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全球化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方面，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跨国资本的流动，全球化进程继续推进；另一方面，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贸易纷争频繁，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风潮。
未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力量将互相激荡。面临新的全球化形势，中国应当如何增强自主研发实力？如何降低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的依赖风险？中国应当走一条怎样的创新之路来实现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的突破？
2019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五届夏季高峰会举办期间，在主题为“全球化新时期的自主创新和国际开放”的焦点论坛上，企业家们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定要开放式的技术创新
田源首先介绍了治疗肿瘤的质子刀设备：“现在治疗肿瘤最好的设备是所谓质子刀设备，它是用一种电磁方式把一个非常小的质子，在非常短时间内加速到光速的70%，然后有控制地打出来，打到人体里，可把癌细胞DNA打断。”
田源说，这个技术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但是把它变成一个高端的医疗器械是最近20年的事情，也就是20年前，美国才有了第一套在医院里面可以使用的质子设备来治疗肿瘤。我国上海也有一套，进口的是西门子的设备，一套设备的单价是2亿元美金。
田源表示，自己在美国就收购了一家高端医疗器械公司，这家公司可以将巨大无比的加速器——像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系统压缩到只有220平方米，将设备小型化，也使成本下降到原来大型设备的六分之一至八分之一。
在这个行业里，中美到底有什么差别？田源发现，自己收购的这家公司2004年的时候就有一批科学家想到了怎么把这个大型的设备做成很小，效率很高、成本很低。“过去14年，这家公司一共花了5亿美元做研发和运营。我们国家在这个行业现在大概有8家机构在研究同样的设备，这8家机构都是科学院系统的。”
“但我管理的这家公司14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很小型化的东西了，而且在2012年这个产品就已通过FDA批准，现在世界上已经有11家医院在使用这个设备。但是我们国家的研究机构还在研究上一代设备，就是20年前那种。”
田源感慨，“这让我感觉到，美国已经经过了发明创造的过程，它已经走到很前面了，但是我们国家在后面还有5年至10年的差距，我们还在不断地投资。”
田源表示，国家的技术创新是一定要开放的，一定不能离开国际先进国家的学术机构、科研机构、先进公司，同时也要高度关注这些专利的发展——“一定要开放式的创新。”
去年企业研发投入超利润
李东生坦言，作为一家国际化企业，TCL在这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技术壁垒加剧的情况下，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贸易保护主义。
“早年我们讲国际贸易，实际上现在产成品的国际贸易在TCL里面占的比例已经非常低了。”李东生介绍，2018年，TCL的产品销售58%是在海外市场实现的，这58%的销售中，大部分是在当地工厂生产，在当地销售、在当地服务的。
“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手段，之前美国市场是最开放的，所以美国是产成品出口最大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的关税确实很低，你不需要在当地或者附近建造工厂。但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对中国贸易打击的动作很多，所以我们就扩大了在墨西哥的工厂。之前我们墨西哥工厂主要是生产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产品，现在我们把这个工厂的规模扩大，然后用墨西哥工厂的产品去支持美国市场。”
第二个就是技术的壁垒，
和很多中国企业一样，TCL之前一直面对很多技术专利的挑战，每年花在海外应对技术专利的诉讼费用大概在3000万至4000万美元──要利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应对一些不合理的、过度的专利攻击，更重要的是，企业要开发更多的核心技术。
李东生说，有人问他TCL为何投入研发那么大。
“去年，我们研发的投入是50多亿元，超过我们当年的利润。今年上半年也是，我们的研发投入和同期的利润差不多。为什么我们投入那么大？因为要在全球达到一定的技术标准和水平，你才有能力走出去。否则在欧美市场中，一有技术争端你扛不住，它立马就封你的产品、封你的渠道。因此，技术能力的提升是我们提升产品力、竞争力的基础。”
“有了这两个基础，我们就有底气在全球市场做得更好。”
李东生骄傲地说。
5G赋能产业互联网
邬贺铨在发言中说：“论坛上的很多企业家都讲了经济转型，我重点讲的是技术的换代升级，以5G为例，这个换代升级也会跟实体经济的产业协同、融合，实现共赢。”
“移动通信走过了第一代，以一个蜂窝小区，以频率的不同区分用户，GMS带来了以数字、以时序不同区分用户，3G就是CDMA，以码道的不同区分用户，4G以频率空间，多个维度来支持容量提升，峰值能做到100兆，现在5G终于来了。”邬贺铨解释道，“总的来说，移动通信是十年一代，每一代的峰值是上一代的1000倍，如果1G到4G是面向消费级的，5G就扩展到产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可以说从1G到4G都只是技术上的变化，但是没有涉及到应用上面的突变，而4G到5G应用上是跟实体经济的产业紧密结合，以这个为它的目标。”
邬贺铨认为，5G总的应用会带来更多的视频保障，现在的8K高清电视接入码率有100兆，但4G根本支撑不了，只有5G才能做得到。“比如冬奥会，只有在我们的头盔、雪橇上面装上5G的终端，安上传感器，才能更好地让观众感受到高山滑雪的速度、高度、难度，5G的大带宽可以同时支持多个摄像头，这样一来，观众不用切换场面就能得到全景的多视角，可以说5G给VR/AR带来很多的应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支撑5G技术创新，5G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支撑，是当代高新技术的一个制高点。”在邬贺铨看来，5G为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民生服务提供新动能，将催生新业态，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引擎。在演讲的最后，邬贺铨表示，
5G对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是难得机遇，围绕5G技术与产业的国际竞争对我们也是严峻挑战，5G创新永远在路上。
希望和中国企业共享商机
