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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教授邀请我到费正清中心来，介绍一下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虽然我自度并非出版界的从业者，却还是很高兴地领了此命。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需要知识人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以完成急需的代偿文化功能，由此在中国大陆特定的知识生产领域中，就出现了种种“职业泛化”的交叉倾向。许多依美国之风习似应致力于纯学术的学者，虽未放弃自己钟爱的研究工作——甚至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这种研究——却多少参与了丛书或杂志的创办、选题、编辑、印刷甚至推销。在学术会议上碰面时，顺便交换一下有关图书印数、版式、装帧甚至纸张方面的意见或信息，已成了彼此间最惯常的话题之一。这就使处于此种特殊氛围中的学者，有可能从回顾学术出版现状这个角度，来勾勒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某些主要倾向，并借机总结大陆知识生产体系的某些基本特征。不难想象，学术出版事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乃是受各种相关因素制约的，其中既包括政治形势、经济条件等硬件，也包括社会心理、文化风气等软件，因此这个题目也可能容许我跟大家一道，管窥一下中国近年来的总体文化氛围。
不过一说到“现状”，总要先对“现在”这个时间状语给出限定。我猜想，柯文教授给我出的这个题目，大概主要限定在９０年代以来的最新发展。这当然是成立的。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用西元的整数单位来断代中国的发展，都显得比较勉强，但这一回却绝对例外，因为刚好从８０年代末起，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所顿挫，学术出版事业自然也不能例外，而此后再图恢复，且又遭反复，一波而三折，可以说具有天然的故事结构。
可是既说到了９０年代的“顿挫”，就不能不先回顾一下此前的背景。事实上，把８０年代学术出版相对繁荣的主要特点清理一番，大大有助于我们把握它此后迅速下滑的基本原因。由此，我们就涉及了８０年代的“文化热”或“学术热”，据说它在这里正成为某种学术性的话题。只是，对于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特有现象，我现在还很难逆料，外人或后人将会怎样如柯文教授在其近著中所云，对之进行不断地“神话”，所以我只能根据切身经验，针对今天所要处理的课题，来提示两个亟待澄清的相关要点。
首先，就“学术热”的思想内容来说，与其说它是新一轮的“西学东渐”，毋宁更准确地说，它主要体现为学术传统上的“隔代遗传”。在当时的条件下，刚刚出洋的留学生还没有来得及向故国回馈，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也还远未成为气候。所以，真正有助于打破原有樊笼的学术资源，毋宁更多的是在一些硕果仅存的老师宿儒手里。这些人尽管本身的创造盛年已过，但历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与彻悟后，已不再安于仅仅宣讲禁锢思想的教条，而或多或少地试图恢复着往日的学统，并无意中将其学术生命“轮回”到了得意门生身上。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种文化上的“守先待后”之功，其实要没有老先生晚年的余热，中国学术的命脉，就会过早地落入当时刚刚步入中年、而今已经居于前台的一代人手里，那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了。
不把握上述特点，就很难深入到当时的语境中，切实了解“学术热”的精神取向。在８０年代的特殊话语背景下，所谓的“思想解放”，自有其特定含义，根本不能以局外的逻辑去主观推断。比如，按照一般的理解，凡是提倡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人，总会被归到“保守”之列。可在８０年代的中国，如果有人主张，数千年来的中国哲学进程，并非仅仅是一部“思想错误史”，甚至连儒学和新儒学的经典都有其合理成分，那他就很需要有点“激进”的勇气。再比如，按照西方的常规，自由主义者总是温和的绅士，马克思主义者才算昂扬的斗士，可在具有几十年革命传统的大陆，所谓“左派”和“右翼”的含义却是完全颠倒的，强调思想斗争，往往不过是照本宣科，而主张宽容和解，倒有几分离经叛道。
