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解决问题，一边制造问题

近年来，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猛推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公平性，强调“政治正确”，即要求避免使用冒犯、歧视弱势群体的用词或施行歧视弱势群体的政治措施。例如，不能冒犯或歧视不同民族、性别、性取向和宗教等，不能因政治观点不同而进行歧视与打压。推行“政治正确”，既有争夺占人口四成以上的有色人种选票的选举政治考量，更是为了纾解美国国内严重不平等引发的日益激化的矛盾。

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手举“为乔治 · 弗洛伊德伸张正义”的标语牌参加游行活动（资料照片）。新华社/法新

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政治正确”回应的是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对有色人种、女性、性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等的压迫，试图以为其提供宣泄渠道的方式来避免社会进一步失序。然而，这一治理手段不仅无力改变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制造了新的问题——强化了社会内斗，削弱了人的自主性。如今，美国中下层民众正按照身份标签将身处同一困境中的个体划分为“同类”与“他者”，为谁是美国社会的“受害者”争斗不休。

“政治正确”，是美国精英阶层基于美国国内压迫与反抗之间的矛盾提出的一种纠偏式的治理方案。当它以一种“文化思潮”的面目向外推广时，对于不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必然是没有价值的、不适用的。而今，“政治正确”已在多个国家遭到了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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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纠偏”，“对历史还债”

美国文明具有内生性矛盾。其文明基因中缺乏对不同种族、信仰等的包容，只有“白人男性权力结构”“父权制霸权”和基督教等对其他种族、性别、宗教和弱势群体的压制和欺凌。

发源于欧洲、对美国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将光明视为白人的隐喻，将落后与黑暗当作有色人种的标签。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著作《关于这些地区人口增长的观察》中直言，白人殖民者“让地球的这一边反射出更明亮的光芒”。美国独立建国200多年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传统始终被奉为美国社会与政治的正统，与之不同者皆要被同化、压制、改造、奴役乃至灭绝。

美国文明基因中缺乏包容性，只有专制和压迫，导致其欠下了更仆难数的血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使北美大陆上生活的印第安人由500万减少到19世纪末的不到24万，超过42%的印第安育龄妇女在20世纪70年代被强制绝育；对黑人的奴役，使超过30万人在1626年至1850年间被强行运到美国沦为奴隶。此外，美国社会还长期存在对女性的欺侮、对同性恋的压制，以及基督教神职人员大面积的娈童和性侵等。

近年来美国的“黑命贵”及Me Too、LGBT等运动之所以此起彼伏，除政党推动与媒体造势外，更深层的原因是被压迫群体对社会不公的强烈反弹。2020年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后，短短几周内就有上千万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示威者扰乱交通、点燃警车、损毁建筑物，美国的混乱震惊了世界。

在此背景下，美国精英阶层希望通过“对文化纠偏”和“对历史还债”的形式来疏解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避免社会进一步失序。他们强调的“政治正确”诉诸多样性、包容性和公平性：以多样性回应对黑人的历史欠债问题，声称为黑人等少数族裔提供更多教育与就业机会；以包容性回应传统宗教伦理与非基督教及性少数群体等的矛盾关系，声称为其争取话语和活动空间；以公平性回应主导群体与边缘群体的长期贫富分化，声称帮助后者实现结果公平。

作为社会治理的一剂药方，“政治正确”以“非主流群体”在美国社会占比不断扩大为背景，瞄准的是其日渐增多的不满情绪，从本质上看，它旨在通过提供情绪宣泄渠道，来为政府操纵和控制社会增加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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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治标，不为治本

“政治正确”为语言表达设定规范，为行为方式划定规则，为“非主流群体”争取更大话语权与活动空间。表面上看，美国社会实现了多样性、包容性、公平性与种族主义、新教伦理、精英主义的共存，然而，“政治正确”并没有改变后者依旧占据美国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社会等级秩序。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公平研究所对2024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资产情况的统计显示，黑人家庭和拉美裔家庭的资产还不到白人家庭的四分之一。

《2023世界人权报告》写到，种族主义与反移民情绪，仍是美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人权问题。

第118届国会已经是美国最多元化的国会，但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议员不是非拉美裔白人，女性议员也仅占议员总数的28.65%。