“霍尼韦尔对中国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还是混合制企业，对自主创新都是抱着欢迎、支持、参与的心态。”余锋表示，“霍尼韦尔1993年就在天津和中石化建立了第一家合资公司，之后和中化以及其他的央企、国企都有很多合资公司，这些合资公司不仅仅涉及制造、销售，也有相当一部分有研发的职能。
此外，霍尼韦尔还参与了国内的几个重要创新项目，比如919大飞机项目。“作为企业管理者，我迫切希望中国919早点拿到适航证，这是中国极为重要的自主创新项目。”“霍尼韦尔不是喊口号，而是积极地在十几年前就派了几百名研发人员去支持、去参与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和中航工业、中国商飞都有极好的关系。”余锋说。
“今天是我代表霍尼韦尔第一次参加亚布力论坛，我们和大型的国企在研发领域有很多合作，和民企我们也有一些合作。”余锋表示，“作为一家‘百年老店’，霍尼韦尔特别希望借这个场合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在座的企业家不仅做一些业务的往来，还能够做一些自主创新的合作，因为霍尼韦尔有很多独到的技术，希望大家能够共享合作商机。”
发言中，余锋还介绍了霍尼韦尔创新的两条经验。
第一，看准了方向，
就要持续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做。
第二，霍尼韦尔作业运营系统非常高效。
他介绍说：“过去一年多，我和团队通过努力，已经获得总部的批准，‘霍尼韦尔卓越运营系统’不仅可以自己用，也可以输出给中国企业，我们现在已经给两家国企输出了这套管理系统，在座各位民营企业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作交流。因为创新需要钱，创新需要人，创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叫‘创新的投入产出比’。”
余锋最后表示，不管是人力、资金，还是应用的场景，我都希望企业家们积极地从事自主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也会积极参与，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成长、共同创新，为美好的未来作一点贡献。
中国企业家将对世界未来举足轻重
“我们这个年岁的人、我们这代企业家为什么这么关心国家的命运？因为我们经历过沧桑，我们了解历史，我们有血性，所以初心和使命就牢牢地刻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柳传志激动地说。
柳传志认为，按目前看，中美贸易摩擦肯定是长期的。“美国的极端势力是在逼我们与世界脱钩，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逼我们封门，这是痴心妄想，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坚持国际化。”
谈及华为公司，柳传志说，华为一战是非抢不可的科技战略制高点，现在我们虽然有了一定的科技实力，但我们的基础确实还是很薄弱，所以我们要格外地保持冷静，格外地虚心学习，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到世界科技社会，提升实力，为中国的富强真正作出贡献。
回顾历史，柳传志表示，中国过去开放和外国人合作，是外国人出钱，我们出资源，以此来进行合作。4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坚决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但和国外互补的已经有了新的内容。
“一个就是庞大的市场，第二是制造业基础，第三是我们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人才，第四是我们也能出资金。”
中国企业家应该做什么？柳传志说，今天的中国企业都很国际化，都能和世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只要坚持下去，无需多久，我相信这些极端势力的代表，那些今天穷凶极恶的样子再难出现。”
柳传志勉励现场的年轻企业家们，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也只会留给有实力的人。
“现在的中国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毕竟我们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未来的中国又是怎么样的？如实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青年企业家们的表现对中国的未来、对世界的未来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企民企携手 合作共进共赢
彭华岗在演讲中表示，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等带来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也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中国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在这其中，民企、地方国企、央企都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彭华岗表示，
一方面要看到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要进一步增强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各类风险挑战仍十分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可能还会叠加。
“我们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扎实做好应对准备，更要保持战略定力，砥砺前行，以高质量发展来战胜困难和挑战。”
彭华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要坚定信心和决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深入推进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加大授权放权力度，积极推进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收入分配机制，使国有企业真正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使各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第二，要携手并进，努力打造合作共赢的良好商业生态。
“国企、民企都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高度融合的今天，各类企业大有合作空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共进、共赢。”
第三是要勇担责任，共创美好生活。
“我们共创美好生活，要生产和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我们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拥抱世界。”彭华岗说。
