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不出所料。在最初的评论者中间，不管因为他们多少熟悉这一传统意见，还是做一个邪恶教师已经不再能使人震惊，或是同时因为这两者，没有谁感到震惊。善意的嘲讽可以在巴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广泛而轻松的赞扬中看到；巴特费尔德一方面仲情于施特劳斯的想法，认为《李维史论》提到李维（a Livy reference）与引用李维（a Livy quotation）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另一方面将施特劳斯（或者马基雅维利？）描述为“一个赋予（attaches）数字（numbers）以特殊意义的人”，并给出了这种赋予的几个荒唐例子。
可以在一个史学家或“一般历史过程的的学生”（巴特费尔德语）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的评论中看到其它类型的嘲讽。关于《李维史论》的开篇，吉尔伯特指出了两点。他以为，这两点对于施特劳斯的著作是破坏性的。在献词中，马基雅维利说自己已讲出他知道的一切，并在长期从事和不断阅读“世事”的过程中学习。在第一卷的引言中，马基雅维利将自己与哥伦布相比，宣称自己正在带来惠及所有人的“新方式和新秩序”。在没有施特劳斯方面的证据支持情况下，吉尔伯特认定，施特劳斯阅读后者“关键段落”的“行间”（ between the lines），对于他证明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大魔头”（superdevil）的宏伟计划是关键性的。然后，吉尔伯特郑重通知《耶鲁评论》的读者某些“我们知道”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一段落出自马基雅维利手写笔记，但是它未在第一版中发表，因为马基雅维利在为准备出版重新抄写书稿时删掉了它。
其次，吉尔伯特断言，马基雅维利曾经持续阅读的cose del mondo（属世事物）是狭义上的“政治事务”，而非“世事”，虽然该意大利词似乎有此含义。由于将cose del mondo翻译为“世事”，施特劳斯忽略了吉尔伯特认为正确的“传统观点”（或意义？）。
首先，吉尔伯特将一有争议的假设错误描述为一个已确定的事实。有关段落没有出现在马基雅维利死后出版的《李维史论》的头两版，也没有出现在被认为更可靠的一部后来的手稿中，但确实见之于吉尔伯特不正确地称为“手写笔记”、事实上唯一所知的马基雅维利手写《李维史论》的片段。虽然是手写的，但整个片段、包括无争议的部份，行文典雅、措辞优美，非信笔涂鸦。确实，现存马基雅维利笔迹的唯一片段的部份删除，构成了《李维史论》最主要的文本问题，但是，说所有学者都相信它应该被删除却不正确，遑论他们“知道”马基雅维利删掉和在什么场合删掉了这些部分。至于cose del mondo（属世事务），我们只要指出，在吉尔伯特1965年出版的著作中，他翻译或意译《李维史论》卷三章1中的tutte le cose del mondo 为“地上的万事万物”（everything on earth）。在这本书中，吉尔伯特还引用他谴责施特劳斯以之为据的那一段文字，没有说按定论它应该被删除，也没有提到施特劳斯。因此，吉尔伯特的两点意见都被他自己的著作收回了，虽然是悄悄地、不显眼地收回。我所以强调这一无害嘲讽的例子，乃因为它曾经被作为有杀伤力的引用，但也为了练习拼刺。施特劳斯说，马基雅维利的许多惊世骇俗的无情言论并非当真，不过是一种手段，用来迫使他的学生通过一种残忍化过程（a process of brutalization）摆脱女人气，“正如一个人通过运用比实际战斗中所用武器更重的武器学会拼刺”（《思索马基雅维利》，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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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的马基雅维利》，斯特法诺·尤西 绘，1894年
确实有政治理论的学生霍洛威尔（John Hallowell）和后来的肯代尔（Willmoore Kendall）在一篇较长的热情重估中赞美施特劳斯。1967年，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向意大利学者介绍施特劳斯，称其为“谴责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主义和无神论最巧妙和最细致的著作的作者”。莫米利亚诺对这两个人及其著作相当熟悉，因而我们似乎只能说，在他看来，唯有虔信之师有资格占据马基雅维利的位置。捷米诺（Dante Germino）在《对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的再思索》中建议——如果不是说采取——这一立场。在这篇论文中，伴随对施特劳斯同时还有马基雅维利的许多尊敬的表达，捷米诺对这一问题表达了下述意见：根据某篇马基雅维利所写的“忏悔劝告”（Exhortation to Penitence）——在其中他也声称要鼓励再思索，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如果上帝宽恕了戴维和圣彼得的罪，还有什么罪是他不能宽恕的？克罗齐、而非施特劳斯，恶作剧地将这一劝告描述为“轻浮的玩笑”；但是，对一个较早的“按美德”（《李维史论》，第二章，页2）——马基雅维利的美德来解释基督教信仰的企图来说，也许可以更严肃地对待这一劝告。这与其说是劝告，不如说是邀请，邀请人们去做那为了做它而必须被劝的忏悔之事。
