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人的提问：现代的苏联建筑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吗？｜格罗斯曼-罗什钦｜1926

EXTITUTE｜批评·家 ｜ 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

文｜ Grossman-Roshchin ／ 译｜ PLUS／ 责编｜ 批评+

院外曾经推送过苏联建筑实践者和理论家莫伊塞·金兹堡（也可译作金兹伯格）对当时现代建筑的概述《 现代建筑的国际战线 》，发表在《 现代建筑 》 [c овременн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兹堡强调如何从正在形成的“国际战线”的视角反观各国各地的共同特征与差异性。 提及莫伊塞·金兹堡，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他的著作《风格与时代》，还有他提出的 去城市化 的“绿色城镇”计划，由此也很容易让人们将他的工作与时代精神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上，金兹堡的前后阶段对建筑与城市的认识随着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而有所转变。此外，人们从金兹堡思想架构的核心处， 仍然可以引出另一条解读线索，将他的构成主义理论和实践从特定的社会和艺术背景中移除并提升为现代主义新建筑类型学。

本次推送的是另一位自称建筑学的外行人针对这篇文章的来信，发表在同一期刊上。文章提出的问题是： 现代的苏联建筑多大程度上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 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他 从金兹堡的论述中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如果只是以社会功利主义为原则，那么具体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时代所特有的东西应该如何实现？ 他认为此时此刻应该取消理论家和实践者的划分，专家、工人、建设者，需要共同地搞清楚这个问题。想要搞清楚的并不是 从哪里解放出来，而是要清楚这种解放是为了什么。 CA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来信的同时，做了简要的批注，认为其中 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倾向，并将在之后给来信的作者一个详尽的答复。

这位受到编辑部相当重视的建筑学的外行人，并不是一位普通的读者，而是“ 格罗斯曼-罗什钦”。这里摘录一段由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 [ Mikhail Lifshits]讲述的他与 格罗斯曼-罗什钦之间发生的一段经历。—— 1923年，也就是列宁去世的前一年，呼捷玛斯已经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课程由前无政府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的朋友，格罗斯曼-罗什钦讲授。这个人非常幽默，也是当年文学争论中的一员。然而，他的讲座很少有学生能听懂， 他满嘴古怪地往外蹦出 科学术语、外国词眼。尽管这样，发现我的哲学天赋，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得归功于这个人。寒假期间，他给学生布置了独立完成的书面作业。我选择了实用主义为题，阅读了詹姆斯，写了一篇对他的哲学的批评文章。当课程再开始时，格罗斯曼-罗什钦公开地表扬了我，对我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我希望我的转述与事实相差不大：“你的特长是列宁主义”。当年，“列宁主义 "这个词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响起。 关于他的其他经历，可详见文末的附录。

本文译自英文版并对照俄文校译，粗体字为原文所加，配图均为莫伊塞·金兹堡的作品。如果这类宏大的提问放到今时今日应当如何回答？或者说是否还成立？院外将推送CA编辑部对这封来信的详细回复。

格罗斯曼-罗什钦｜ Гроссман-Рощин

外行人的提问｜1926

本文 3000 字以内

对于我这样一个建筑学的门外汉来说，要在一本专业的期刊上写点什么，多少会有些尴尬，而且这本期刊汇集的还是全苏联现代建筑最优秀的力量。之所以我还敢写，是因为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我非常关注 《现代建筑》 [c овременн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这本期刊。我不只是“好奇的读者”。我有自己的“专业”、哲学方法和信念。如果编辑们觉得我的这些想法还算有趣的话，那么或许我能大着胆子在期刊上发表出来。

其次，毕竟我只打算提一个问题，仅此而已。一个门外汉是可以这么做的。如果我的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人们更清楚地明确现代建筑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的这种大胆也算有一定的理由。

以下就是我要提的问题： 现代的苏联建筑多大程度上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

我想证明提出这个问题的合理性所在。

在那个不算太美好，也不是真的那么旧的时代，在著名的建筑科学语言词典中，建筑科学的工作者教导我们以下的内容：

“每一座建筑，无论它的初衷是什么，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这些需求根据人的 物质和精神 属性，分为两种：物质的需求和道德的需求。”此外，“甚至还有一种建筑，它并不满足任何 物质的 需求，而是完全根据人们 精神的 需求建造的”。