“政治正确”更倾向于对语言和行为的纠偏，只为治标，不为治本，因为无论多样性、包容性、公平性扩展到何种宽度，都不会改变美国白人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调。哈佛大学研究员唐纳德·雅科沃内在《白人至上主义：美国的民主磨难和我们国家身份的锻造》一书中分析了美国自1832年至今的220本历史教科书，发现它们始终将白人价值观作为美国社会建构的方式，并将白人身份的观念代代相传。

“政治正确”本身也有着诸多局限性。比如，多样性并没有覆盖到全体有色人种，亚裔在相关讨论中长期遭到忽视，因此它仅仅是一种“有限多样性”。与非洲裔一样，亚裔在美国也曾长期遭受公开的歧视乃至残酷的压迫。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亚裔在美国西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不但遭受了私刑和暴力威胁，还在法律上被禁止移民。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面临着被私刑处决的危险，他们中的12万人在1942年被关进了美国西海岸的集中营。近年来，亚裔更是成为仇恨犯罪的重要目标。然而，亚裔至今仍被排除在多样化倡议之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23年报道说，亚裔员工的努力往往无法转化为晋升机会，在公司高层中代表性严重不足。

美国种族关系的核心问题，不是白人与黑人的关系，而是白人与全体有色人种的关系。如果“政治正确”不能覆盖全体有色人种，那就注定只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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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社会内斗，削弱了人的自主性

美国自由派希望用“政治正确”来转移“非主流群体”对社会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关注，这是一种纵向化解阶级矛盾的手段，其结果是，底层民众之间的横向矛盾被激化了，并且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

自由派选择的这条治理路径，并没有做大底层民众的“蛋糕”，而是令其深陷不同的身份认同，以不同的标签定义各个群体，在强化群体内团结的同时，也引发了群体间的仇恨。底层民众陷入群体撕裂和利益分配的互斗，就更难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争取权益。

自由派猛推“政治正确”，保守派则不断渲染白人的生存焦虑，“大替代”理论开始大行其道。在这一轮白人民族主义运动中，美国中产阶级尤其是自诩为中产核心的白人劳工，强烈抗议其生存空间被非白人侵蚀、其工作被非白人取代，并将不满与愤怒撒向移民群体，认定非法移民冲击了美国社会，扰乱了社会秩序。2024年2月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将移民视为首要问题，排在政府、通货膨胀和经济之前。

自由派与保守派在政治光谱的两端越走越远，民众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分化。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人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跟与自己不同的人交往，越来越多的人对不同身份标签下的人表现出不喜欢、不信任甚至回避的态度。这种从政治、社会到民众的撕裂，导致敌意与仇恨充斥着美国社会。

“政治正确”为部分群体提供了一条“名正言顺”的下坠之路，其结果是，削弱了人解决问题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强化了人对外部工具的依赖。

譬如，关于药物滥用问题，民主党人多次提出对“成瘾者”使用更为中性的语言描述；拜登政府更是提出将政府部门名称中的“药物滥用”改为“药物使用”；加利福尼亚州还出台法案，提出只要员工吸食大麻的行为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雇主就不能对其歧视……大麻合法化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后，美国民众必然在药物滥用中越陷越深。据美国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统计，2023年美国有450万12至17岁的青少年患有重度抑郁症，其中五分之一患有对阿片类药物、大麻、酒精、烟草等的成瘾性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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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遇冷

反极化组织More in Common 2018年的民调显示，80%的人将“政治正确”视作美国的问题。它是自由派为了解决美国对“非主流群体”的欠债问题而进行的内部疏导。当这种针对美国特定问题的治理手段向外输出时，在其他国家必然会陷入“水土不服”的窘境。

这是因为，对于不存在大规模群体性迫害的国家，“政治正确”是不适用的。这些国家不存在对少数族裔和特定群体的剥削与压迫，也就不存在“还债”的需要。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其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早已形成自洽的自由、平等观念，当“政治正确”作为外部强加的言论和行为准则被导入时，必然会引发他们的反感和抵制。

在很多曾经被西方殖民过的国家，“政治正确”更是缺乏发育的土壤。这些国家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他们还需要对谁“还债”呢？“政治正确”被别有用心地引入这些国家，只能伤害其民众的感情。

“政治正确”之所以在全球遇冷，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种治理手段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为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提供宣泄渠道来缓解社会矛盾，削弱了人自由健康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身就是西方文明落后的标志。“政治正确”，绝对不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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