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明代紫禁城的名称演变
李新峰
题要：
明代中期，皇宫城池的内城始称紫禁城，区分内外，延续至今。内城的名称演变，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本文在王剑英、李燮平的研究基础上，据制度条文与时人见闻，再探详情。本文的结论是：明初内城本无专名，从内皇城等长期泛称，到砖城、宫城等权宜俗称，到紫禁城及各变体等主流专称，所指逐渐明确、名称逐渐固定。明代中后期，内外城之间地带逐渐向民间开放，至万历时期，内城墙成为皇宫与外界的主要分界线，明初内外一体的观念逐渐让位于内外两重的观念。紫禁城之名，早在明代中期已见使用，遭逢万历时期与明清之际的外城开放、观念变革，由民间的主流俗称上升为官方的权威定名。
明代北京的皇宫城池，分内外两重，内城为紫禁城，外城为皇城[1]。这种指称方式，并非明代常态。明代文献中常见的“皇城”，所指包括外城时，并不专指外城。如北京平民常混进外城买卖游览，明朝反复申明“皇城四门”“皇城各门”之禁，此并非专指外城而不包括内城诸门。即使“皇城”只提及内城情状，若非与外城形成对比，也不一定排斥外城。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
1373
），“中都皇城成”，以下详述内城城墙、城楼的规格、装饰
[2]
。中都的皇宫城池，恰是首次修筑了外城，属“皇城”的组成部分。《实录》虽于外城无一言，却并非以“皇城”专指内城。明代的“皇城”，实为一地理涵义稍嫌含糊的概念。
王剑英概括，明初营建南京、中都、北京宫阙时，专称内城为皇城，外墙即禁垣包括在“皇城”范围内，并据正德、万历《会典》之差异判断，至万历时期，内外方被区分并颠倒过来，内城改称宫城或紫禁城，外城禁垣改称皇城
[3]
。王氏注重内城的主体地位，视外城为内城的附属物，似认为内城拥有专名后，外城改用内城旧名。李燮平认为，外周垣确立后，原专指内城的“皇城”范围扩大，遂与外周垣统称“皇城”，并推测，内城可能在嘉靖时期更张礼制时，与外禁垣区分开来，由“内皇城”改称紫禁城
[4]
。李氏注重外城的涵盖范围，视内城为“皇城”的一部分，认为内城改称专名后，外城继承并专拥了旧名。
王氏重内、李氏重外，皆敏锐地注意到，明代前期，并未以截然不同的名目并举内外城。如常欣所言：“自外禁垣出现以后，宫城和外禁垣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5]
按，将皇宫城池视为内外一体的观念，源自从南京延续到北京的瓮城结构。内外城之间建重门高墙的瓮城遗制，令时人对高大森严的内城，缺乏直观感受
[6]
。若曰“皇城”既可包括外垣，又可专指内城，似自相矛盾。事实上，明朝迁都北京后，“皇城”泛指皇宫城池整体，未见明确专指内城者。即使所指确为内城一部，也就广义皇城之一部而言。在瓮城遗制下，从城外穿过外城门，不但算进入了外城，而且直接进入了比内外城之间绝大部分地区“高级”的准瓮城地带，并无进入内城外围之感。故外城门所在的外城墙，一直被明人视为皇城整体的外墙，自属合理。李氏“继承”之说，较王氏“颠倒”之说，更加精确。
王、李重视明代中期出现内城专名，或言“宫城或紫禁城”，或言“紫禁城”，于其意涵之体悟，则殊途同归。内城拥有与外城明确对应的专名，意味着对皇宫城池的认识观念，由内外一体变为内外两重。“皇城”转而特指外城墙，或内外城之间的地带。此乃清代以来习以为常的方式，然而，明代中期，是否真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变革，主导此后五百年的观念与称呼？因外城之名向无变化，内城的名称演变，遂成为验证和推进王、李研究的焦点：明代对内城的指称与观念，有无惯例？在明代前期有无其他专称？明代中期出现“紫禁城”，是否意味着内外一体观念的终结？观念与称呼演变的原因何在？
一、根深蒂固：内“皇城”
明代北京皇宫城池的守卫，继承南京的瓮城防御模式，按四个方向分派内外城门间防区，并无单守内城或外城的任务。但是，正德《大明会典》记守卫事务，颇多内外城之别，多称“内皇城”“外皇城”。若此类事务严格按内城、外城分派，则内城必甚“独立”，“内皇城”当与“外皇城”乃至“皇城”整体清晰区分。反之，将说明“内皇城”“外皇城”乃在“皇城”观念基础上，因事而名、权作区分，既非正式冠名，亦非内外两重观念之证。
正德《大明会典》兵部卷，介绍守卫铜符、夜巡令牌之制：
凡各门守卫官，照依地方，各领铜符收掌守卫。承天门领承字号，东安门领东字号，西安门领西字号，北安门领北字号，俱阴文右比。留守卫巡城官员领承字等四号铜符，俱阳文左比。凡守卫官遇巡城官员到来，将铜符比验相同，方许点闸。
凡各门守卫官员, 遇夜各领令牌赍执巡警。午门领申字一号至四号，长安左、右门及东华门领申字五号至八号，西华门领申字九号至十二号，北安门领申字十三号至十六号。
凡皇城，每日轮都督一员，带刀千百户一员，领申字十七号令牌，于内直宿，仍点各门守卫军士。
[7]
铜符颁给承天、东安等门守卫官，皆外城门。令牌所颁，有长安左右门，又有东华门、北安门，内外各门混杂，颇不合理，或文字有讹误。正德《大明会典》尚宝司卷，又载各种牌符发放之制：
凡每日，五府都督一员，率领旗手等二十卫带刀千户一员，夜巡内皇城，点闸铺军，各赴本司领金牌，并申字十七号令牌一面。
凡金吾等二十卫守卫官员夜巡，各赴本司关领令牌。午门指挥二员、千户一员，领申字一号至四号四面。长安左、右门各指挥二员、千户一员、东华门指挥一员、千户一员，领申字五号至八号四面。西华门指挥一员、千户一员，领申字九号至十二号四面。玄武门指挥一员、千户一员，领申字十三号至十六号四面。
