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不少严肃电影，但很多人喜欢的是其中黑色幽默的部分。严肃的主题就不能搞笑了吗？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严肃的主题和搞笑的事情相伴而生，没法切割。
我是处女座，是一个凡事要制订周密计划的星座。坐在办公室里，小说写不出来就改弄剧本，剧本编不出来就写散文，碰到思维节点就会马上跳开，可以同时进行三四件事情。
我逼着自己每天写出1500字的剧本，哪怕第二天又把这些删得一字不剩。
我会把工作和生活严格分开。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星期天是找不到彭浩翔的。还有就是我晚饭后绝不工作，两者混淆的极限就是晚饭时边吃边谈。
创作人可不是每天要熬夜、抽烟的。现在有编剧小朋友告诉我，他们不抽烟会没灵感，我说你这句话骗骗小女生就好，不要拿出来骗我。抽烟喝酒完全没有问题，扯上灵感就有点扯了，别给自己的放纵找理由。
我是从2011年开始滑雪的，第一次滑过之后感觉好难过，因为我爱上了这个东西。我会怪我爸在我小的时候没有带我去玩，记得我还沮丧地和我太太说，30多岁才开始学习一种运动还有希望吗？
我和太太分析过我在滑雪这个项目上的优势和劣势。我现在经济独立、时间自由，一个20岁开始玩滑雪的人每年滑15天，20年不过是300天，我每年可以滑45天，那我滑一年就是他们三年，很快就赶上了。不管拍什么电影都不能压缩到我滑雪的假期，不给假期，只能以后再合作。
我30岁之前，大概是从来不运动的，滑雪让我发现了自己在控制身体平衡上的天赋。后来去玩冲浪、滑水，基本一天之内学会，现在又开始玩滑板，道理都差不多。是滑雪打开了我的一扇门。
滑雪教练说我的技术已经远超过了我的身体性能，不提高一下身体性能很容易受伤。我的健身教练又要我去做无氧，全面运动的指导老师说要跑步加强点带氧的运动，营养师告诉我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要吃……全都来了。你看到我跑步，健身，少吃食物，其实都是为了我可以更好地滑雪！
我每次去茶餐厅里一定要点菠萝油，但是我不能吃，因为肥得要死。我听营养师的，每天吃少点，真的是只吃一点点。
春娇和志明是两个被我延续的人物。续集让观众等了那么多年，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了重新想故事上，在续集创作中，我会保留两成关于前两部的内容，这些也是粉丝知道的部分。
观众看到的只有我电影里那个成型之后的故事。只有我身边的人才会知道这个故事在产生和成型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在一年或是几年里蜕变成更流畅的画面。人通常不愿被别人看到全部。
滑雪不是拍电影，我还是想要玩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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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某一天，我突然想起了自己之前在东京经历“3.11”地震时的情形，这个故事完全能放进志明和春娇的故事里面，那一刻，我才真正启动了第三部。我打电话给所有人，他们都不信。我和杨千嬅通电话，她说你又来，我都讲过很多年了，我今年要准备怀孕，我说等一下，你先听我说完。
我和曾国祥很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演员可以做导演，导演就不能做主演。我太太说我是神经病。我说那不如大家就拍个低成本电影玩玩，只要找来一群漂亮女生客串，电影一定没问题。
第一部《志明与春娇》拍完之后，我们都喜欢这两个角色，余文乐和杨千嬅也喜欢。熟悉的人都知道那是我和我太太，以及身边的朋友们之间发生的故事。第一部之后还没讲完，第二部《春娇与志明》是我们逼来的。
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拍电影续集。
我跟投资人说：你们的压力是第二部票房不能比第一部差。好在第一部的票房已经那么烂了，第二部超过第一部的票房成绩应该很容易。老板说，既然编剧、导演、演员都喜欢，那就拍吧，别花太多钱就好。
