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一书为切入点，作者通过“在地全球性”这个概念来理解前现代经济，解读货币的地域性与全球性是如何表现及影响这个世界的。作者特别以中国云南为例，通过云南贝币的使用、流通及消失，理解云南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与经济全球化的关联，并进一步指出，明代中后期以降，陷入银本位的中国亦是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地全球性”来自学术界通常所说的“全球在地化”，这可能是理解“前现代”历史的一个关键。“全球在地化”或“全球本土化”为英文 glocalization 的中译。Glocalization 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在地化或本土化（localization）两词的结合。二〇一九年，清华大学召开过一次“全球在地化亚洲研究”的会议，可见这已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概念。杨斌最近出版的《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一书，则译为“全球在地性”：“海贝文化既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性的，用最新的概念概括，就是具有‘全球在地性’。”我借用了这个概念，并稍作改动，叫“在地全球性”。词序改动，意义当然就大不一样。我之所以用“在地全球性”这个概念，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在地性”比“全球性”更为重要，时间也更为漫长。也就是说，首先是在地性，或地方性，其次是区域性，最后才是全球性。地方性是先在的，区域性、全球性是后来发生的，影响是逐渐由小而大的。比较而言，“全球在地性”概念，往往过分强调和夸大“全球性”，而比较忽视地方的重要性。
用作货币的海贝（来源：wikipedia）
另一个重要概念“前现代”也需要做一个简单辨析。“前现代”与“前近代”基本同义，但比较而言，“前现代”更为常用。与此类似的概念，还有“早期近代”或“近代早期“等，但是我不主张使用这些概念，因为靠自身力量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只有极少数，大约只有在这些国家有“近代早期”阶段；其他多数国家都长期生存在传统社会阶段，它们的“现代”或“近代”是被冲击的结果，根本不存在一个“近代早期”阶段，也就是说它们的现代化或近代化都是在外来影响下才发生的。比较而言，“前现代”这个概念并没有多少争议性，所以我主张使用这个概念。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各国各地区进入现代化的时间有差异，所以“前现代”的确指时间也因地而异。比如，欧洲的前现代在大航海前，亚洲的前现代则要延续到十九世纪中期。用“在地全球性”这个概念来理解前现代经济，尤其是前现代货币历史发展的特点，即货币的地域性与全球性是如何表现及影响这个世界的，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我此处所指的前现代时期，范围比较宽泛，大约在十二至十九世纪。什么样的材质才能成为货币？这是前现代经济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认为，只有具备“适度性稀缺”这个特点，才有可能成为货币，因此“适度性稀缺”是理解前现代货币“在地性”的一个关键。货币“在地全球性”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全球化的传统看法。因为此前我一直主张全球化的起点是大航海，但最近读了几本有关世界货币史的著作后，感觉货币更像是地表下一直在涌动的地下河流，只是它在或喧嚣或安静的政治社会文化表层之下，我们有时观察不清或感觉不到。也就是说，局部的全球化，应该早在大航海之前就开始了，而货币以及某些特殊商品是重要推动因素。当然，真正的全球化，改变世界发展方向的全球化肯定是在大航海之后。历史上各国的货币首先是地域性，确切地说是地方性，即某种货币只在一个较为有限的区域内流通，超出此区域即无效（如云贵地区的茴银、两广地区的挂锁银）。大航海之前没有任何一种全球化的货币，只有区域性货币，最多只有局部溢出地方性的区域性货币，而这些溢出地方性的区域性货币是局部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前现代历史时期之所以只可能有地方性货币或区域性货币，主要是由于自然地理的隔阂，以及道路不便、交通工具落后等原因，跨区域之间的长途贸易很难，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更是非常有限。因此，只有较为轻便、信用度高的货币才有可能被市场与社会接受。货币原料的适度性稀缺是区域性货币被市场与社会接受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货币材质的“稀缺性”是近世早期货币地方性或区域性流通的一个重要原因。“适度性稀缺”可理解为“充足下的稀缺”或“稀缺下的充足”，供给是某种材质能否成为货币的关键因素之一，既稀缺又充足，是前现代历史时期某种材质充当货币的必要条件。比如，铜币在中国，海贝在南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贝币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实物货币，是一种特别符合“适度性稀缺”特点的货币，在内陆生活的人们很难想象这一点。傅汉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一书中说：贝币的特性决定了这是一种理想的实物货币。虽然贝不是一种完美的手段，但是在低收入地区贝作为货币的优势是明显的。总结而言，以下是贝作为货币的优势：持久，极其耐用，容易携带，轻便，难伪造，单位价值符合市场需求（尤其是小额支付时）；供应量有适当的限制，几乎不会流入其他用途。