凡留守五卫巡城官并金吾等二十卫守卫官，各赴本司关领铜符。留守五卫指挥，领承字、东字、西字、北字号四面，其字号俱左半字。金吾等二十卫，端门、承天门指挥二员、千户一员，领承字号一面；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其字号俱右半字，以上俱与留守卫比对铜符字号相同，方许点闸。
凡皇城、九门守卫军与围子手，各领勇字号铜牌，计二万五十五面。
[8]
此前三段内容对应兵部卷三段，唯顺序相反。兵部卷记“北安门”领令牌，此处作“玄武门”，似与东、西华门等内城门一致。但所记长安左、右门为外城的瓮城侧门，与内城绝对无关，故不能据内城而断定兵部卷“北安门”为讹。正德《大明会典》全书的“内皇城”“外皇城”，皆于“皇”字抬头书写。此处“内皇城”，却于“内”字抬头。据此尚不能判断，“内”是衍字，还是可理解为“内、皇城”。
尚宝司记四种牌符，实分两类。第一、四段所记金牌与铜牌，乃普遍颁发给守卫官军，以明身份。铜牌设二万余面，必涵盖“皇城”与京城九门的所有守卫军士。其中“皇城”的守卫军士，“前班官旗军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员名，后班少十名。”
[9]
金牌虽题“凡守卫官军悬带此牌”，仅设一千余面，专给军官与大汉将军等宿卫人员
[10]
。显然，即使守卫内城午门的军人，也只能得到铜牌，与守卫外城乃至京城城墙者同一待遇。第二、三段所记铜符与令牌，乃颁给少数军官，作为查对、核验的凭证，以明职权。其中，铜符用于所有守卫，令牌专用于守夜，与兵部卷所记对应。那位既领金牌又领令牌的都督，乃以“于内直宿”的身份，以第十七号令牌，负责查验分领十六面令牌的诸夜巡军官。
据两卷相同的“午门”“东华门”与尚宝司卷的“内皇城”“玄武门”，夜巡似属内城事务。但是，兵部卷记夜巡都督职责所及，起语“凡皇城”符合前后行文惯例，令牌颁给“长安左右门”与尚宝司卷同，皆非讹误。则都督夜巡范围，不止内城，“内皇城”不一定精确，“北安门”未必为讹。十六面令牌分为四组，若专属内城，本应四方数量相同。然南方的长安左、右门与东华门相加，方抵西方或北方。若曰南方正面当强化，则东西北三面城墙无区别，东华门配备应与西方、北方相同，为何令牌独少？按，明代皇宫城池的守卫，是由内外城门之间甬道，构成四个以内外城门为枢纽的瓮城式防区，防线沿内外城墙外展，每区由至少四个卫负责
[11]
。内城外的四方之中，西华门至西安门、玄武门至北安门辽远，东华门与东安门则相距很近，防区最小，防线较短。东方令牌独少，可知夜巡所及，必非仅内城的城门与城墙，而是四个防区及外展防线。换言之，领令牌都督与诸指挥、千户夜巡的“内皇城”，虽难断定原文本意，实际范围则涵盖了内外城各地。
若看领铜符者所在“东安门”“北安门”等，似铜符守卫范围乃外城。但是，领令牌和铜符者，皆“金吾等二十卫守卫官员”，前者可外驻长安左右门甚至北安门，后者可内驻端门、承天门，比长安左右门更“内”。可知二者必非按内外分工，而是职责有别，前者专巡，后者专守。十六面夜巡令牌既按防区分颁，四面铜符亦不当例外，各防区守卫官应例驻本防区某内城门或外城门，负责某一方防区。
领铜符查验守卫的留守诸卫，地位低于各亲军卫，遑论诸上直卫，貌似无权干涉内城事务。但《弘治问刑条例》对应“皇城各门各铺上直守卫该管官旗”之“受财卖放者”，规定“其留守五卫，昼夜轮流点城官员，但受财卖放者，一体参问降调。”
[12]
“皇城各门各铺”，不限于外城。而“昼夜轮流”，则查验对象还包括守夜官军。万历《大明会典》载：“正德四年议准：留守五卫每日轮指挥五员，领赍铜符，巡点内外门铺官军。”
[13]
查验范围明确包括“内外门铺”。则留守诸卫“点城”之责，亦按防区配属，查验对象涵盖了上述领令牌、铜符者。
正德《大明会典》载：“宣德三年，令皇城四门，常差御史一员，往来巡视……天顺元年，添差给事中一员，巡视各门……弘治……十年，令各门守卫官军，单日轮给事中，双日轮御史，及本部委官点闸。”
[14]
按，宣德三年（
1428
）之“巡视”，《明宣宗实录》作“巡察”
[15]
。天顺元年（
1457
）之“巡视”，《明英宗实录》作“点视”
[16]
。这些御史、给事中，地位尊贵，“巡察”“点视”“点闸”的目标乃整个皇城，主管查核所有守卫官军的所有职守，职责更无内外城之分。
由此，无论武官之守卫、夜巡、查验，还是文官之巡视，貌似有专属内城或外城的事务，实皆无内外之分。上引“内皇城”，不甚可信。但正德《大明会典》载夜间巡铺、坐更等任务时，的确多称“内皇城”“外皇城”：
凡内皇城四围二十八铺，设铜铃二十八，每更初自阙右门发铃，传递至阙左门第一铺止，次日纳铃于阙右门第一铺，夜递如初。外皇城四围七十二铺，铜铃七十八，每更初自长安右门发铃，传递至长安左门止，次日纳铃于长安右门第一铺，也递如初。
凡内皇城左右，每夕轮坐更，将军一百人，每更二十人。
凡内皇城四门，设走更官八员，于内府给领薄籍。每更，各门官交互往来，于薄上用印一颗为信。东华门官，南至阙左门，北至玄武门。西华门官，北至玄武门，南至阙右门。其三门官更赴东华、西华二门，亦如之。
凡外皇城各门，设马直百户十八员，各领全伍，以备随驾。
[17]
“内皇城”与“外皇城”的红铺，各自传递铜铃。内城独设坐更将军、走更官，而外城独设马直百户。则此内外之别，似乎无疑。
红铺传递铜铃，固然各绕内城、外城而行，但铜铃在铺间传递，并非每军走完一圈，铺军只负责每铺分管区段。弘治九年（
1496
），“府军左卫指挥米亮等直东安门，时有丐者夜死于门外之冷铺，而守铺军十名俱不在事……兵部言：‘……皇墙各铺直宿，与皇城各门守卫稍异……守卫官有纵放皇墙外坐铺军十名以上者，宜准此例。’”
[18]
按，府军左卫职守东华门至东安门防区
[19]
