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张维迎的批判逻辑审视
在与林毅夫争论中，张维迎还对林毅夫的论证逻辑进行了驳斥，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然而，张维迎自己所使用的论证逻辑同样存在严重问题，甚至逻辑缺陷更大。这里举两个例子。譬如，林毅夫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张维迎承认林毅夫的前一个"命题或许为真"，却将后一个引申结论视为"伪命题"，其理由是，有大量失败的产业政策。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前一个假设推延出后一结论存在任何逻辑问题吗？为了驳斥林毅夫的观点，张维迎举例说，按照同样的论证逻辑，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得出"得病是长寿的原因"这一结论。张维迎认为，前一假设是合理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是荒诞不经的，因为有很多病死的人。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在这里，"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是否定式论断，它与"得过病也不一定会长寿"是相容的。又怎么会得出张维迎的论断："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呢！再如，林毅夫说："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但张维迎说，"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议研究了产业政策，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但林毅夫没有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产业政策不会失败。" 问题是，林毅夫何尝说过"产业政策不会失败"了呢？同时，张维迎又是如何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呢？尤其是，张维迎批判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核心及其产业政策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因为其中内含了四大错误。那么，张维迎所指的这"四大错误"是否击中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要害呢？这里再作一剖析。
（一）经济增长奇迹真正发生在英美而非中国
张维迎认为，中国等后发国家的长期持续增长不能称为奇迹，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发生地在英国和美国；其理由是：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30年内从一个农业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问题是，英国和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都不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市场政策的结果，而与政府的高强度政策扶持和关税保护分不开。（1）英国崛起于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16世纪下半叶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在军事上，英国先是援助荷兰等下国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接着又直接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而又夺取了印度、加勒比海、北美洲以及大洋洲等殖民地；在经济上，英国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仅致力于保护和发展本国毛纺织业和其他新兴工场手工业，而且还致力于造船和航海业为产业扩展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通过北美殖民地的开拓和海外贸易公司的建立来拓展海外市场。（2）美国内战后的经济迅速崛起也是源于林肯以后的美国政府贯彻了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所构建的重商主义政策，这包括要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为此要设立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发展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实际上，南部种植园主、农产品出口商、新英格兰船运利益集团以及纽约、费城的银行家们出于自身利益而极力维护自由贸易，但1812-1815年的英美战争中断了对英贸易往来，北方资本才从航运业转向制成品而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战争结束后北方工业马上又受到抑制，这促使北方资本家呼吁保护政策，最终于亲英的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爆发了内战，保护主义在内战之后则成为主导美国时代精神的成熟学说。 尤其是，正如林毅夫指出的，工业革命的产生不仅与企业家精神有关，而且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而政府部门在后者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工业革命初期的工厂油画
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审视张维迎的另外两个观点。（1）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在于总体上政府管得越来越少。确实，过度的管制会窒息人的积极性，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但是，过度的放任同样会造成秩序的无序，造成人们不愿从事生产而从事掠夺，造成工业与商业、生产与赚钱、创新者与套利者、企业家与商人、制造财货与营利动机以及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分离，这已经为凡勃伦详尽刻画。事实上，一个好的产业政策应该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尤其是在无序式经济增长结束或接近尾声之际，更需要有"精致"的产业政策。这里的"精致"不是严格的政策边界规定，恰恰是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的能力。（2）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除了一些虚张声势的民粹之外，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极端自卑的气氛：一方面机械地照搬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上的教条性原理，乃至过度崇尚在英文世界发表文章；另一方面迄今还没有形成可以被认为成功并值得研究和推广的中国模式，因而几乎没有任何本土性理论。事实上，马克斯·韦伯很好地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后来的斯宾塞、泰勒等发展与了与西方个人主义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同样，日裔的威廉·大内、青木昌彦以及植草益等系统地总结了日本那些大公司的管理和运行实践，并将之与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而构造了独特的治理模式。但试问：有哪些中国学者将中国的文化心理与实践结合起来而提炼出来而形成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呢？这是汤一介老先生的死前之叹。实际上，笔者曾致力于此研究并撰写了数本专著，但当今中国经济学界中罕有人诚心甚至是稍许的关注。
（二）利用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