前现代实物货币“适度性稀缺”的特点，使它们既承担了货币的职能，其本身又是较为昂贵的商品，这种双重性在某种程度上既促进了区域性商品经济的繁荣，当然也对商品市场形成了极大的限制。如海贝最为典型。马尔代夫货贝的特点，使之在局部地区成为受人欢迎的支付手段；而货贝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运到异地（如非洲、中国云南等）又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当然，受产地、运输、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远离海洋的亚欧大陆内部、北部，海贝就没有充当实物货币的机会。因此，贝币的使用范围是比较有限的。
在这幅绘制于1845年的画中，阿拉伯人使用货贝进行交易（来源：wikipedia）
适度性稀缺容易造成双重或多重货币体系，这同样是前现代货币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印度及云南贝币之作用，与中国铜钱扮演的角色非常相似。印度金、银、贝同时使用，但金银短缺，且无铸币；中国银钱并用，其中铜较为短缺，银尤其短缺。唐以前，中国铜的供应大致能基本适应国内广大的市场，但在经济较为发达、市场较为繁荣的地区，铜钱明显供不应求，宋代以后尤其如此，这是四川交子、江南会子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在更多的地方，人们往往因地制宜，选择以某种稀缺且较为贵重的物品作为替代货币，比如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及西北多处仍用盐巴、鸦片等作为货币，就是明证。在中国货币史上，云南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典型区域，贝币不仅在云南及周边广大区域内流通，而且流通时间很长。在九至十七世纪，贝币是云南多重货币体系中的主要币种，深受本地人的欢迎，贝币不仅在本地区广泛使用，而且币值相当稳定。比如蒙古人在统治云南初期，他们试图将本地的贝币替换为纸钞，但当地官员发现，在这个地区完全废止贝币几乎不可能。最后，政府不得不妥协，贝币不仅被允许用于支付土地、房宅、酒、醋等商税及杂科，而且还可以用来支付云南地方官的一部分俸禄。云南不仅长期使用贝币，而且长期流通盐币，甚至盐币的使用比贝币要早。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多处记载，盐在云南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商品，而且盐币在土番就是主要的小额货币，与贝币和铜钱类似，也类似元帝国普遍使用的纸钞。在云南一些地方，盐币与其他形式的货币尤其是贝币还存在竞争关系。盐币使用的范围不仅很广，至贵州、广西等地，而且历史很长，从唐代《云南志》的较早记载，直到清代甚至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云南很多地方仍在使用盐币。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因为在前现代历史时期，世界各地以盐块作为货币的地方很多，盐币的作用可能仅仅次于贵金属。根据相关研究，亚洲之外，非洲、北美洲、南美洲，甚至欧洲，都曾经有以盐块作为货币的历史。此外，可可、丝绸、茶饼、象牙等，也都曾经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2500多年前的壁画，画中古代玛雅人用盐币进行交易（来源：eeook.com）多重货币体系是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特点。比如，中古早期印度北部的货币制度：最低端是海贝，向上是铜钱，再往上是银钱，最高是金币。从适度性稀缺到极度稀缺，其价值自然也由低到高。因为这些地区与中国毗邻，所以对中国西南地区影响甚大。货币适度性稀缺的特点，往往使这些货币的材质逐渐成为受人欢迎的装饰物，如货贝在印度就受到格外青睐，除了海贝具有比较贵重且有比较重要的使用价值外，海贝的象征意味同样受印度人青睐，因为海贝的开口与女性生殖器外形非常相似，且海贝具有神奇的繁殖力，所以印度人自然就把海贝与生殖联系起来，把海贝作为生育的象征。印度人对海贝至为喜爱，印度妇女最喜欢佩戴海贝项链，相信它能给人带来运气，尤其是有助于怀孕和顺产。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喜爱用白银做首饰，同样因为白银既贵重，也实用且较易得，另外白银做首饰容易加工，人们还相信白银有“辟邪消灾”甚至有消毒的功能。当然，更重要的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这种风俗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伴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出现的，尤其是明中期后汉人大批进入西南地区，大量木材等商品从西南运入东部地区，白银则大量从东部地区流向西南。也恰在此时，中国除从日本进口大量白银外，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发现银矿，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市场对白银的需求。
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将大量的中国商品，经菲律宾中转，运往美洲及西欧，同时也将大量的美洲白银经菲律宾中转输入到中国（来源：wikipedia）