。可见外城东墙下守铺，虽属次要任务，亦属夜巡范畴，由驻东安门的府军左卫官指派，即由领令牌、铜符等候查验的东面防区负责。正德元年（
1506
），刘大夏因铜铃丢失，详录有关军官责任：
虎贲左卫中所副千户李泰呈称：“正德元年正月初四日，轮该守卫长安左门外第一铺至第二铺。原设铜铃七十八个，本日夜有本卫右所副千户胡安、军人任显等传递到铺，止收七十二个，内少六个。”随据该卫右所副千户胡安呈称：“守卫长安左门外第三铺至第六铺，有羽林左卫中所千户刘让、军人刘忠等传递本夜巡更铜铃，止收七十二个。”又据羽林前卫中所千户张进呈称：“守卫长安右门外头铺，本月初四日夜原发铜铃七十八个，至八铺，摇脱铃子，转回铃二个，西安门又转回三个。次日早，长安左门止交七十二个。”……每夜初更时分，自长安右门头铺陆续发起，一军一铃，相接传递，以严夜警，最为紧要……所据长安左等门上直指挥，并各铺管军千百户，及留守五卫轮该巡点官员，职专管理，不行严谨，俱各有罪……仰行留守中卫指挥马智，督并长安左、右二门守卫官查勘。
[20]
虎贲左卫、羽林前卫职守南部防区，羽林左卫职守东部防区
[21]
。铜铃由东部防区，转至长安左门外东头的第六铺，即南部防区。七十八个铜铃，最终仍丢失了一个，这可能发生在任何防区的任何一个传递环节，无法查核。但长安左、右门外第一铺负责收发铜铃，责任就落到了南部防区的“长安左、右二门守卫官”头上，东安门守卫官无责。可见，各防区分领外城诸铺官军，往上并无某统领外城所有红铺的高官。每个方向的内外守铺，应皆分由各防区统一负责。
坐更将军、走更官，看似内城独设。《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三十一年（
1603
），皇城巡视右给事中吴文灿称：“故事，每日轮将军一百名，分早晚两班，于午门东西听候，夜则坐更。”
[22]
可知“内皇城左右”，本意为“午门左右”。坐更将军与外城门的马直百户，皆备皇帝不时之需者，并非专为内外城而设。内城的八位走更官，每一更绕内城四分之一圈，跨防区而行。但其出发点，并非同一个，而恰是四个防区的枢纽。两更之后，每人仍回到原处。他们的职责，实近跨区传铃那一类低级事务。
总之，守卫武官颁发令牌或铜符，乃职责有差，非内外城之别。皇宫城池的守卫、夜巡任务，皆按四方防区分派，由专官统领、核查，无专派内城或外城者。“内皇城”“外皇城”的守铺、传铃任务，亦由各防区分任，坐更、走更等低级事务，亦难体现“内皇城”之重。在正德《大明会典》的语境中，皇宫城池首先被视为“皇城”整体，守卫、夜巡、核查、巡视等皆内外一体，在遇到更铺这类绕城而建的特殊设置，或特设于内外城门的某些人员时，才分称“内”“外”。“内皇城”与“外皇城”，略具内“皇城”、外“皇城”之意，无论名分还是职能，仍在“皇城”笼罩之下。
正德《大明会典》所列每项制度，一般先引《诸司职掌》《皇明祖训》《礼仪定式》等洪武旧制条文，后接“事例”即洪武初年以来历年所定细则。若无原文可引，往往略作综述，随列事例。上引兵部卷守卫项，无原文可引，故先详述守卫任务分派的总则，后列事例。总则，基本可以判定为永乐以来相沿不改的定制，事例文本则系历代增添。不过，此处事例，先列上引金牌、令牌、铜符、更铺诸规定，此后才罗列洪武二十七年（
1394
）圣旨榜例及以下历年细则。则此诸规定，虽内容琐细，地位似系总则。按，早在迁都前的永乐十二年（
1414
），明朝已“增置北京皇城夜巡铜铃，如南京数。”
[23]
宣德三年（
1428
），顾佐称：“萧墙之外置铺，夜巡提铃达曙，已是定制。”
[24]
而正德《大明会典》于历年细则中载：“成化四年，革马直官军。”
[25]
可知上引“马直百户十八员”，必成化以前旧制。由此，上引“事例”中不注明年代诸规定，确应永乐以来沿用者。正德《大明会典》成书时，无必要发明“内皇城”“外皇城”等新名目，以专门修订此前的条文。“内皇城”“外皇城”，虽无明分内外之实，称谓却很可能自明初已然。
正德以后，“皇城”仍属常用泛称，“内皇城”“外皇城”也不乏其例。如嘉靖元年（
1522
），蓝章载，黄珂于弘治年间“督修内皇城，孝庙在便殿见之。”
[26]
万历《大明会典》在介绍兵部守卫时，承袭正德《大明会典》“内皇城”“外皇城”，而改“二十八铺”为“四十铺”
[27]
。可知“内皇城”等并非机械抄录，而体现嘉靖以来可能的变化，或万历《会典》作者接受的观念。万历十二年（
1584
），兵部尚书张学颜有言：“内皇城各门，昔止内使二三，今增四五十。”
[28]
天启六年（
1626
），皇城巡视科道虞廷陛等条奏门禁四事：“外城七十二铺、内城二十八铺倾圯者……按法清稽。”
[29]
此必“内皇城”“外皇城”简称。崇祯年间，吏科给事中吴麟征言：“内皇城四门周围红铺，原额军一千三百余名。”
[30]
这些“内皇城”“外皇城”频繁出现，可能因现存嘉靖以来史料，规模远超明代前期，但至少说明，内城拥有“紫禁城”专名之后，“内皇城”仍然正常使用。
目前首见于正德《大明会典》的“内皇城”，并非编纂《会典》时首创。它见于此前成文的制度条文，此后亦普遍使用，是一个贯穿明代始终的内城名称，与“皇城”并行不衰。但观其具体涵义，“内”字为辅，“皇城”为主，“内皇城”更具内“皇城”之意。这未体现明确的内外两重观念，而展示了内外一体观念对内城名称的制约，说明明代对皇宫城池的内外一体认识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二、权宜之计：“砖城”与“宫城”
“紫禁城”出现前，时人提及内城，除上述“内皇城”，颇多摆脱“皇城”自立的名目。若这些名目是正式的专称，当体现内外两重的观念。
天顺、成化年间，彭时自述内阁故事：
文渊阁，在午门之内迤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
