领了第三梯队，只是画风由“大城市”转向了“小人物”，在一地鸡毛中自得其乐，比如《乡村爱情故事》《刘老根》《清凌凌的水蓝盈盈的天》……
第四梯队则是厦门、三亚、杭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因为自带美图背景，也就成了《一起又看流星雨》《爱情睡醒了》《幸福一定强》等风景胜过剧情的偶像剧顺理成章的选择。
东北工厂。图/电影《钢的琴》
不过，以上城市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神秘的是另一种在影视剧中存在感极强、现实中却“看不见的城市”。
好莱坞大片中无数次被毁灭的哥谭市，原型其实就是纽约。某些题材的中国影视剧也有这样的虚构城市，它们往往被命名为“滨海”。滨海市之于中国，正如哥谭市之于美国。
作家韩松落曾写道：“中国最神秘的城市，大概就是这些经常出现在反特、侦破电影里的‘滨’字号城市了吧……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人，都曾盯着银幕上的滨海市车牌和滨海市公安局的单位名牌，万分苦恼地想要弄个明白，这个滨×市，是否存在？它在哪里？”
“这个虚构出来的完美世界，完全建立在剔除使它不美和有可能丧失秩序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它持续终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全力保持它的美。”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在卡尔维诺笔下“看不见的城市”，当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自己在帝国游历所见的完美城市，这位大汗一度十分渴望，但最后他发现，那其实只是一个被描述者美化的、由所有不完美城市的优点拼接而成的乌托邦，根本就不会以城市的形式被建造出来。
滨海市之于中国，正如哥谭市之于美国。图/Claudia Seidensticker
活在文学里的家乡和远方
小说作者最忠实的地方总是自己的家乡，乡土小说如此，城市小说亦然。海派作家无论去到哪儿，下笔仍然是浓得化不开的上海味道。
读张爱玲小说的人，大多都会认同上海和香港就是她的“双城记”和“对照记”。但按照张爱玲本人的说法，《沉香屑》《荣莉香片》《心经》《封锁》《倾城之恋》等七篇香港传奇，其实都是写给上海人的。“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
在一篇名为《写什么》的短文里，张爱玲剖白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上海有奇异的智慧，香港是华美但悲哀的城市，而她一度试图描写的东北，注定只能是看似光明却最终删掉了的尾巴。
香港。图/Unsplash
小说家始终执着“我城”，诗人们却永远眺望远方。当一个又一个海子的崇拜者背着行囊、乘坐火车去往德令哈，一睹这座城市的真容，诗意或许会幻灭，又或许继续生长。德令哈的文学意义早已超越了它的现实地位，令这个在城市序列中排在底部的小地方，获得了诗歌版图里地理坐标的意义。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4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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