精神上的这种“隔代遗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知识构成，以及推动“学术热”的基本队伍。由于大家彼此认同的标准，并不在于思考的具体结论，而只在于能否真正展现思考的过程，并对原有的教条有所警惕和突破，这才有可能打破学科的门户之见，在社会上凝成一股较大的力量，甚至不分“中学”和“西学”的营垒，都能纳入共通的话语系统。说到底，大家都是老先生的门生，只不过偶然间各自投师不同而已，所以老先生本人比较开阔的眼界，也使大家较易尊重其他知识领域的价值，而不致像通常的入门者那样，一开始学的是什么，就总是倾向于准备一辈子只信什么。当然，出于同一个原因，老先生本身精神视野的局限，也给了“学术热”以很明显的限制。比如在过去几十年间，相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受到了更大的摧残，甚至连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系科本身，都被连根拔除了，正因为这样，在“学术著作热”的高潮中，除了紧密服务于对策的经济学堪称例外，其他的社会科学门类，既然并未从老先生那里传授过来，就往往被置于关注焦点之外，或者至少是相对地难成正比。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真正在支撑８０年代“学术著作热”的操作因素，既不完全是几十年一贯的旧出版体制，也不可能是迄今还在形成中的新出版体制，而是两种体制间的临时替代物。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出版社这样一个行当，属于矛盾重重的国营企业。一方面，惟其是“国营”，就免不了官办的色彩，否则对上就交代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毕竟又是“企业”，总还得顾及经营效果，否则对下也交代不过去。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上述矛盾还暴露得不很充分，那么在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冲突就变得相当尖锐了。最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出版部门要同时追求“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但实际上，前者要靠上级机关审核，后者要靠广大读者判定，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后相当普遍的逆反心理之下，这两者往往很难吻合。当然，真正堪称“双效益”的出版物，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一些列为“干部必读”的宣传材料，可读性虽然很差，各单位却必须集体购买分发，保证人手一册，因而印数大得惊人；再比如工具书和教科书，智慧含量虽不高，每年却总有那么多新生入学，所以拜人口基数巨大之赐，简直堪称挖掘不尽的金矿。不过，在旧有的体制下，印行那些图书却是需要“专营许可证”的，前者的专卖权集中在各级人民出版社，后者的专卖权集中在商务印书馆和各级教育出版社。由此，旧体制就留给了人们一个小小的空子，或者一片灰色地带。任何拟议中的选题，只要既不受官方明令禁止，又受到民间广泛欢迎，总是出版社求之不得的。而在当时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学术著作正巧具有上述两种品格，却又比露骨地翻印港台武侠小说来创收，更能提高出版者的声望，增加出版社的无形资产，由此才有了出版界的“学术热”。
其实从上述分析中，大家不难感受到某种潜在的危机。即使不考虑政府忍耐力的变化，单说想靠出版学术书籍赚钱这一条，恐怕也很难靠得住。所以说句玩笑话，要想让出版界的“学术热”长久地维持下去，那就得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府保持持续的冷静，时刻把全民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二是读者保持持续的“高烧”，总是准备购买根本读不懂的书籍。但无论如何，中国尚没有相对独立的社会中间阶层，干文化事业指望不上私人基金会的赞助，因此还真得感谢广大读者的慷慨解囊，至少在起步阶段推动了学术出版工作，帮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后猛补了一堂文化课。当然，相对于出版业陡增的胃口，学术界的准备是非常不足的，免不了有些粗制滥造。不过就总体而言，８０年代的“学术热”仍有突出的成绩，基本上支撑了当时步步深究东西文明、进而为现代中国定位的精神需求。大家只要看两件事，就可以对当时的成绩获得基本的印象。其一，时至今日，一般大陆知识分子的书架上，大概总有一半以上的学术书籍，是属于那个时期的产物。其二，在中断了几十年治学传统之后，居然只靠几年的工夫，大陆“学术热”的成果，就波及了几十年香火未断的台湾，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招惹得那边的盗版图书层出不穷。