[31]
文华殿南，即左顺门东南内阁，向南面对内城南墙。至正德年间，王鏊转载此事：“文渊阁在奉天殿东庑之东，文华殿之前，前对皇城。深严禁密，百官莫敢望焉。”
[32]
彭时细述建筑规格，语气轻松。而王鏊郑重其事，称“前对皇城”，似不肯以“砖城”入文。
成化初年，叶盛载：
六科衙门，在砖城内尚宝司西。永乐中灾，暂于午门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
[33]
明末，黄景昉载：“六科与尚宝司邻，旧在奉天门西，今工部委官制衣处，犹称六科廊，是也。”
[34]
“奉天门西”的六科廊所在“砖城”，必指内城。
《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十四年（
1501
）：
修皇城四门红铺，及内府砖城周围红铺，共六十九座。
[35]
此“皇城四门”特指外城诸铺，然内城之“砖城”加“内府”二字，似因“砖城”未足明示一城。《明武宗实录》载，弘治十八年（
1505
），“皇城四门……京城九门……迩来门官太多……命皇城四门仍旧，其余各门自今以四员为则，不许增。”
[36]
皇城四门又与京城九门对照，似亦指外城或内外城一体合计。但万历《大明会典》载：
凡守门内官，弘治十八年题准：砖城四门照旧，其余各门，只以四员名为则，不许增添。
[37]
则此“皇城四门”，专指“砖城”即内城。嘉靖初年修成的《明武宗实录》，似避免使用“砖城”，而宁可使用虽然常见、实与四年前涵义相反的“皇城四门”。但嘉靖时期，官方并未严格避称“砖城”。如嘉靖四年（
1525
），礼部建议：
于砖城之东、皇城之内、南城尽北或东，立一
祔庙。
[38]
此“砖城”，公然与此处专指外城的“皇城”对照。明末，何乔远录嘉靖五年（1526）席书建言：“皇太后暂离法宫，远出砖城，翟车径太庙过。”
[39]
这或属席书原文，或系何乔远改写，皆见“砖城”之可用。
明代，“砖城”多指一般城池甓砖，或王府、宗庙等围城。上引诸砖城，尽管确指皇宫城池的内城，毕竟是就外观而言的比较随意的称呼，与偶尔使用的“内城”相似。叙同一事者，即或避免使用“砖城”。所以，它不太可能是皇宫城池内城的专门名称。另外，“砖城”主要出现在明代前中期，除上引明末难判年代之例，嘉靖以后似乎就绝迹了。相比之下，“宫城”这个元代对内城的通称，显然比砖城正式一些，在明代各时期皆见行用。它是否曾经是内城的正式名称呢？
明代“宫城”虽常见，更多地指王国城池，较少指皇宫城池。《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
1367
）建成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南。”
[40]
但此时南京尚未修建外城，宫城即皇宫城池，并非特指外城环绕的一个内城。至宣德、正统年间，突然集中出现了宫城之名。宣德元年（
1426
），明宣宗袭俘汉王高煦，安置北京，“命行在工部新作馆室于西安门内，处高煦夫妇男女。”
[41]
次年，明宣宗自述此事：
高煦……将归京师，居之宫城之内，服食寝处悉仍其旧。
[42]
按，汉王后来被单独囚禁在逍遥城，位于内城之中西华门内
[43]
。但此时“夫妇男女”同居，“服食寝处”仍旧，其“宫城之内”当指西安门内的馆室，即此“宫城”涵盖外城。宣德八年（
1433
），明宣宗御制文称：
北京之万岁山，在宫城西北
隅。
[44]
此万岁山，即琼华岛，在内城之外西北方
[45]
。“西北隅”当理解为西北部，此宫城亦指外城。正统元年（
1436
）、九年（
1444
），明英宗两次作文：
于宫城之西南，作洪恩灵济宫……宫城之西，灵宇巍然。
北京故有学，在宫城之艮隅……撤而新之。
[46]
灵济宫在外城西墙外，国子监在外城北墙外之东北方，已近京城北墙
[47]
。“宫城之西”恰当，而“艮隅”只好理解为东北方。凡此宫城，皆涵盖内城之外地区，可视为与“皇城”同类的泛称。
成化二十三年（
1487
），礼部尚书周洪谟上疏：“御制各寺观碑记，及遣祭谕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用字讹谬者，宜令改正，以示将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同翰林院会议，反对修改：
洪谟曰，御制太学碑云“在宫城之艮隅”，“宫城”当改作“都城”。议以为，自古帝王所居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宫城，或曰禁城，随人所称，初无分别。今国子监在皇城东北，碑文所言宫城，即皇城也，不必再改。
洪谟曰，御制灵济宫碑云“在宫城之西”，当改作“皇城之西”……议以为，宫城之西，即皇城之西也。
洪谟曰，御制灵明显佑宫碑云“禁城艮隅海子滨”。古者，天子所居谓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艮隅”，则是在皇城内艮隅，非皇城外艮隅也。今显佑宫实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艮隅。议以为，本宫在皇城之北少东，非正北也，洪谟乃谓在坎位，是自谬也。
洪谟曰，御制大慈延福宫碑云“卜吉址于城东”，城指都城言，城之东，是在城外。今延福宫在都城朝阳门，不可言城东。议以为，本宫正在皇城之东，非差也。
[48]