如果我说现代建筑正是在与这种二元论作斗争，现代建筑想从根本上扼杀功利与审美这种唯心主义的等级划分，那么我想我的这种说法不会算错吧。

我面前摆着一本阿尔弗雷德·富瓦雷[Alfred Fouillée]1898 年出版的《法国人的心理学》[La Psychologie du peuple français]，尽管这本书有些过时，但现在看来仍旧非常有趣。书中有这样一个章节叫作“建筑、音乐”。作者将法国人与德国人的性格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德国人的特点是 自然主义 和 神秘主义 ，而法国人的天才表现在理性主义方面，表现在用 理智 抑制浪漫的热情，甚至是宗教的狂热。这也反映在了法国的建筑中。按照作者的说法：

法国的建筑“强行地在空中撑起一个巨大的拱顶，并将钟楼竖立到云端。 它们不是在垂直于地面的建筑体量中寻求平衡，而是在空中力量的结合中寻求平衡，将拱顶的一部分压力与另一部分阻力相抵，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与地面的从属关系，并相互平衡了所有压力，最终将轻盈而胜利的拱顶升向了天堂。因此，所有古老的建筑程式都被推翻了：穹顶不再只是为了遮盖建筑物；相反，建筑物本身只是为了支撑穹顶，并在神秘的暮色中，向四面八方打开遥远的视角。建筑物内部的框架，让人联想起祈祷时合拢的双手，几乎可以不需要外部的支撑：与其说是由它的体量来支撑，不如说是由体量的抵消来支撑的。

还需要证明富瓦雷的整个图式都充满了唯心主义吗？还需要证明这两个国家所谓“本性”的形而上学特质吗？但有一种理念，或者说一种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富瓦雷并没有将建筑封闭在某个闭合的体系中，而是把它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理念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我想问问我们年轻的建筑师-唯物主义者：现代建筑的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时代的文化观念？

第二期期刊刊登了金兹堡的文章“现代建筑的国际战线”。但 至少在我看来， 这篇精彩的文章更突出地强调了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合理性所在。文章指出，进步建筑师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他们宣称要在国际范围内，与循规蹈矩、乏味褪色的美作斗争；他们提出了社会功利主义的原则。但事实上，美国和苏维埃俄国都以此纲领为基础，这一事实就证明，还没有任何具体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时代所特有的东西！

功利主义！很好。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边沁在另一个领域也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个人是一个行走的心理支出会计部门。这种功利主义被马克思无情地驳斥，认为它是小店主的意识形态。再举一个例子：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苏维埃俄国的未来主义。如果有人认为俄罗斯的未来主义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纯粹只是 主题上的 不同，那里美化的是帝国主义，而我们这儿则是苏维埃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这一定是无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事情哪有那么简单：这结构本身，马雅可夫斯基和阿谢夫的设计本身都完全不同。因此我要问的是，我们的功利主义方法与美国相应的方法有何不同？关于这个问题，金兹堡同志的文章给出了部分的回应：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的现代建筑，至少是我们期刊周围的苏联现代建筑，主要以坚定的唯物主义方法为基础。它不包含任何虚无主义，也决不放弃任何形式表达的要求，而是完全基于所有任务及其每个元素的功能特征。我们的现代建筑战线所依据的原则是，完整的建筑作品，就像任何其他真正的现代事物一样，不是一栋房子，不是一个添加了某种审美增量的事物，而是一个合理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具体任务，这种组织方法中包含着最大的表现力。我们的现代建筑战线基于构成主义的合理原则，基于功能思维的方法，基于这种方法，专门为建筑师指明他活动的路径，促使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去设计他的任务。

我从中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美国，进步的权宜之计不是把房子看作是一种添加了某种美学装点的事物，而是看作“合理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具体任务”。诚然，作者在其他地方指出，标准化在旧生活的条件下遇到了个人品味的庸俗化、各种各样的公司竞争、城市住宅增长的自发性。但事实上，我们不禁会想起尼采的话：“我为什么要知道你是从哪里解放出来的，你该告诉我你是为了什么而要解放出来。”归根结底，时代的理念对既有建筑的渗透，并不在于抛弃过时的上层建筑，而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特殊性。我们对现代建筑的规划元素在建筑物或项目中如何具体地体现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我担心会被误解。最无法让人满意的回答是在严格的功利主义思想中加入意识形态。这将是索然无味的二元论复苏：建筑物加上苏维埃的意识形态。不，我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在建筑概念的真正对象化和物质化过程中，如何体现时代的 “有机 ”特征。