与上述话题相连，一个易被局外人忽略的操作因素是，８０年代的“学术出版热”更在具体规则方面，突破了原有的条条框框，为此后的工作留下了某种制度遗产。我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由学者和出版社通力合作的新型生产方式。过去，大陆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是有严格界线的，写书的只顾写书，编书的只管出书，井水不犯河水。而这种僵化的劳动分工，到了８０年代以后，就很难匹配精神产品市场陡涨的景气局面了。一方面，处于学科前沿的学者，如果想尽快推展自己的成果，就不可能不顾及出版问题，可他们又不愿调到出版社去，承担不了那里繁杂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出版社如果想快出好书，也正待加强自身的编辑力量，但又苦于人员编制问题，不可能灵活调进足够的干才。在这种情况下，到了８０年代中期，以《走向未来》丛书的问世为标志，一种由编委会和出版社联手的灵活模式，就势必应运而生。学者们通过组成编委会这种松散的团体，加强了自己的知识优势，从而获得了影响出版社的能力，基本上掌握了实际的选题权和审稿权，更容易在图书出版中贯彻自己的理念。出版社也通过跟编委会签约，不仅一次性地确保了许多优秀选题，降低了外部的交易成本，而且实际上拥有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外编辑室”，降低了内部的管理成本。说到底，这种合作形式反映了在两种体制间的特殊生存技巧，因为学者们属于计划经济的“事业单位”，而出版社却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单位”，算是“铁饭碗”和“泥饭碗”的互补。而《走向未来》丛书一旦大获成功，各种编委会便随即跟进，各类丛书也纷至沓来，共同造成了“学术热”中的奇异景观，也正说明这种模式恰好适合当时新旧交替的国情。
然而，又正由于一时间丛书满天飞，把图书市场一再瓜分豆剖，潜在的危机很快就表面化了。一方面，年轻学者干得越来越起劲，比如后来堪称执牛耳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已经发展出了四个系列，其拟订的书目之庞大，已被老先生誉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功碑”。而另一方面，多数读者的新奇感却在日趋减弱，他们已很难再带着抢购禁书的心情，来收藏远远超出自己求知欲的爆炸性增长的图书。所以到了８０年代末期，各套丛书的印数都在直线下滑。我本人在《走向未来》丛书中的先后三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西方的丑学》属于１９８６年的第三批，两次共印行了１０万册；《马克斯·韦伯》属于１９８７年的第四批，一次就印行了１５万册；而《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属于１９８８年的第五批，却总共只印行了３万册。所以根据我们当时的料想，如果这套丛书还能按计划推出１９８９年的第六批，其平均印数也只会在３万册以下，甚至只有１万册左右。这对曾经名重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来讲，无疑已是微不足道了！
当然话说回来，既然是在出版严肃的学术著作，哪怕印１万册也绝不算少，所以如果不是受外力阻断，中国的学术出版业也许只不过面临部分调整，而不至于像遭逢毁灭性地震一样，眼看着多年的营造转瞬间被夷为平地。尽管严格说起来，在９０年代初，真正遭到点名批判的作者并不很多，而且即使有过为数不多的对于图书的禁令，也主要是出于记恨作者的政治姿态，而非作品本身的具体内容，但在人人自危的社会空气中，受切身利益的强烈驱动，出版界的每位编辑都会自动充当“检查官”，从字缝里帮着上峰横挑竖挑，从而人为夸大了思想禁区，更使“学术著作热”不得不骤然降温了。
这还只是外在因素。更加严重的是，学者们的内心世界，也同样出现了精神危机，遂使学术出版业遭到了“釜底抽薪”的打击。尽管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谓“脑体倒挂”的问题就日渐突出，但其实只是到了９０年代，这一批知识精英才真正体会到了市场经济的无情，感受到了什么叫“边缘化”。所以如果说，新旧两种体制曾经不自觉地“合作”，共同促成了“学术热”，那么如今的萧条局面，也照样来自它们不自觉地“同谋”。现行政策唯独对下海的“弄潮儿”网开一面，而急剧市场化又带来了社会心理的恶性世俗化，这两种压力叠加在一起，就既剥夺了知识阶层的“物质性报酬”，又剥夺了其“象征性报酬”。因此，面对“做学问”这样一种天职，他们过去那种具有悲剧色彩的慷慨自许，也随之转变成具有喜剧风格的自怨自艾。久而久之，不仅原有的学者队伍缩小了，而且后备力量也日趋单薄，和８０年代的兴旺景象恰成反衬。
并不是从此就无人写书。恰恰相反，如果仅从写出来的字数而论，那么许多人在９０年代的写作积极性甚至更高，何况他们还恰逢此时掌握了电脑这种太容易抄写和改编的新工具！只不过，由于支撑这种活动的动机，多已龟缩回了狭小的自我，所以往往是“书成每为职称谋”。有此“一念之差”，再加上现行职称评定体制的误导，那些“为写而写”的“码字”活动，就不仅谈不上为民族的前途操心，甚至也谈不上为本学科的发展负责。许多人的写作活动简直是“不假思索”，或者“不抄别人专抄自己”，而且就他们的本意而言，“言之无物”也许就更好，干脆免得去承担思考的责任，反正只要拿出了像模像样的“本本”，职称评定委员会就得认账。有这种心理作祟，他们就免不了在笔端大量灌水，使得如今大陆书店的书架上，到处充斥着这种“水货”，迫使有的学术机构不得不反过来规定，每一千字学术专著的价值，只被视同于等量学术论文的一半。大家到大陆买书或订书的时候，千万要提防这类学术赝品。——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此等徒然败坏读者胃口的印刷垃圾，也反过来进一步抑制了图书市场。