周洪谟细究字词，认为某“隅”应严格指“之内”，某“东”“西”应严格指“之外”，而其第二条似乎认为，宫城当指内城、皇城当指外城，不容混淆。但综合诸条，可知周洪谟反对的，不是皇城与宫城的混淆，而是“宫城”这个词本身。他建议换用正确体现地理状况的“都城”“皇城”，并非认为“宫城”应当专指内城。而会议者很反感周洪谟之喋喋不休，干脆以更加含糊的理解方式回应：“隅”“东”，皆即可指内、亦可指外，至于宫城、皇城乃至禁城、帝城，都可以混用，指内城、外城、京城。观两方意见可知，此时必无元代那样以“宫城”专称内城的惯例。
上引诸“宫城”，皆出现在皇帝口谕或御制文。此前此后的官方、民间叙事，偶有使用，亦多泛称，略同“皇城”。如刘定之载，正统末年，王振“宅在宫城内外凡数处。”
[49]
天顺五年（
1461
），北京爆发曹石之变。《明英宗实录》载，闻变者“于长安右门隙入疏以闻。上即召吉祥，缒入宫城，锁系之。令皇城四门、京城九门毋开。”
[50]
曹吉祥显然是从内外城之间的直房或居所，被捕入内城的。此“皇城四门”，当然并非仅指外城，但与之有意区别的“宫城”，必指内城。则“宫城”作为内城专称，首见《明英宗实录》成书的成化初年。
万历《大明会典》较正德《大明会典》，增添了介绍内外城门、城垣的章节，区分外围“皇城门”和内部“宫城门”：
午门……左掖门……右掖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自午门至玄武门，俱宫城门。
阙左门……阙右门……端门……承天门……。
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以上六门俱皇城门。
东上门……西上门……北上门……以上十二门，在皇城宫城外。
[51]
本节大体由内而外，列举宫城内、宫城四面门、南面内外之间门、皇城门、其他三面内外之间门。看六个皇城门，“皇城”似指外城加上南面直至大明门的瓮城，则“宫城”当指内城加南面瓮城了。但六个宫城门并不包括瓮城的承天门等，“宫城”未与“皇城”严格对应。承天门、端门等，没有纳入“皇城宫城外”等任何一类，而“皇城宫城外”，似指“皇城”的“宫城外”，未直言“皇城内、宫城外”或“皇城宫城间”。则本节介绍，仍未截然分内外，而是以宫城加南面瓮城为前半，以其他为后半，未脱以“皇城”泛指皇宫城池的观念。
此后，与“皇城”对照的“宫城”并不多见。如万历三十四年（
1606
），沈德符记游西苑事：“辛丑年，于禁城内乾方筑一高台……
闻落成时，主上以软舆升陟，则宫城外巷陌街逵，如灵济宫前后一带，皆近在眉睫。
”
[52]
辛丑即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如前引，灵济宫在外城之外，此“宫城”包括外城，与筑台的“禁城”同为皇宫城池整体泛称。万历四十一年（
1613
），郭正域系统介绍皇宫城池：
中朝曰奉天殿，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奉天殿左曰中左门……奉天门……午门……端门……承天门……其后曰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正南曰大明门。建极殿左曰后左门……文华殿东南曰东华门，武英殿西南曰西华门，宫后门曰玄武门。皇城内、宫城外，凡有十二门，曰东上门……。
[53]
此或最早系统介绍明代皇宫城池者。郭正域乃重组《会典》文句，改变了叙述次序：先由最核心的奉天殿，沿中轴线述至最外围的大明门，简述外城诸门，再回到奉天殿后的建极殿，重述内城，最后介绍内外之间诸门。这个次序，比《会典》更淡化内外城之别，拆分了内城，将皇城整体截然两分：奉天殿至大明门核心区为前半，其他地区为后半。“皇城内、宫城外”，看似规整，仍不含南部核心区的端门、承天门，当系略订《会典》原文，并无深意。
此后，“宫城”似乎绝迹。至清初，史玄回忆明末规制，正式分为皇城和宫城：
大城内为皇城，皇城六门……皇城内为宫城，八门……皇城之内，其山万寿……宫城亦云紫禁城，处皇城南隅。
[54]
所谓六门、八门，乃将内外城南面的瓮城计算在内，以大明门为皇城门，承天门为宫城门，分述内外。此将皇城、宫城视为两个大小相套的方城加南瓮城，简单明了，与万历《大明会典》、郭正域区别甚明。至康熙年间，顾祖禹述永乐时营建北京，遂理解为新建两重城池：
缮治京城，于内为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南曰午门（亦曰承天门）……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南曰大明门……。
[55]
此以午门为宫城南门，不包括端门、承天门等瓮城地带。据李燮平计算，“六里”周长不包括承天门瓮城，而“十八里”周长包括大明门瓮城
[56]
。则此以四方城池为宫城，与史玄不同，而阐发了万历《大明会典》中的宫城与皇城之分。午门之“亦曰承天门”，显误，顾氏不当犯此低级错误，或处观念演替之际，兼记两种认识，指承天门亦可视为宫城南门。至此，内宫城、外皇城的观念，方在清代对现实的直观视野和对历史的简单解读中，确立下来。
总之，“砖城”与“宫城”，与“皇城”同见明代各时期。明代前中期，偶尔以不太正式的“砖城”称呼内城，后期绝迹。“宫城”乃承金元之旧称，但转而为皇宫城池泛称，偶见专指内城，亦未能起到明确区分内外的作用。万历时期，内外两重观念尚未全面取代内外一体观念，故内城仍无需正式专名，需要确指具体到内城的范围时，可临时选用“砖城”“内城”“宫城”。但这些名目的郑重程度，似乎还不如“内皇城”。
三、后期主名：“紫禁城”
明代后期，砖城、宫城名皆不甚著。此除因“皇城”观念仍重，更因“紫禁城”已后来居上。万历《大明会典》介绍诸门用“皇城门”和“宫城门”，介绍“城垣”则另有标准：
皇城，起大明门……周围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内紫禁城，起午门……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