麦克什（Robert McShea）在其冗长但不见系统的评论中坚持，施特劳斯宣称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所发现的隐微的和显白的学说之间的区分，更适用于施特劳斯著作本身。施特劳斯的秘密教诲是古典的自然权利，但他却选择将这一教诲与宗教信仰传统结盟或在其中来表达这一教诲。这就好像一个政治哲学教授预料另一个教授会到科学家或史学家中寻求盟友和支持，决定借助教皇的千军万马保护自己。如果采取这样一种策略，一个人就必须对教皇军队有起码的正面评价。另外，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的著作充满了反对现代宗教的议论，这些议论几乎很难与媾和、更不用说与结盟相容。施特劳斯的隐微论（esotericism）或不肯明言（reserve），目的是迫使其读者经历一个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的高飞远举要求最体贴入微地注意细节，没有读者自己的努力，他们几乎什么也学不到。
勒夫特（Claude Lefort）的严肃评价继承和发展了麦克什证明施特劳斯的努力自相矛盾。在赞扬施特劳斯关注如何解读马基雅维利的问题时，勒夫特宣称自己发现，施特劳斯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哲人的马基雅维利与他假设马基雅维利著作中所有的都是预先设计好的相矛盾。这一假设意味着，哲学是一种教导，哲人是大师（a master），但恰恰根据古典传统，哲学不能被理解为哲人的人工制品。有必要假设，按施特劳斯本人说明马基雅维利自己对其方法的说明，这一矛盾是处心积虑的，施特劳斯通过马基雅维利之口说出一条教诲，以便为回归他自己的古典教诲埋下伏笔。
但是，勒夫特忽略了施特劳斯强调跋涉的必要性，而且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哲人为其读者安排的，属于他的策略，一种则是哲人为自己认识并要求其读者认识的，不是策略。施特劳斯谈到马基雅维利发出 “才华的魅力”（《思索马基雅维利》，页297），我们可以在某些学者所谓“我们知道”的东西中看到这种魅力暗淡的反映。《思索马基雅维利》的谋篇布局意在表明，在“人类的技术和邪恶已经获得其所能获得的东西” (《李维史论》卷二章5)之后，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仍然存在，从而对抗这一光辉。这一“教诲”假设基于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每一个词都是当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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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史论》英译本
然而，即使算上这些批评以及其它批评，学术界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以沉默对待施特劳斯。施特劳斯推荐沉默作为智者表达其不赞成公众意见（the common opinion）的最有效方式（施特劳斯，《思索马基雅维利》，页30），而饶舌的公众意见只有在不知道怎么办时才会沉默。甚至或者说尤其意大利人也沉默，因为他们是史学家，心神不宁地拥有历史化的马基雅维利。当萨索（Gennaro Sasso）在1963年编辑《君主论》时，他注意到马基雅维利用大卫（David）和歌利亚（Goliath）的故事说明使用自己的军队作战的必要性。他还评论说，马基雅维利在其所讲故事中让大卫手里拿着一把刀与他的吊腕带相配，这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肯定不同寻常”，其寓意是，自己军队的价值（更不用提圣经上所说的话），但施特劳斯通过解释这个例子得出了“绝对不能接受”的结论。无论如何，1972年萨索变得慈悲为怀，以至于说至少应该驳斥[施特劳斯]这一解释者的复杂解经机智和有争议性。但是，如果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读过肯代尔的热情评论，他们会因为肯代尔漫不经心的说法而心寒：为了与这本书和解，必须与一个人一生中的半年时间说再见。这远远超出了开胃、度假、甚至一次谈话的适宜时间。