与此同时，真正符合学术要求的东西，却放慢了问世的步伐，而其中退步最大的，则要数国内的西学研究，使你很难想象这本来竟是势头最猛的一支。回顾起来令人痛心的是，如果在这方面，８０年代曾经还过前几十年的欠账，那么９０年代却又拉下了不少新的亏空，特别是未能尽快全面把握过去了解较少的西方社会科学（尽管跟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及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堪称例外）。形成此种被动的原因，其实并不仅仅限于政治压力，因为大陆虽无绝对的自由，却仍有相对的空问，许多情况下尚属事在人为，而关键还是要有人实干。所以，使西学研究顿失后劲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国内的学术队伍既大量离散，又心灰意懒，而留学生也大多未能如期归国，充当这方面的生力军，反倒在国外改行从事了“中国研究”。由此说到根子上，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恐怕还是国际学术规范的无形压力所致，因为受种种先天条件的限制，中国人对于一个外缘文明的研究，至少在这一代人那里，不可能达到国际水准，很难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残酷事实。不过转念想一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其实也有她自己的学术抱负，而不可能甘心沦为“文化小国”，——从这种更宽阔的胸怀出发，同等学术量的西学信息，在亟欲了解外部世界的中文阅读空间中，就有理由获得更高的评价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方面的从业者们，原本无需这般自我菲薄。
附带说明一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也许并非出自其本意，但美国政府为保护知识产权所施加的压力，其实比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本身，更直接有效地帮助促成了西学图书市场的萎缩。８０年代的“学术出版热”，曾得益于一个很有利的“后发性优势”，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时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在译介西学时不必向原出版社联系购买翻译版权。但９０年代以来，恰恰是那个被大陆政府批判为从事“文化渗透”的西方，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为了经济上的蝇头小利，反而主动出手帮助抑制了大陆民间的翻译工程。中国的西学研究，即使在“南方视察”后的普遍复苏气氛中，也未能遏止下滑的势头，很大的原因要归咎于此。大家千万不要误信西方传媒的煽动，以为大陆的版权保护工作毫无进展。实际上，较难控制的是那些非法拷贝活动，比如地下经济中的盗版光盘，而对于公开销售的图书，却只需下发一纸禁令，就可以杜绝其侵害版权的行为，所以在压制中国的学术译著方面，美国政府贸易代表的谈判工作倒是异常成功。就目前图书市场发育和联系购买版权的情况而言，其实最让人头痛之处，还不在于增加了那一丁点儿出版成本，而在于西方的版权持有者们，也许还嫌政府替它们争得的收益太小，干脆就懒得回信洽谈这笔生意，遂使许多好不容易说服出版社接受下来的选题，终于只能胎死腹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好多西学原著都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只能靠二手引述来略知大概，这也无形中助长了浮躁的学风，比如“后现代主义”，就在那里被糟蹋成了彻底的无稽之谈，而读者们既无原书可读，一时也就难辨真伪。
只是跟低落的西学研究相比，国学研究才显得士气较为高昂。目前大陆比较引人关注的学术出版物，也大抵来自这个领域。毫无疑问，在思想解放的氛围化为乌有之后，又恰值政府希望转移自身合法性之时，这种研究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这确是国学更容易恢复元气的外在条件之一。不过，如果有人抓住这一点而臆度说，出于对政治高压的逢迎和契合，大陆正到处盛行着“保守主义话语”，那就跟真相风马牛不相及了。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在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其实根本没有仅仅根据所学专业，来划定思想派别的；而时至今日，十几亿的人口，几千年的文明，就这么几位屈指可数的专家在清点家藏，也绝没有再嫌他们多余的道理！介身局外的人，总喜欢耸人听闻地生造出各家各派，但说句甘苦之言，相对于促进学术出版繁荣的使命，真要划分派别的话，也只能分为“动手派”和“袖手派”。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国学研究的现状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但该领域的从业者们，总算表现出了较强的敬业精神，也付出了较多的个人努力。至于他们何以在９０年代比西学研究者的锋头更健，则除了上述缘由之外，更得益以大陆在国学研究领域的较强学术传统，——正是由于这种传统，这支学术新军在８０年代必须度过较长的潜伏期，也正是由于这种传统，他们到９０年代才显出了后劲和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介于中学和西学之间的学问，也就是诸位所事的汉学，通过它们的中文译本，突然变得广为人知起来；有相当一批汉学文献，在最近几年间涌进了参考视野，并且拥有着相当高的引用率，差可算是近期以来唯一有长足进展的翻译工程。