针对林毅夫的观点"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张维迎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确实与利用比较优势有关，但这是企业家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发展战略无关。其理由是：（1）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而动态比较优势是市场中的企业家创造的；（2）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国家战略，只需要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够。相反，如果要违反比较优势，则需要国家战略；而且，各国的历史实践也表明，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例如，日本政府列入产业政策目标的主要是那些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产业，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由此，张维迎认为，林毅夫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内在矛盾的：林毅夫理解的比较优势由要素禀赋决定，而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性又体现为市场价格体系，而合理的价格体系又必须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比较优势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得以显露出，那么，产业发展战略就应该跟随市场走，而不是由政府来引领市场，但新结构经济学却强调要政府因势利导地利用比较优势。所以，张维迎问道：既然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就能反映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政府告诉企业家比较优势是什么？
不可否认，如何认识并有意识地利用比较优势确实存在不少障碍，但张维迎这里将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对立起来却是源于对比较优势的片面理解。究其原因，比较优势本身不是静态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存在从"潜能"到"实在"的转化过程；同时，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促使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进而使得原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型产业才能变得符合比较优势。我们从两点加以具体说明：（1）比较优势由劳动、土地等自然禀赋以及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创生禀赋所构成，尤其是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比较优势的关键要素，因此，只要有意识地积累和培育技术等创生禀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就可以改变，从而也可以引导相应产业的变化；（2）政府不仅可以在技术等创生禀赋的培育和积累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还可以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升级过程会面临很多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也不是企业家单独能够做的。显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正是利用政府独特的能力和信息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换为现实，进而推动比较优势的更快转换。
同时，张维迎还强调，每一个人在市场中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但计划经济却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在计划经济盛行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但是，如果将之拓展为计划经济乃至产业政策的一般特征，那么，这种理解就又走向片面化了。这里也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尽管市场主体会尽可能利用比较优势，但也仅仅是在现有比较优势下选择产业，却无法跳出现有比较优势以获取更大的收益，而产业政策的作用则在于扩展这种比较优势；（2）产业政策不是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而是试图通过开挖沟渠等方式在原来没有水的地方储蓄水源，从而引导人们开始种植有利可得的水稻。张维迎以斯密、李嘉图和杨小凯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但这些传统智慧都只是以比较优势既定为前提，是基于一种静态观，而真正的产业政策应该主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三）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冲突
张维迎认为，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都源自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精神就体现在它对市场机会的警觉和敏锐，也体现在开拓新事物中的创新；相反，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和误导企业家，使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不该投入的领域和项目中，以致跟着政府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在张维迎看来，广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日本早期产业政策之所以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错误的产业政策总会受到企业家的抵制。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而且，即使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乃至通产省神话由此破灭。 问题是，张维迎的论断也遇到两个明显的挑战：（1）张维迎刻意地将产业政策与企业家对立起来，但好的产业政策恰恰在于能够与企业家行动形成互补关系，试问：谁能否定日本汽车业的崛起与有效的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呢？（2）大量产政策的失败并不能否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而仅仅反映出产业政策本身需要优化和改进：应该从以具体技术和产品为目标转向更广的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为目标。
张维迎坚持认为，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不错，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根源，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这样两点：（1）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只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功还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2）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或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需要以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为基础，而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又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就此，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大量案例。例如，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计算技术上，2001年推出的ipod及其后的iphone则是建立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而这些研发成果都受到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乔布斯的贡献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同样，最初的网页和网页浏览器也不是私人部门设计的，而是由政府资助的欧洲量子物理实验室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国家计算机安全协会开发的。为此，克莱因就指出，"如果没有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实验室的巨大贡献和苹果公司开发出的很有用的图形用户界面、轻便耐用的鼠标和以太网协议，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互联网。但是没有巨大的公共资金投资首先把网络构建起来，前面这些私人开发的东西也是没用的"；因此，我们"不要把互联网说成是一项'私人'技术，一种自发秩序，或者是一个资本主义创造性的光辉样板。它跟这些都无关。"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对立起来。