有人也许会争辩说，对施特劳斯的研究沉默，是他对当代学术研究沉默所得的报应。因为施特劳斯仅仅提到三位学者的名字：一是19世纪的布克哈特，现在他的名声常盛不衰，这并非因为他对文艺复兴的解释，而是因为他抨击语言学擅用animo（性情）和anima（灵魂）之区分来难为神学；再就是普莱斯克特（William H. Prescott），他同样生活在19世纪，为寻找一位因严格遵守道德原则而闻名于世的史学家，施特劳斯来到这个世纪，并在一个对道德原则有破坏性的陈述中引用了普莱斯克特；第三个是剑桥克莱尔学院的麦克唐纳先生（Mr. A. H. McDonald ），他有教益地、也许还不小心地担保下述事实：李维的《历史》由142本章组成这一点，曾经是常识（《思索马基雅维利》，页333、259、305）。
然而，如我所表明的，施特劳斯远非对马基雅维利研究保持沉默。如果将各种暗示（allusions）——诸如“一个现代批评家的观察”、“许多作者”相信一旦假定马基雅维利在模仿珀律比俄斯（Polybius）所有困难都会消失、“我们时代的博学者提出的更精致的观点”，以及“现代史学家”拥有巨大的仪器提供因浅薄而容易占有的信息等等（《思索马基雅维利》，页134、175、201、210、292）汇集起来，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施特劳斯在学术礼节上唯一的缺点是：未能记住名字。在《思索马基雅维利》中，施特劳斯一定程度上详细、直接地处理了学术文献中的下述问题：马基雅维利是否哲人、《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的关系、美德的含义、《君主论》第二十六章问题、马基雅维利与美迪奇（Lorenzo de' Medic）的关系、马基雅维利本人的官职愿望，以及塔西佗（Tacitus）和珀律比俄斯在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地位。当然，施特劳斯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他没有忽视其它人提出的问题。相反，施特劳斯将这些问题与自己的理解联系起来，且尽其所能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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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
施特劳斯接受马基雅维利主义与马基雅维利的区分，但是相信，必须从马基雅维利主义开始，以便由此跋涉。可是，应该如何跋涉？谁怀疑马基雅维利主义歪曲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他就必须努力得到一种没有被扭曲的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从而证明自己的怀疑。由于马基雅维利作出自己的选择和提出自己的构想时最富教益，我们必须寻找他的意图。不是在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人的秘书而服从于其它人的行动和写作中，而是在其著作、尤其在——或更准确地说，仅仅在——他宣称其中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的那两本着作即《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可以最清楚地看见他的意图。这两本著作占有特别的地位，每一本都可以单独来读，无须指涉它们之外的任何东西，除非为了追索马基雅维利所意图的含义并受他的指导。牵扯任何马基雅维利根本没有认识到的外在联系的含义，都会妨碍非扭曲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意义，用解释者的观点取代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最终只能提供出另一个马基雅维利。在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提示和故事时拒绝历史知识的帮助，忽视其它可以证实自己的解释的作品，是愚蠢的；但是，想要基于这些作品来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意图，同样是不可能的。
打开马基雅维利的这两本着作，我们立即可以看到，它们是、且被人们说成是涉及敏感题目的写作，面对“人的嫉妒天性”引进“新方式和新秩序”，为对雄心勃勃的顾问不无正当疑虑的君主出谋划策。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即使在马基雅维利最是他自己的地方，他也未撇开其它人或利用其它人来推进自己的计划的必要性。马基雅维利不得不小心说出自己的计划，不能说太多、也不能说太少。但是，我们可以正当地问：马基雅维利是否有一个计划或意图？在《君主论》以及在《李维史论》的献词（后者尤其明显）中，马基雅维利明白说自己有一个计划。马基雅维利是否有一个计划，这一计划是否像施特劳斯所以为的那样远大，以及是否任何人可以意图如此多的东西，我们在寻找马基雅维利的意图的证据时，无论如何不应该在探讨之前就排除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不能证明马基雅维利有一个意图，除非人们已经发现了这一意图；人们也不能否认马基雅维利有连贯的意图，除非人们已经肯定不能找到这一意图。因此，对施特劳斯的反驳迫切而必要，刻不容缓，即使这可能使我们要付出六个月的时间。我们甚至不能说这种反驳已经开始，因为就我所知，在《思索马基雅维利》中有错误嫌疑的数以百计的句子中，还没有揭露出哪怕一个错误来。