[57]
“紫禁”指可拟紫微垣之宫禁内府，本有内城内院之意，常见六朝唐宋诗文。但结合“紫禁”与“城”，则始于明代中期。这是一个用字独特、别无所指的专有名词，则内外城之区别似已无疑。不过，《会典》城垣一项，只分“皇城”与“京城”两节，“内紫禁城”只是“皇城”项的一部分，并未获得与“皇城”的对等地位。
万历《大明会典》此节，难以判断成文年代。成化、弘治年间，马中锡为官京师，某年夏季有诗云：
紫禁城西紫陌傍，重门深掩昼苍凉。
[58]
马中锡曾两任京官，成化十二年五月入仕至二十一年（
1476-1485
），任刑科给事中，弘治五年至九年（
1492-1496
），任大理寺少卿
[59]
。卷中诸诗，大体按年代排序，此下第二首为《寿阁老商先生》，称“年年二月逢初度”
[60]
。按，商辂于成化十三年（
1477
）六月致仕还乡
[61]
，此诗必作于本年春。则此前之夏，乃成化十二年（
1476
）之夏。此或北京“紫禁城”最早见于现存明代文献者，甚至早于正德《大明会典》开始编纂的弘治十年（
1497
）。
嘉靖年间，谢榛居京师，访“刘稽勋体乾”，有诗云：
阴接黄云塞，春归紫禁城。
[62]
刘自强字体乾，嘉靖甲辰即十九年（
1540
）进士，授广平府推官，“征为吏部考功主事，历稽勋、文选……迁太仆寺少卿。”
[63]
《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升吏部文选司郎中刘自强为太仆寺少卿。”
[64]
则刘历任推官、考功主事、稽勋员外郎、文选郎中共十六年。计其观政、考满与可能丁忧等，“刘稽勋”时“紫禁城”，在嘉靖二十六至三十二年（
1547-1553
）间。
万历十五年（
1587
）刊行《会典》前，以“紫禁城”称北京皇宫内城者，似仅此数例
[65]
，况皆诗句用语，尚难为确证。此后，“紫禁城”屡见。如虞淳熙自称：
领徒作乾东紫禁城。
[66]
虞淳熙“万历癸未”即十一年（
1583
）中进士，次年丁忧，当十五年（
1587
）前后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后迁礼部主客司员外郎、改吏部稽勋司，“万历癸巳”即二十一年（
1593
）罢官归乡
[67]
。领“乾东”五所之工，当非吏部事务，故此“紫禁城”在万历十五至二十年（
1587-1592
）间。万历二十二年（
1594
），明神宗“以修理紫禁城垣，遣尚书衷贞吉祭告后土司工之神。”
[68]
工科给事中张涛为此上言：“数月之内，多工递兴，积帑浩费。紫禁城甫毕，北上门未竟，忽径传养心殿工矣。”
[69]
可知万历《大明会典》一经刊行，“紫禁城”即行用无碍。
此后，刘继善诗云：“驿梅几树黄河曲，宫柳千行紫禁城。”诗卷按年代排序，此前第十五首为《忆长男京邸》，下注“时为国子学正”，诗云：“一游燕市五经年。”此后第九首为《恭读新天子登极诏志喜》
[70]
。按，刘继善长子刘永澄，万历“辛丑”即二十九年（
1601
）进士
[71]
，五年后为万历三十四年（
1606
）。计诸诗位置，此诗约作于万历三十五至四十五年（
1607-1617
）间。万历三十四至四十七年（
1606-1619
）间，沈德符曾言“厚载门内，逼紫禁城，俗所谓煤山者”
[72]
，与此约略同时。
现存万历时期成函数的史料，规模甚巨，而“紫禁城”之名，仅上述寥寥，似不甚著。似直到明末，“紫禁城”才普遍起来。崇祯元年（
1628
），蒋德璟载：“宫市者，皇城之内、紫禁城之外。”
[73]
《崇祯长编》载，崇祯五年（
1632
），工部官员建议修“紫禁城、都重城”等
[74]
。此后刘若愚介绍皇宫城池，凡内城皆称紫禁城，凡外城或整体皆称皇城，并首先介绍规制：
皇城外层，向南者曰大明门……向东者曰长安左门……东安门……向北曰北安门……向西曰西安门……曰长安右门……此外围之六门。墙外周围，红铺七十二处也。
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门……南二重曰端门，三重曰午门，魏阙两分曰左掖门、右掖门，转而向东曰东华门，向西曰西华门，向北曰玄武门，此内围之八门也。墙外周围，红铺三十六处。
[75]
红铺串联成的两重圆圈，其实并不包括向南的瓮城。刘氏虽按“墙外周围”分两重，却分别将瓮城顶端的承天门、大明门视为内、外城南门。此或上承万历《大明会典》，下开清初史玄记述，是规范的内外双重视角。但刘氏称“皇城外层”而不称“皇城”，仍如《会典》，略存以“皇城”为整体泛称的遗迹。
万历《大明会典》刊行前后，“紫禁城”又有各种变体，并行不悖。如张元凯《西苑》诗云：“春城壶峤紫城隅，掖路云深柳万株
。”以下第六首为《申太史席上漫呈》
[76]
。张元
凯父亲任苏州卫指挥，嘉靖丙寅即四十五年（
1566
）去世，张元凯此后袭职，曾督漕运至京
[77]
。申时行为嘉靖四十一年（
1562
）状元，至隆庆五年（
1571
）初一直任翰林院修撰
[78]
。则此诗作于隆庆元年至四年（
1567-1570
）间，“紫城”当为“紫禁城”简称。
如前述，成化末年，“禁城”“皇城”可以互通。至万历初年，以往偶作泛称的“禁城”，开始特指内城。《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三年（
1575
），南京工部建议：“系内外出入之防者必修，外围皇城、内围禁城是也。”
[79]
万历《大明会典》载，此年准修“皇墙、禁城等垣”
[80]
。此虽南京事务，亦可见“禁城”“皇城”之内外并列。万历三十四年（
1602
），沈德符载：“南内，在禁城外之巽隅。”