同时，按照米塞斯-罗斯巴德的企业家理论，只有拥有产权的资本家才可能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只有预先拥有金融资本所有权才能去投资，才能承担投资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早期从事技术创新和发明的瓦特、盖茨以及乔布斯并不是企业家，因为他们没有承担投资失败的损失。进而，按照这种理论，只有那些风险投资者才是企业家。但问题是，这些风险投资者也在努力采用分散投资等措施来控制不确定性呀！其实，企业家精神的根本特质在于事业的创新和开拓而非财富的追逐和积累，真正的企业家从财富创造而非转移中获利。张维迎举例说，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最初资助他罗巴克被搞破产了，后来接手的博尔顿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这里，瓦特就是将发明作为事业的企业家，但不是纯粹为逐利的商人。正如张维迎所说，在当时还很难看到蒸汽机的赢利前景，因为相关技术和配套设备都没有出现，大规模使用蒸汽机的火车和轮船也没有出现。之所以有人从事创造发明等事业，就在于在当时新教革命唤起了一股以天职为志业的精神。但是，如果放在以逐利为目的的现代商业社会，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这种耗资巨大、成效缓慢的项目；相反，这类研究开始只能发生在科研部门，而科研部门的资金则由政府来资助，这正是现代社会中控制创新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
（四）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关系扭曲
张维迎认为，重新思考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究竟是赶超战略导致了体制扭曲，还是扭曲的体制导致了错误的战略。其理由是，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非出于赶超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只是后来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才提出赶超战略；赶超战略一旦实行就会打压企业家精神，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对张维迎的论断，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审视。（1）张维迎的分析逻辑明显存在张冠李戴现象：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及有计划生产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现象是早期马克思等理论家提出的，但其主张是以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前提；赶超战略则由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者提出，其背景是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了经济落后地区并存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对抗和竞赛。（2）张维迎认为，讨论体制与战略问题的实质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现代政府积极寻求有效的产业政策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人们的更大福利，否则就成了仅仅追求诺思意义上垄断租金的作为主权者的统治者了。
张维迎认为，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但试问，只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才会有个人自由吗？马克思的所有学说不正是为追求个人的全面自由吗？林毅夫就指出，张维迎错误地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落后归咎为缺乏自由，进而错误地将国家发展战略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理由是：（1）"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传统自然经济社会是相当自由的，但仍然发展不好；（2）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问题，不完善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就无法发挥出来，个人自由也就会受到限制。 实际上，涉及到个人自由问题，我们往往需要作一连串的思考：（1）个人自由为何会受到侵害？一般地，个人自由就是一个人不受到其他人或群体的奴役、压迫和剥削。（2）一个人为何会受到其他人或群体的奴役、压迫和剥削？根本上，源自互动的双方之间存在权力的不平等。（3）权力为何会存在不平等？明显地，这体现为政治领域的公权力和经济领域的私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4）如何才能解决权力集中现象？显然，这就涉及到政治民主主义和经济民生主义的改革。由此可见，张维迎的论断存在明显的误区：它先验地认定维护自由市场是实现个人幸福的最好工具，并且还以强烈的政治性和实用性词汇而非学术性和哲理性词汇来理解个人自由概念。
上述种种的分析都反映出，时下的产业政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源于对人类实践的不同理解，每个学者以及经济学流派都基于特定的视角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乃至对同一事实往往都会得出不同的认识，进而产生出不同的学术主张。由此，在林毅夫看来一些顺理成章的政策，张维迎却认为其中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相应地，一些对人类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创新，被一类经济学家归功于企业家精神的自由发挥，却被另一类经济学家归功为政府的产业政策。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学者克莱因就曾举例说："自由主义者们经常引用互联网作为案例来指出自由是创新之母。而反对者马上会指出网络是一个政府项目，然后再一次证明市场必须有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引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批评是对的，但不是以他们的这种方式来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得到广泛应用，应该归功于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一方面，"对于互联网的诞生，政府的作用是被低估了。互联网的诞生要归功于政府和政府基金"，"互联网一开始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政府项目，称为远景研究计划局网络，是设计用来分享大型计算机能力和建立一个安全的军事通信网络"；另一方面"设计者们一开始并没能预见它会变成（商业化的）互联网。不过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提示了我们互联网是怎样工作的，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在线技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会有那么多障碍。我们必须感谢市场参与者，是他们让网络变得有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典型的政府项目，因为政府项目代表着无效率，投资过度、非关联性。" 推而广之，我们在设计一个产业政策时，就需要伴随社会条件的变动而调整；在评价一个产业政策的工作时，则需要从全局和长期的视角着眼。