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在该领域间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汉学家对翻译自己作品的重视，以及国学研究本身对外部激发的渴求，等等。不过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相当偶然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域，还碰巧保留了一个小小的丛书编委会，来维持在８０年代末跟出版社达成的合作协议。正因为这样，作为这项翻译工程的主要主持者，我才切实体会到了，尽管时紧时松的政治空气不无干扰，时冷时热的图书市场也不无影响，但在９０年代的中国，仍有很大的未定因素，要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或者不努力。当然说到这里，更应当首先感谢在座的同行，尤其是像史华兹教授这样卓有成就的前辈学者。不管你们的具体论点能否被最终接受，你们都以无可辩驳的学术量，帮我们维护着学术研究的尊严，并以此吸引回来了一部分读者。
顺着这个话题，最后我要说的是，当今大陆的学术出版事业，除了遵循学术的内在理路，去追求知识的自身增长之外，其实还同时具备某种外在的文化含义，即在维护知识生产严肃性的前提下，恢复理性思考在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威信，从而在一个大大失范的生活共同体中，重新探寻和确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使命。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曲径通幽的求索过程，其实也刚好同步于化育中间阶层的漫长过程，或者中国社会走向多元科层的渐进过程。正因为这样，面对几千年来“学在官府”的积习，和几十年来计划经济的惯性，要想真正创化出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生产模式，主要由民间社会来承担创造及传授知识的使命，就绝不会像８０年代那样逞快意于一时，而必须细心解决一系列繁难的技术问题，包括恢复学术自信、重振治学队伍、验证学识价值、建立学术规范、拓展资金来源、优化学科布局、确立研究机制、创办发表园地、理顺图书市场、团聚读者群体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当今的大陆民间学术出版业，正遭逢着巨大的困窘，却仍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南方视察”后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中，许多酝酿已久的图书工程开始了实际运作，相当一批自负盈亏的学术刊物也接踵面世，某些专营学术著作的民营书店更日渐壮大，共同构成了一个民间学术界的雏形。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其声势虽不像８０年代那样具有新闻效果，但其存在却不容任何人忽视，而且其存在方式还更加踏实沉稳，因为它如今享有的，已不再是别人偶然闪出的夹缝，而是自家开拓出来的领地。当然从短期效应来看，一个尚在形成中的民间社会，还往往难以抵挡政策摇摆和市场沉浮的双重压力，所以总难免遭受小小的磨难，今天有这样一个选题搁浅，明天有那样一家杂志停摆，但就可以预见的将来而言，它却至少展示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苗头，说明大陆的知识阶层为了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正探求着自己的特定社会位置，摆正着自己的独特社会姿态。
毫无疑问，和其他国度相比，中国大陆的学术出版业，存在着许多人为的劣势，不过与此同时，它也有一个几乎无人可比的天然优势，即拥有为数甚众的汉语读者。９０年代以来，由于已不存在对每一印张之定价的上限规定，而允许它随着市场需求自然波动，学术书籍的价格遂在短期内扶摇直上，可以说是通胀率最高的商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们当然更不可能像在８０年代那样盲目“发烧”了，他们总是在书店里迟疑翻拣再三，努力在抑制内心的求知渴望。但即使如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巨大的中文图书市场，仍然显出了惊人的潜力，推动着学术书刊的印量逐年递增。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沉稳而广泛的读者群，恰乃大陆学术出版业的生命线。而更加重要的是，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
刘东著，《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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