[81]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商周祚上言，建议“清理私占：禁城之外东西二阙并玄武等门，周围设立红铺四十座”
[82]
。南内、东西二阙、四十铺，皆内外城之间
[83]
，“禁城”特指内城。《明光宗实录》载，万历四十八年（
1620
）：
饬禁兵屯卫各门，勇士营兵二千八百七十九员名，护卫禁城四门，四卫兵一千八百四十八名，护卫皇城六门。
[84]
“禁城四门”“皇城六门”，取代了“皇城四门”而分称内外。此“禁城”，或与“紫禁城”之推行有关。不过，在此期间，“禁城”在很多场合还是作为泛称，甚至指外城。如沈德符虽称内城为“宫城”“禁城”“紫禁城”，如上引又称西苑某地在“禁城内乾方”，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尚称“禁城北安门”
[85]
。而“皇城”“皇城四门”等，在明代后期历朝《实录》也更常见。
万历二十五年（
1597
），王士性载：“宫阙之制，紫金城固正中，而外垣则东狭西阔、西员东方。”
[86]
不称皇城而称“外垣”，而“紫金城”殆紫禁城变体。万历三十五年（
1607
），刘元霖题称：“七月初五六等日，大雨倾盆……内外城垣倾塌二百余丈，甚至大内紫金城及皇墙亦坍坏四十余丈。”
[87]
亦以“紫金城”与“皇墙”即外城并列。
崇祯年间，胡维霖录上引万历二十二年（
1594
）衷贞吉抗议兴工之言：“今紫城、北上门工未竣，而三役并举，非命名意。且禁城重地，数兴工作，人役杂冗，易生他虞。”
[88]
原“紫禁城”约为“紫城”“禁城”。崇祯十六年（
1643
），秦徵兰《天启宫词》诗云：“内河环绕禁城边，疏凿清澜胜昔年。”注云：“神庙静摄年久，紫禁城内河壅淤不通。”
[89]
按，此诗同句，另有版本作“内河环绕紫城边”
[90]
。三名互通，其中“禁城”所指宽泛，尤见明末“紫禁城”之名，既普遍使用，又尚未定型。
据上引马中锡、谢榛“紫禁城”、张元凯“紫城”、《明神宗实录》“禁城”，可知万历《大明会典》刊行之前，紫禁城之名已见。但“紫禁城”及各种变体，又的确是《会典》刊行后普遍使用的，《会典》或有推动之功。不过，“紫禁城”与“皇城”的关系，尚未对等。可知明代后期仍未消除“皇城”整体观念，而“紫禁城”作为专名的稳定性也不足，尚未成为内城的权威专称。
入清后，遗民回忆，多径称紫禁城。顺治十年（
1654
）
[91]
，傅维鳞系统介绍“宫殿及禁城内规制”：
皇城正中曰大明门，内曰承天之门……再内曰端门……巍然南向曰午门……钦安殿后曰顺贞门，其宫墙外则紫禁城之玄武门。
皇城外层则有六门……内曰紫禁城……皇城内自北安门里，街东曰黄瓦东门……。
[92]
本段内容，实据上引刘若愚《酌中志》。刘若愚先总述皇城、紫禁城规制，再细述皇城内北、东、西三面，再回到南面，从大明门开始介绍承天门、端门、午门，直至紫禁城内。如此，可视为先皇城内四面，后紫禁城内。而傅维鳞将大明门直至紫禁城内置于最初，然后总述皇城、紫禁城，再细述皇城内三面。在傅维鳞心目中，从皇城南门至紫禁城北门是一体的，即紫禁城与午门外、承天门外瓮城构成的中轴线地带，是第一位的，其他皇城内、紫禁城外地区，是第二位的。此几乎回归上引万历后期郭正域所述，内外双重的观念反而不如刘若愚。顺治十七年（
1660
）
[93]
，孙承泽记皇宫城池规制：
皇城外围墙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其门凡六……紫禁内城墙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其门凡八。
午门之内曰皇极门……过长庚桥则玄武门矣……紫禁内城之外，北安门东曰黄瓦东门……。
[94]
观孙承泽简记各处建筑顺序，可知除增补万历《大明会典》载墙长度外，与刘若愚所记属同一系统。而孙氏先总述内外城，再述紫禁城内，再述皇城与紫禁城之间，较刘若愚之先外后内、有以午门外瓮城与紫禁城合一之“嫌”，已更加区分内外。唯特称“外围墙”与“内城墙”，仍略见高低崇卑，未彻底“平等”。
总之，明代后期普遍称内城为紫禁城，且有紫城、禁城甚至紫金城等变体，基本取代了砖城、宫城等临时称呼。万历《大明会典》似乎推动了“紫禁城”的流行，但此名早在弘治时期已出现，恐非官方认定的权威专称，而是民间逐渐行用的俗称。这个主流俗称，体现了时人观念中内城不断增强的独立性。但晚至明末，“皇城”这个整体泛称，仍未被“紫禁城”排斥为外城专称，“内皇城”及其简称“内城”，仍在使用。可见对皇宫城池内外两重的新认识，仍未彻底取代内外一体的观念。
四、余论：内城名分与外城开放
明朝官方与民间，将皇宫城池视为一个整体，称皇城。视为内外两重的观念不甚明确，甚至因内外城之间设瓮城，而比元代模糊
[95]
。但早在明前期，在整体泛称的基础上，存在内外双重的表述。基于整体泛称的“内皇城”贯穿始终，区别内外的“砖城”“宫城”等内城俗名不绝如缕，“紫禁城”更在明代后期渐成主流。至明末，“紫禁城”与“皇城”两分，渐成介绍皇宫城池规制的常见模式。可见明代中后期，的确发生了从内外一体到内外两重的观念变化。但它并非来自官方新定名目或推行典制，而是一个从明代中期开始的渐变过程，至明末尚未彻底完成。
内城专名，由临时性的、比较随意的“砖城”“内城”，转向固定的、比较正式的“宫城”特别是“紫禁城”，意味着时人越来越需要明确区分内城城内和内外城墙之间地带。而这个演变过程，与外城的开放，颇见同步。