囿于奥地利学派分析产业政策的局限
上面对张维迎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的主要观点、所持理由以及分析逻辑做了较为全面的审视，不过，这并不否认张维迎在论战中也提出很多负有启迪的洞见，尤其是对产业政策极有裨益的告诫。譬如，张维迎正确指出，传统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而一旦资本和人才能够自由流动就大大降低了要素禀赋的重要性，乃至现代各国进出口结构中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并没有多大关系。究其原因，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张维迎还举了一系列的例子：（1）英国原先并没有棉纺织业的资源禀赋优势，只是凯伊的飞梭（1733年）、怀亚特的纺纱机（1733年）、哈格里夫斯的（珍妮）多钉纺织机（约1766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以及克朗普顿的走锭精纺机（1779年）的相继发明之后，才取得巨大的比较优势；（2）在1920年之前汽车市场的领头羊是德国和法国，只是亨利·福特发明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才使得美国企业车超越德国和法国；（3）韩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不适合发展汽车产业，汽车修路工出身的郑周永却"创造"出了韩国汽车业的比较优势。 正是鉴于技术进步在现代比较优势提升以及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本书第8章就强调指出，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面，对那些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实现更是如此。
*福特发明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问题在于，尽管张维迎充分突出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但他却由此来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究其原因，他简单地认为所有技术都是企业家个体发明创造的，动态比较优势也是由企业家无意识推动的，进而认定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显然，这就很值得推敲和审视。（1）尽管在前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技术发明确实主要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工匠、农夫、工程师以及企业家发明的，但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设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 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将技术进步归功于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呢？显然，这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进步的动因和轨迹。（2）奥地利学派正统的企业家才能理论是注重"警觉"和"套利"的米塞斯-柯兹纳路线，它将企业家视为在警觉引领下从事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的人；相应地，几乎所有追逐利润的市场主体都被视为企业家，几乎所有的市场行为都被视是企业家行为。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认为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的呢？显然，这就需要对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做出更清楚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张维迎之所以如此推崇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的自发作用，就在于他较为机械地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和思维，却没有或者没有能力进一步去剖析奥地利学派用于分析产业政策时的内在局限。实际上，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理论至少也存在两种不同路向：（1）由维塞尔开创并为熊彼特发扬的路向，它将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突出具有创造性的特定活动及其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推动；（2）由米塞斯开创并为柯兹纳发扬的路向，它将警觉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突出具有警觉性的个体行为及其在发现和利用利润机会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柯兹纳就写道："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属于那些聪明的、富有想象力的、勇敢和足智多谋的创新者。而我们则认为，只要市场参与者意识到做某事哪怕一点点不同于现存的做法，就可能更加准确地预期实际的可得利润，那么，这就是运用企业家精髓。" "熊彼特用价格竞争来说明非企业家的普遍竞争，而用新产品和信技术来说明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竞争。对我们来说，价格竞争过程，如由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表现出来一样是企业家的、动态的。" 但是，张维迎等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倾向于混用企业家理论两条路线中的警觉和创新来为现实市场机制及其后果辩护：一方面，他将企业家的警觉性扩展到所有市场主体身上，从而为市场行为的合理性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辩护；另一方面，他们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运用在那些资本精英身上，从而为企业高管的高额报酬以及市场收入的巨大差距辩护。试问，所有人类行为或市场行为都是理性的吗？市场上所取得的收入都是合理的吗？很大程度上，奥地利学派意义上的那种企业家已经蜕变成单一的"套利者"而非"创新者"，而频繁的套利行为非但不会促进市场协调反而会加剧市场波动。
纵观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析和论断，几乎都源于奥地利学派的思维和主张，以致很大程度上也曲解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混同了商人式企业家和工程师式企业家，进而将企业家与商人等同起来，将企业家精神与逐利动机等同起来。事实上，张维迎近来言必称哈耶克，言必称米塞斯，言必称奥地利学派范式，但试问：（1）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理解了哈耶克、米塞斯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思想？（2）又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审视了哈耶克、米塞斯以及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合理性？就前者而言，奥地利学派迄今并没有形成了一部广为接受的教材式著作，其理论和范式主要是由众多学者所撰写的一系列著作构成的，以致同一概念往往也存在不同理解。例如，鲍莫尔和何尔康等人就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破坏性企业家精神和建设性企业家精神，并认为，企业家精神不仅会促进也可能会危害社会，因为它很可能采取一种寻租的方式去影响政府以特定的资源消费方式重新分配收入。就后者而言，奥地利学派基于特定的哲学思维和分析视角对事物进行诠释和理解，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例如，根基于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奥地利学派将市场秩序等同于自然秩序和正义秩序，将市场价格等同于合理价格或正义价格，从而也就忽视了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性，忽视了市场收入的不合理性，乃至将所有的逐利行为都视为企业家行为，将所有的市场活动都视为信息发现过程，从而就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现实问题的发现。