在全球化对各地区产生巨大影响之前，货币是区域市场尤其是跨区域性市场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以贝币为例，贝币既是中南半岛经济区联系的纽带，也是中南半岛与中国云南、与西非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前现代历史时期，人们受制于客观条件，货币种类的选取多为就地取材。但凡符合“适度性稀缺”特点的物品，都有可能作为货币。如盐巴、团茶、鸦片等，都曾经作为地方性货币，显然，这些物品大多也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对于生活于内陆的人来说，使用贝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内陆稀缺；然而，海洋区域内的人们使用贝币，则不太容易让人理解，因为这种东西太易得了。其实，这个印象是不对的。相关研究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贝壳都可以作为贝币，只有极少类型的贝壳才可能被选为贝币。粗略估计，海贝种类有二百五十多种。在如此多种的海贝中，只有货贝（学名“黄宝螺”）以及少量的环纹货贝被选为贝币使用。货贝具有其他海贝所不具有的优点，如分量轻（每个一克多点，大约四百枚为一磅）；坚固耐用，不易破碎；色彩和亮度经久不褪；大小及尺寸几乎完全一致；等等。正是贝币所具有的这些优点，适应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被人们优先选作货币使用。这种货贝只有马尔代夫群岛出产，马尔代夫处在印度洋交通的关键位置，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的多个世纪中，货贝对南亚区域性市场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贝币来理解区域经济社会，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因为中国云南毗邻孟加拉地区（相当于现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并与上述地区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经济区，因此云南在九至十七世纪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通行贝币。云南市场对货币的选择，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个时期云南经济发展特殊性的理解，特别是云南与中原政权及中南半岛之间的经济联系。从历史渊源上分析，云南与南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本来就非常密切；而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对云南地区的控制或控制不太严密时，云南与南亚的关系就会大大加强。此前，彭信威先生有过推测：“古代云南也许同孟加拉湾沿岸的印度和缅甸属于同一个货币体系，因而云南用贝也可能不是来自中国的古制，而是受到印度等地的影响。”今天看来，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并得到了证实。可以说，经济的相对落后与地理上的紧密关联，使云南与中南半岛连成了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区域性市场，联系的重要纽带之一就是贝币。大航海之后，货币更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助推因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国家正是借助地域化的货币体系，才实现了全球扩张的目的。两个典型例子是，西方殖民者能够充分利用贝币，这是他们撬动印度洋及大西洋贸易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充分利用白银，则是他们撬动与太平洋贸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中南半岛及云南的贝币体系只是影响了局部区域，因为印度只有在孟加拉邦等地流行贝币，中国也仅局限于云南地区。相关研究已经证明，西非可能早在十一世纪就形成了以贝币为主要货币的市场流通体系，但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所以贝币影响和使用的范围非常有限，更与中南半岛的贝币体系毫无关系。葡萄牙人开辟了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新航路之后，发现从马尔代夫运输价廉物美的海贝到西非有利可图，于是将大量海贝运至西非套利，荷兰、英国、法国等接踵而至，因此是欧洲人的强力介入导致贝币出现一个繁荣期。尤其是海贝与黑奴贸易连接在一起，使欧洲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原来对欧洲人几乎一钱不值的海贝（早期海贝实际是压舱物，几乎没有成本），却是其进行全球扩张以及资本积累的一个最为有效的手段。在十六至十九世纪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欧洲人带到西非大量的海贝，不仅获取了巨额利润,而且成为购买黑奴最重要的资金。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海贝的大量输入，直接导致了西非经济的崩溃。正如杨斌所说：“十九世纪下半叶环纹货贝的空前输入导致了西非海贝市场的灾难。