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新事，跟阿特伍德有关，第一件是她得到了一个“伊万·桑德罗夫终身成就奖”，这是由全美书评人协会颁出来的，像她这样几乎拿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所有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再多拿这么一个，意义也不大。诺奖与她无缘几乎已成定局，因为2013年的诺奖给了与她同为加拿大人的爱丽丝·门罗，虽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真心喜欢她的读者，一说及此总会有点抱憾。
第二件事她应该更在意些，那就是她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最近重登亚马逊畅销书榜。这本书是受奥威尔启发而写的，跟《1984》一样，都描写了一个极权政府领导下的世界。
它再度畅销，是因为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由约旦娜·布雷克、伊丽莎白·莫斯和约瑟夫·费恩尼斯担纲主演，但是之所以有这样的电视剧，也是因为阿特伍德的小说在新的政治气候下焕发出了它的相关性。在小说里，美国在未来的某一年沦于独裁者之手，国内，女人被公认为比男人低一档，她们的每一个行为都被国家控制着，她们生儿育女则更是被纳入严格的社会等级系统，必须服从指令。堕胎当然是非法的，能生育的女人则必须给高等级的女人生孩子，免去后者的辛苦。
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1984》，如她本人所说，反乌托邦小说都是男人写的，里面的女人，就像她所熟悉的《圣经》一样，都在男权中心的前提下被描写成了男人的诱惑者，如《美丽新世界》里穿连裤内衣的荡妇，或者就是《1984》中背叛温斯顿的朱丽亚。但是，阿特伍德又自觉地从泛泛而论的“女性主义”阵营里跳开，她认为，女性有自己的声音、有内心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觉得一本书里有女性的声音和内心生活，这本书就是“女性主义作品”，那恰是男性主义的论调。
转眼之间，昔日的卷毛小魔女已成奔八的老太太——你说“老妖精”也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会生气。她写下了那些灵气十足的小说，还有一个善于腾挪的柔软身段。
她常常用一种轻松嘲讽的口吻回顾自己文学生涯的起步。在《我的垃圾摇滚造型》一文中她说，自己学了六年的英国文学，“甚至还取得了一个文学硕士学位”，1963年冬天，她在多伦多租住一个寄宿公寓，“一边写着才华横溢却不得慧眼相识的惊世之作，一边在一个市场调查公司打工。”她随时拥有一种间离的敏感：对于自己的家乡加拿大，她的关注点总是离不开欧洲人的态度——不是新鲜猎奇，就是傲慢的嫌弃；对于自己的青年冒险，她永远会强调那时候她“浑然不知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不管有多么无知，一说起二战后成长的加拿大一代同龄女性普遍被女长辈教化为驯顺的家庭主妇或办公室文员，她仍然掩盖不住内心的骄傲。
这是属于一个叛逆者的骄傲，一种时刻保持犀利的人自然拥有的独立性。她很关心的两个主题，一是神话（包括《圣经》、史诗、童话、民间故事之类），二是政治，都得益于阅读。格林童话全集，她在六岁时就读得烂熟（对比之下，更加富于感情的安徒生童话她似乎极少提及），由童话取得灵感，她写下了《强盗新娘》、《蓝胡子的蛋》等讽喻小说，也参与过重述神话的写作计划，精熟于民间故事的原型理论；至于政治，阿特伍德不仅写过反乌托邦小说，还在《羚羊与秧鸡》等作品中展现了其灾难想象的能力。
阿特伍德的腾挪之功让她难以被归类。在随笔、小说、演讲及诗歌中，无论她在场还是缺席，是走上前台以“我”发言还是躲在幕后摆布人物，她都以一个从不怀疑自己的人格出现。所以长镜头、细致的对话不是她的强项，如果人物不是在快速移动和作出各种决定和判断（包括怀疑自己的决定和判断）的话，她就会感到失去了步调。
阿特伍德爱猫，评论家借用她本人的一部小说《猫眼》的书名，说她看人看事都别具“猫眼”——总是在旁观，总是矜持地行动、思考或躲藏，总是很难被取悦，总是带着一种不太认真的焦虑在认真地猜想人类的未来。
文 云也退
编辑 孙凌宇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