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机械地盲从奥地利学派，张维迎等人否定市场协调存在失灵，反而将市场失灵视为市场不均衡的表现，而不均衡又意味着套利机会的存在，从而促使企业家采取行动。而且，张维迎仅仅以马云的阿里巴巴和史密斯的联邦快递公司以及全球代孕市场等少数几个例子就认定，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市场协调；同时，仅仅以特定时期的计划经济下的商品短缺来断定，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精神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抑制。但是，张维迎却根本没有剖析市场协调中的内在障碍，也没有探究计划经济中那些可以改进的因素。同样，简单地依据奥地利学派对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和激励机制的不完美性这两大关注，张维迎就武断地认为，产业政策必然会失败，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其实，张维迎本身也承认，如果能够获得所有行为后果的有关信息，就可以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得政府官员没有寻租的空间。只不过，张维迎又强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看，获取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对政府官员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有效的度量，从而也就无法对官员们进行有效的激励，而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和控制。问题是，张维迎为何对私有企业的管理者具有如此信心，而对政府官员却如此没有信心呢？要知道，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今天，现代企业中的管理者与政府官员在行为动机和决策程序上并没有根本性差异。剑桥大学的张夏准就指出，"委托-代理问题和搭便车问题影响到了许多大型的私有企业"，"虽然一些大公司仍然由它们的(大)股东管理，但是大部分企业都是由雇佣的管理者进行管理，因为它们的股权非常分散"。
最后需要指出，尽管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的分析向真实世界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依然没有摆脱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的束缚，从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存在严重不足。譬如，奥地利学派引入人的意向性而剖析了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发市场秩序，但是，（1）它没有意识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悖论，由私利追逐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社会的需要；（2）它没有区分不同市场主体的行为差异，市场结构性不仅体现在货币流动的资本市场，更体现在人员流动的劳动市场；（3）它没有深入剖析人际相异性带来的权力不平等，自由市场中同样因金钱权利的集中而存在剥削、奴役和压迫；（4）它没有关注有限理性的个体在互动中导向的囚徒困境，自由市场的秩序扩展不仅呈现出演进倾向，更多地凸显出内卷倾向；等等。同样，奥地利学派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个体主义以及数量化的分析思维，进而致力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包括资本结构、劳动结构、生产结构、市场结构以及利率结构等等；但显然，这些结构分析几乎都囿于社会结构的自然性或物质性，而没有剖析社会结构的社会性，从而也就很难真正认识到"自发"市场的扭曲和非均衡性，很难真正认识到它的深层次问题。
譬如，奥地利学派承认人与人之间先天地存在其它各种各样的差异（能力、天赋、出身等等），这导致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平等；由此，奥地利学派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视为人类合作与发展的基础，进而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实，人的相异性是社会分工、进而也是社会合作与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的相异性主要不源自生理和偏好等自然条件，更主要源自资源占有等社会性条件，进而衍生出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显然，后一类差异将导致形式平等下竞争的实质不平等，因为以平等对待不平等就是实质的不平等。正是由于奥地利学派局限于以自然性来解释人际差异，就仅仅看到分工合作的必然性和充分性，却看不到现实分工合作关系中潜含的不公平性，自然也就否定政府的社会政策，温和者哈耶克也只赞同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更不要说积极干预市场的经济-产业政策。正因如此，笔者长期以来对奥地利学派所持的态度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努力汲取奥地利学派思维和理论中极有助益的营养，如对个人知识和主动性的重视，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经济的异质性和结构性分析等；另一方面则积极正视它在哲学思维、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论断中的潜含缺陷，尤其关注它潜含的肯定性理性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谬误，进而更深入地审视真实市场的运行机制及其效果，从而也就有助于更好地引入并界定政府的作用范围。
总之，尽管奥地利学派思维和范式对市场运行具有强大的分析功能，它提出的理论和洞见也为我们认知市场现象提供重要的启发；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盲从和固守它，而应该以开放而多元的学术态度来审视它。尤其是，在对待和处理具体的现实问题时，我们更是不能简单地信守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和一种分析思维。究其原因，（1）任何现实社会经济问题都是复杂的，而理论则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从而无法直接应用；（2）每一种理论和学说都基于特定的角度和维度看待问题，从而也必然会内含了某种片面性；（3）社会科学理论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成熟的演进，因而就难以出现完全成熟或者达到真理的社会科学理论。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理论就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历史一样，它也遵循着革命--综合--再革命（分裂）--再综合的发展路径。就奥地利学派而言，迄今我们并不能说它在20世纪30年代与社会主义计划的大论战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况且当时它针对的是全范围的中央经济计划，而现代产业政策则要灵活得多，从而也就更难以被一些抽象理论和孤立案例所驳倒。事实上，张夏准就指出说"成功的事例并不能使我们相信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挑选出赢家；同样的道理，无论失败的例子有多少，也都不能否认政府在挑选赢家方面的功劳"，"问题不是政府能否挑选赢家，它们当然也可以挑选赢家，而是如何提高它们的平均成功率。如果政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那么它们的平均成功率可以大幅度提高"，"真实的情况下是，赢家实际上一直都是被政府或私营部门挑选出来的，但是最成功的事例通常都是两家共同挑选的结果……如果我们继续被自由市场的思想蒙蔽，认为只有私营部门挑选出来的赢家才能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到头来就会丧失通过公共领导或者公司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大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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