我开始听说冯小刚导演要把电影拍成圆形的时候，感觉真的很疯狂。我相信中国想把电影拍成圆形的人很多，但用这个想法得到投资的导演极少。对他人的一些疯狂的想法产生信任要用很多年的时间才换得来。
导演对电影的要求和投资方基本没差的：我希望拍出来的电影大家喜欢，投资方希望电影卖钱，只有大家喜欢的才会卖钱的，对吧。投资人尊重导演的想法，我回报他的方式只有让他更赚钱。
在北京，我可以碰到很多有意思的、懂电影、懂故事的投资方，他们会和我谈计划。但来北京是陈国富导演影响了我，他说他要来北京，还跟我说：不如你也来试试。
我年纪不小了，不会把自己的人生放在一件难看的事情里面，所以我只和追求品质的人一起玩。
我一直赞成电影分级制度，但是，每个市场有每个市场的规矩。从刚刚开始做专栏作家我就在讲，人们不要把台词里有脏话的电影定义成限制级影片。到了2007年，我拍的《出埃及记》在香港就真的被算成了非限制级的电影。
春娇和志明的故事，前两部之间隔了两年，第二部和第三部之间隔了五年，我想真的有第四部的话，至少再过八年吧。希望我爱的人们到时候还都健在，万一有什么不幸发生，那就叫《春娇拜志明》好了。
我原本有个疯狂的想法，《志明与春娇》的前两部一开头不都是恐怖故事吗，那第三部也来这样一个开局。你以为很快结束了，对不起，这次送你一整场恐怖故事，哈哈哈哈。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没道理啊”，其实我反倒是觉得，总可以猜到答案的电影，反而很无聊。
我不能改变周围的世界，但是可以随意控制自己。
在香港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应酬：吃饭，喝酒，聊事情，七八年前搬来北京之后，我的时间就会慢慢被自己固定。懒散的时候永远有理由把事情向后推延，这样不对，要去上班，天天开工，和同事坐在一起，在公司里面有个位置，不把工作带回家，感觉竟然也不错。
给一部电影拍续集就是在挑战喜欢第一个故事的人，只有挑战才会找到出路。
第一次做平板支撑，坚持一分钟，哇！要死掉了。后来和同事打赌，为了几百块我撑了三分钟，快要进医院了。我发现一个人的极限不是自己可以想象得到的，人不就是和自己玩游戏吗？打网络游戏多无聊，不如找个跟自己身体玩的游戏。
我不喜欢听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说自己没时间，很忙的样子。我问你，如果范冰冰找你喝茶你会不会有时间？每个人把事情放在自己生命中的什么位置，决定了你会为此花多少时间。
最早拍《志明与春娇》的时候，我甚至想了一种最小成本的制作。数码摄影，我和朋友自己去演，就在公司楼下，一周的时间差不多搞定。后来投资方来了，余文乐、杨千嬅来了，拍摄15天，没有剧本，每天大致有个梗概，在片场临时加入一些，没想过大家也会喜欢。
我一直想拍一部真正的AV电影。
有九成拍过《志明与春娇》的工作人员在听说电影第二部开始计划的时候，都自愿来工作。在片场大家都发生了愉快的共振，这是我觉得很珍贵的东西。
电影票房不重要，维系电影的也不是口碑，而是要有好故事。
我做了不少的严肃电影，但很多人喜欢的是其中黑色幽默的部分。严肃的主题就不能搞笑了吗？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严肃的主题和搞笑的事情伴生，没法切割。
一个男人长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一些不想承担的人和事物，每个男人不想承担的事情都不一样。在非洲有个习俗，男人成人的时候要弄个刺青在脸上，后来才弄明白，当地人是想用刺青告诉男人，你已经成人了；小孩子成年就是要承担一些自己不愿意承受的痛苦。但是我们这里不可以啊，有人这样做会被指控虐待儿童。这样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长大了又好像自己没长大。
大概从高二开始，我就没再长大过。当时觉得成长代表失去自由，失去天真，可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失去这些东西之后，命运会拿更多的东西跟你换。很划算的。
我不是个导演，我只是个讲故事的人。
绿色外套 CERRTUTI 1881
灰色针织衫 Brunello Cucinelli
编辑 暖小团
摄影 高远
采访 撰文 Mino
造型 傲寒 川川
化妆 发型 Shailen
灯具提供 搞Studio
场地提供 港真茶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