按照这些必要性，施特劳斯细查《君主论》和《李维史论》，寻找一种在光天化日下最多只能部份可见的意图。如果我没有记错，在《思索马基雅维利》中，“在光天化日下”（in broad daylight）这个短语出现了四次。由于施特劳斯总声称自己是经验社会科学家（an empirical social scientist），他不忽视看上去可能像偶然意外的“小事”，虽然他强调，这些小事只有与更大的事情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施特劳斯注意小事，得之于马基雅维利的一个暗示。在《李维史论》卷三33中，马基雅维利赞扬了一个罗马执政官，因为他不鄙视这样的cose piccole（小事）：认清或者我们应该说解释诸神的意图，使之适合人类的政治设计；但是，马基雅维利也赞扬李维借执政官的口说这些话，从而表明，作者也可以对这些话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贡献。马基雅维利评论说：李维通过在人们都以为他会提到某些事情时未能提到某些事情而表明自己的意见，施特劳斯同样从马基雅维利的这一评论中找到自己的线索。因此，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安排一种孕育的沉默，使之可以同愚蠢的沉默区别开来，是可能的。施特劳斯说并且表明，就比《君主论》更长、更从容的著作《李维史论》中的计划而言，马基雅维利利用李维，是关键性的。由于要适应繁忙的统治者的需要，《君王论》的计划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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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国会大厦前的李维雕像
施特劳斯还注意到《李维史论》有一章中许多明显的错误。马基雅维利在那里说，如果一个敌人犯下许多重大错误，我们应该认为在这背后隐藏着某种骗局；然后，为了说明这一箴言，马基雅维利通过给出一个敌人没有犯明显大错的例子而犯下一个大错。我相信这是事实：没有证据表明，在施特劳斯之前有学者曾经怀疑这一明显大错也许隐藏着马基雅维利的骗局。学者瓦尔克神父（L. J. Walker, S. J.）在施特劳斯之前评论了一些值得考虑的清白，为了显明这些清白的程度，他的值得重视的《李维史论》编本辑录了一个马基雅维利的出错表，共有二十三个。这个列表无疑太长，其中每一个错误都可以被解释成狡猾的敌人精心炮制出来的明显漏洞（或者：你的朋友有时会欺骗你吗？），但也可以说列表太短，因为它没有将《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数以百计的明显漏洞——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个——计算在内。
虽然施特劳斯不能充份证明，马基雅维利有某种意图，除非他能够证明这种意图是什么，至少他能够提供过硬的证据，说明在人们以为不会看到意图标志的每一个自然而然之处（each item of regularity），都有着某种需要解释的神秘东西。一个评论者勇敢地不予理睬《李维史论》与李维的《历史》具有相同章数（142章）这一事实，说这不过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但是，这位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他也没有用施特劳斯发现或留给我们去发现的许多——或者可以说是无限——其它巧合了检验自己的勇敢。确实，像大多数学者谨慎或本能地认识到的那样，不承认任何奇异性是更谨慎的做法，因为只要有一个隐蔽的意图的例子——无论人们认为这隐蔽的意图是什么，就足以表明，施特劳斯读马基雅维利时走的是正道——无论他有过什么样的错误，而所有其它学者则在错误的路上游荡——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洞见和发现。
让我们考虑这位学者谨慎的例子。在《李维史论》第一卷章3中，马基雅维利除了别的事情还谈到罗马人如何利用宗教来制止骚乱。他以Terentillian法引起的骚乱为例，建议限制执政官的权力，并评论说，有一次，当一个当权的重要公民Publius Ruberius从元老院走出来，“软硬兼施，向他们指出城市的危险”，使平民发誓不背离执政官的愿望，骚乱就被制止了。现在的麻烦是，根据李维的说法，这位重要公民的名字是Publius Valerius，而不是Publius Ruberius，马基雅维利在下一个句子中实际上正确地说出了此人的名字。施特劳斯之前的评论者瓦尔克告诉我们，他曾在罗马共和国编年史中遍寻Publius Ruberius不获。施特劳斯不假思索地建议将Publius Ruberius翻译为意大利语，意为“共和国的掠夺者（public robber）”。两个施特劳斯之后的评论者——伯特利（Sergio Bertelli）和普伯（Mario Puppo）非常熟悉瓦尔克的评论，而且无畏地借用这些评论，于是将这一困难埋葬在沉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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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中的罗马元老院