作为整体的“皇城”，在内外门之间的瓮城地带，设有重重门禁。官民进入外城门后，需要陆续穿过诸多中门、上门、上东西或上南北门、华门等等去往办事地点。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穿过东安门、长安左门等进入了“皇城”。至于继续穿过内城墙上的东华门、午门，看似隆重，其实与穿过内外之间的东中门、东上北门、端门、阙左门，乃至穿过内城以内的左顺门、东角门、乾清门，都是在“皇城”内穿过一道道高墙，并无本质区别。高大规整的内城，固然醒目，对办事行路者而言却并无特别意义，无需特意命名。
“皇城”范围很大，除宫殿、苑囿，更广设各种宫廷机构和少数中央官署。正常进出者，除办事官员，主要是大量在内居住的宦官、轮番守卫的军人，与供应宫廷生活的工匠军民。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头绪繁琐而规模庞大的贸易支撑。宫苑禁密豪奢，也吸引了众多好奇之辈，想法设法入内参观游览。所以，从明初开始，“皇城四门”门禁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引宣德三年（
1428
）命御史巡察皇城四门，原因就是：“时四门官军玩法怠犯，凡官吏工匠无关防牌者，恣其出入不问，而民间有进纳内府财物者，故生事留难，必得贿赂乃得入。”
[96]
可见建都之初，民人就可混入皇城，而朝廷似乎也欢迎“进纳内府财物者”。至正统十四年（
1449
）底，景帝训斥道：“守卫官军，例必辰时换直，欲彼此相识，以辨奸伪。乃今于五鼓未朝时，即纷然排拥出入，甚至杂以贩鬻者。此恐惧之心何在？其榜谕皇城四门，自今俱宜遵祖宗法。”
[97]
此时瓦剌军甫退，四郊尚多垒，而皇城守卫门禁仍甚松弛。不过，混入皇城者就算公然“贩鬻”，似亦只能在某些防范不严的地带活动，恐不得涉足内城和禁苑。叶盛曾郑重记录天顺三年（
1459
）杨鼎得赐游西苑之事：“天顺三年十月六日早，有旨，赐侍郎、佥都御史、通政、詹事、学士、卿尹等官若干游西苑……出西华、西上、西中、西苑四门，北入椒园……北至太液……仍由西苑门入至西华谢恩……前此，内阁、尚书等有赐，此不能记。”
[98]
此时苑囿，不向一般官吏民人开放。
但至明代后期，皇城以内、内城以外似已无甚禁区。刘若愚载，今北海、中南海一带，冬季已成娱乐胜地：
神庙临御久稀，禁网疏阔，每于河冰冻后，近京贫民于皇城内外，凡有冰处，拉拖床以糊口。遇雪满林皋，坐拖床者艳素杂遝，交拉如织，亦有兴豪乘醉而频往来者。
[99]
贫民到太液池拖冰床谋生，或属官方漫许。而前述蒋德璟载“内市”“宫市”，则为官方正式认可。《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十年（
1592
）：
礼科给事中马邦良等题：“……玄武等门，每月逢四开设内市，刀剑弓矢不禁，万众出入无忌。深邃之地，即承平犹宜慎防，况倭虏交讧乎？”上谓：“内市开设已久，多事之际，只宜严精，不须罢革。”
[100]
此十日一次的内市，明神宗言“开设已久”，或万历初年甚至隆庆以来即如此。至万历四十三年（
1615
）爆发梃击案，内市又成议论焦点：
御史刘廷元……抗疏言：“……张差踯躅禁庭之日，乃内市纵横之日。夫内市，未谂起自何年，恬不为怪。自有内市，而人迹綦溷，货物綦变，铦帑利刀，纷错禁地。即奉明纶，犹当议革，矧无成例，讵可漫沿？伏乞……禁内市以消隐祸。”
小近侍张启传旨：“皇城四门在里各门，内官每日昏闭亮开，严加搜检，有穿衣服及面生可疑之人，不许放入。如有夹带凶刃，即拿来奏。”
[101]
诸臣建议罢内市，因“群阉嫉之”
[102]
，不了了之。明神宗遭此变故，仍决意将内城之外地带让给民人，退守“在里各门”即紫禁城了。不过到天启元年（
1621
），东林党上台，为防后金间谍，总算将内市迁出了皇城
[103]
。但天启七年（
1627
），魏忠贤将内市迁回玄武门外：
朕念成周盛时，礼制所载，匠人营国朝市井。我祖宗则而法之，其意良是……内市暂移北安门外，于今七年矣。器物颇觉不敷，溷亵殊非长策……可将内市自八月初四日为始，还遵累朝旧典，仍移于玄武门外……复我祖宗以来面朝后市之典、朕轸恤商民至怀。
[104]
至此，定期开放皇城为市场的意义，上升到“轸恤商民”“累朝旧典”甚至“面朝后市”的高度。如上引蒋德璟所记，内市于崇祯初年相沿未废
[105]
。尽管举办典礼之时门禁尚严，但开市之日，势必无甚苛查。内外城之间地带的禁例，可能仅剩不得擅自建房居住、夜行这一类底线了。《日下旧闻考》称：“皇城之内，前明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我朝……牵车列阓，集止齐民。”
[106]
入清之后，宦官人数大减，内外城之间必多空地闲房，当有大量官民入居，外城和内外之间诸门残存的门禁，或即消失。
总之，皇宫城池本严禁民人随意入内，明代中期，逐渐向民间开放外城而退守内城，至明末愈演愈烈。外城的逐步开放，令时人的活动禁区，从本不可随意出入的整个“皇城”，缩小到巍峨森严的内城。以“紫禁城”为代表的内城专名，或随之不断强化、普及。明人对皇宫城池的认识，遂从内外一体的皇城，转向内外两重的紫禁城与皇城。
本文原刊于《故宮学刊》第21辑，2020年。
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1]
明清以来，对皇宫城池的称呼，有“皇城”“宫城”“禁城”“大内”等，所指不一。本文姑以“皇宫城池”指整体，以“外城”指现代称为皇城的外围，以“内城”指现代称为宫城的内围，以免歧义。
[2]
《明太祖实录》卷八三，洪武六年六月辛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台北，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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