备注：我不是在批评什么，作为一个外行人，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并不符合逻辑？——我不知道。 金兹堡的文章一定程度上证明了 提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因为他写道：“在战前的最后十年里，德国处于 泛日耳曼主义的推动下 ，他们力求找到压倒性的纪念形式，创造了一种由 沙文主义的狂热 激发的沉重风格。”

由此来看，德国建筑在战前仍然体现了一个阶级的思想！这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建筑，不是在十月胜利之前，而是在十月胜利之后，要 怎样 才能体现新的阶级的思想呢？有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彻底弄清苏联建筑问题的这个方面，会让许多其他领域的工作者非常感兴趣。有人会说：这些问题可以放在专门讨论艺术理论问题的期刊上，但不要放在纯专业的期刊上。我倒不这么认为。确切地说，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回答才是最没有说服力的。是的，现在是时候取消这种理论家和实践者的划分了。确切地说，是专家、是工人、是建设者，他们需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这个时代的理念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这就是我作为一个门外汉提出的问题。

▶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 者 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 ｜ c овременн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1926 No.3

未完待续

▶ cовременн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编辑部注

我们认为，CA各期已经部分地回答了格罗斯曼-罗什钦同志的问题。但是，鉴于问题提的特别尖锐，而且不乏纯粹的意识形态倾向，编辑部将在以下的某一期中给来信的作者一个详尽的答复。

▶ Judah GROSSMAN-ROSHCHIN ｜ 1883年2月7日-1934年 6月6日

Judah Solomonov，笔名：格罗斯曼-罗什钦，1883年2月7日， 出身于赫尔松省的商人家庭。 从1897年起就参加革命运动，支持社会民主党。1898年被捕，1899年被流放到新克兰卡。

1902年夏，他去往德国、瑞士，与俄国移民代表接触，起初表示支持社会民主党人，但很快就转而支持无政府主义者。他与日内瓦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 面包与自由 ”[Khleb i volya]的领导人合作他们的出版物“无政府状态”[Anarkhiya]，并开始讲授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撰写论文。

1905年初，他回到俄罗斯加入了比亚韦斯托克市的 “面包与自由” 团体 ，这是俄罗斯无政府主义“黑旗”[Chernoye Znamya]运动的前身。他在敖德萨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组织了第一批“黑旗”团。1905年秋，他搬到维尔纳，在那里推广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之后，他在 比亚韦斯托克市 主持了俄罗斯西北和南部的第一次俄罗斯会议。

1906年1月，他帮助在基什涅夫组织了一次“无动机”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1906年4月至5月，他游历了俄罗斯南部的一些城市（基辅、敖德萨、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为他的支持者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在敖德萨，他帮助黑旗组织的成员策划恐怖行动，并炸毁了证券交易所。

从1907年初开始，他在基辅领导黑旗团，并被选为阿姆斯特丹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的代表。1907年6月14日，他在边境亚历山德罗夫车站被捕，并在基辅受审关押，10月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秋明市。

1908年8月初，他逃离流亡，移居国外。作为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暴力行动的狂热倡导者，格罗斯曼在移民时主张将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统一为一个致力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协会。1912-1913年，他被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思想所吸引。

1914年起，他为《工人世界》（苏黎世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的机关报）撰稿，1915年至1917年，他在洛桑和日内瓦出版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机关报《工人旗帜》担任编委会成员。1917年回到俄国后，他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合法出版，主要是《劳工之声》杂志，并讲授无政府主义的历史。

他对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胜利表示欢迎。1918年6月，他加入了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1919年，他在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的总部呆了一段时间，致力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称自己为“无政府布尔什维克”。

二十世纪20年代，他发表了一些文学或新闻性质的作品，并在Biloye、Oktyabr和Na literaturnom postu等期刊上担任文学评论家；他还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和高等艺术与技术工作室（ 呼捷玛斯 ）讲学。

据统计 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内有633名前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有221名党员曾在1921年因加入无政府主义组织而被开除党籍。 与许多俄国前无政府主义者一样， 格罗斯曼-罗什钦撰文公开谴责自己以前的观点。 1926年2月14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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