虽然马基雅维利专家们纵容自己几乎所有人的嗜好，却以修院的严律遵守有一条严肃规则：永远不要笑！如果他们什么时候笑了一次，那也许是因为布道师讲了个笑话，但如果布道师讲了个笑话，他如何可以是布道师？他们没有这样严格遵守这条规则的另一面——即从来不在马基雅维利的喜剧中寻找严肃意图，可能因为很难重述笑话。但是，也许可以说，直到你在其中发现一些可笑的东西，《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的任何一段话都将不可理解。读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时，如果你不能经常露出会心的微笑，就该认为自己读错了。这并非说，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意思是一个玩笑；毋宁说，马基雅维利将重要事物（grave things）看作是可笑的，因为人们所操纵这些事物却因为它们满足了人类的必须而是重要的。在马基雅维利反对现代依赖骑兵的意见中有一条是，这种情况类似于一个懦弱的人骑着跃跃欲试的马，或一个跃跃欲试的人骑着懦弱的马。人们越思考这一模拟，就越觉得这一模拟好笑。
对施特劳斯发现马基雅维利的意图的方式，大多数评论者提出了两种反驳。首先，他们说，这是聪明的，但这聪明是施特劳斯的，而不是马基雅维利的。其次，他们说，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公认的、无可怀疑的大胆作者，他名列禁书索引，他因为大胆还受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恶名的款待；所以对马基雅维利来说，隐藏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大声说出的东西是多余的。
如果施特劳斯的聪明仅仅是他自己的，就应该可能解开这种聪明，正如他宣称揭开了马基雅维利的聪明。类似于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与李维原本之间的歧异，也应该可以在施特劳斯文本与马基雅维利原本之间看到。只要人们肯去找，就会找到这样的歧异，因此，如果谁打算隐藏它们，就会面对相应的困难。有谁认为凭一己之聪明可以提供对一个不连贯文本的连贯解释而不陷于困境，就请他来证明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在施特劳斯的魔鬼聪明（diabolic cleverness）面前作出乏味的目瞪口呆的诚实表情，不足以让人信服。然而，我将满足于一个施特劳斯式聪明的例子。在某个地方，施特劳斯说，马基雅维利模仿布鲁图斯，“布鲁图斯为了解放自己的祖国装疯卖傻（played the fool），说、看和做违反自己见解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取悦君主”。在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中，布鲁图斯被说成通过赞扬、看和做违反自己见解的事情装疯卖傻。施特劳斯省略了“赞扬”，我认为是为了使“看”成为核心重要的东西（施特劳斯，《思索马基雅维利》，页168; 在页34正确地引用了这段；亦见页203、275），并引起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许还暗示马基雅维利违反自己的意见看事情，以取悦君主。
马基雅维利是大胆的（bold），但如施特劳斯所说，他的大胆总是无声的（《思索马基雅维利》，页34）。由于马基雅维利的大胆，他寻找新的方式和秩序，但这种寻找是需要小心从事的危险事业。当马基雅维利发现新的方式和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他说出新的方式和秩序，他遇到羡慕他作为奠基者和新君王光荣的人的嫉妒。这正是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开始（《李维史论》第一书）谈到人的嫉妒天性时表现谨慎的原因。但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说，新秩序的引进者面临着那些因为相信自己从法律得到好处因而保卫法律的人的党派热情。竞争的君主的嫉妒和受惊的人民的愤怒是马基雅维利路上的障碍。但他正在走向哪里，已经走了多远？马基雅维利嘲笑有道德的人和虔诚的人、批评那些批评教会和教皇的反教士、批评那些支持他的轻信的人吗﹖或者，新的方式和秩序意味着一种更为基本的意图，意味着擅用（appropriation）而非仅仅批评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