一八九五年，海贝的价格仅为一八五〇年的十分之一。商人们惊恐地发现，海贝搬运工搬运的一包海贝刚刚能够支付他们的工钱。”云南贝币体系的崩溃，一方面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与欧洲人从大西洋扩张进入印度洋有关，因为“欧洲殖民者侵入亚洲后，破坏了云南和东南亚的经济联系，尤其是破坏了原有的贸易网络，这导致云南和东南亚的联系被削弱了。贝币，作为这种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象征，当然也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导致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联系逐渐疏离。另一方面，在云南流通近八百年的贝币体系的瓦解，也与云南同中国内地的联系加强以及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控制逐渐强化有极大关系，正如张彬村先生在《十七世纪云南贝币崩溃的原因》一文中所说：“十七世纪滇贝的崩溃肇因于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历史原因是当时的南亚次大陆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局势之剧变，导致马尔代夫海贝需求的空前强烈。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在十七世纪被卷入当时世界贸易体系的海贝竞争中，很快成为西非、孟加拉等海贝通货区面前的失败者。有趣的是，竞争的失败却驱使云南的货币系统融合于中国本部，也因此成为云南内地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云南贝币的存在与消失，很多具体问题有待讨论。比如，云南地区贝币逐渐退出市场的主因究竟是外部的推力，还是内部的拉力？这些问题还有待详细论证。不可否认的是，云南贝币长期存在，明显是受到印度洋经济网络的影响，说明云南曾长期与印度等有着密切的经济交流。其消失同样是受到了印度洋经济网络的影响，但情况却发生了巨大改变，这就是印度洋经济网络被欧洲人拖入了全球贸易体系，即以欧洲为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而云南则并入了中国内地的传统经济体系。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贝币从中国西南消退，与白银从中国东南流入一样，实际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贝币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之后烟消云散（世界范围内），是因为海贝作为货币的天然弱点所决定的。但是，因为这种货币曾经在区域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甚至可以说是畸形作用，所以西方殖民者得以利用，待耗尽其利（比如买卖黑奴被废止），这种货币就只能退出历史舞台了。白银在中国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与贝币在非洲的遭遇相似（较少有人这么考虑），但其影响却远超贝币。白银尤其是银币曾经在世界各地作为重要的等价物，但称量白银在中国的流通及影响却是最为突出的。明代中期开始，称量白银成为中国市场上最重要的等价物，既有全球化因素的推动，也有中国经济本身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明朝吸收了全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白银，却并没有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进步，更没有使中国融入全球体系之中。正如西非曾经吸收了大量的贝币，不仅没有促进西非经济的发展，而是恰恰相反，贝币的大量涌入反而导致了西非国家经济的崩溃。比较而言，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受白银之拖累远超非洲之贝币，尤其是十九世纪后期欧美坚决地实行黄金本位后，中国实际上是被抛弃了，中国深陷白银本位，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直至经济彻底崩溃。
明朝银锭（来源：ihistory.ifeng.com）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称量白银危害中国经济几百年。但现在多数学者坚持认为，明代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及白银在市场及国家税收层面上的大量使用，不仅是中国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且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表征，甚至是中国领先欧洲的实证。这些看法，实在是天方夜谭，误人不浅。（《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杨斌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瑞士]傅汉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
（来源：book.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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