国企民企一家亲 试看天下谁能敌
宋志平在发言伊始便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国企和民企的融合是一件很大、很重要的工作，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是公益和保障，为社会经济搭台。在充分竞争领域里，国有企业所采取的方式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在一起混合。而在公益和保障事业当中，国有企业要无条件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国有企业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且现在事实上也是这样子的。”
宋志平表示，过去的亚布力论坛确确实实是民营企业家为主的论坛，但是现在亚布力论坛敞开胸怀，邀请央企的负责人一起来进行交流，就像本次论坛的主题一样，形成了协同、融合、共赢的良好格局。这和天津现在的发展状况不谋而合，天津也是在协同、融合中实现共赢，因此，大家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现在都乐于来到天津投资发展，包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天津的发展贡献力量。
宋志平任职的中国建材集团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2018年实现了3500亿元销售收入，世界500强排名第203位。其此前领导的国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4000亿元，在世界500强当中排在169位。“这两家企业过去在央企里边都是小小的，但是现在这两家企业在国资委企业排列里都居中偏上，成为国资委里重要的企业。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来源于国企和民企共同参与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宋志平强调，“国企和民企要互相学习，国企应学习民企的市场化精神、企业家精神，民企天然的市场化机制，尤其是机制，国企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机制改革”。
那么，民企向国企学习什么呢？宋志平表示，民企可以学习国企的战略思维，国企规范化的管控，国企国际化的规则、做法、经验，这些都值得民企进行研究。
发言的最后，宋志平说，
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国企和民企应该联合起来互相协同、融合、共赢，共同抵御各方面的压力。“国企民企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
企业亟需向价值链曲线两端攀升
“从价值链看，我国企业亟需向价值链曲线两端攀升。”洪崎指出。
在昨天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9年夏季高峰会上，洪崎表示，我国过去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改革开放和第三次全球浪潮碰头的产物，是人口红利、资源充裕、环境容纳量等比较优势下自然形成的分工格局。“但随着我国生产成本的上升和周边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凸显，我国中低端制造业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分流的局面。内外因素作用下，我国企业传统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亟待改变。”
洪崎表示，围绕着科技和市场的主线，我国企业已经产生了新的金融服务需求。
一是跨国企业将调整市场，
供应商和经营模式更加注重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大量整合发展中国家资源，特别是推动高铁、建筑和基础设施、电子通讯等我国优势产业走向“一带一路”，提升我国在发展中国家贸易环流中的枢纽地位。
二是随着营商环境等改革深入推进，
部分地区头部企业需要加快整合，形成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断加大科技、知识、人力等高端要素投入，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在内需引领下不断提升价值水平。
三是发达国家正在推出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新的贸易标准。
我们既不会照搬，也不会无视，有条件的企业和企业集群需继续积极地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主要任务是干中学、学中研。
“未来我们将根据国内企业价值链升级和金融需求调整，继续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洪崎表示，
一是为‘一带一路’沿线价值链主导的企业提供内容丰富的跨境金融服务。二是为国内头部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三是用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政策机遇，
为继续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用跨境联动方式提供跨境融资、跨境资金管理等金融服务，为不同的企业提供定制化、全方位、一篮子的金融及相关服务。
不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企业将沦为二流
赵民认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这三句话始终是做人、做公司、做团队的最根本性的问题。
“我是谁”是和一家公司的历史、和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和一家公司主要负责人的管理团队定下的目标紧密相关的，决定了我的目标是谁，决定了一个企业做到行业的前五名、前八名乃至行业龙头之后，它的业务结构和定位。
“我从哪里来”是公司领导者对过去的经验的体会。任何一个企业，如果没有遇到过低谷，没有遇到过挑战，没有遇到过艰难时刻，你说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伟大的企业家，都是自我安慰，后面的坎儿还在等着你。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企业运行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中，总有一个坎、两个坎、三个坎。
“大家永远要记住，即将创业的人或者是已经走上创业的道路，但时间还没有足够长的创业家，最难得的是能够活下来，活得长、活得久，是能够经历冬天之后，别人都死掉了，你还活着。是别人在冬天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时候，你越来越大”，赵民称。
“我要去哪里”，一定是跟三件事有关系。
第一，跟科创板、资本市场有关系。
要成为一个领袖企业和企业领袖，90%以上的公司都是上市公司。没上市不是做不好，但是你要成为那十个人中的一个，概率太低。所以，资本市场、科创板一定要讨论。
第二，国际化。
最简单的国际化就是能够获取国际客户。一旦国际化，不仅会遇到语言问题，支付习惯问题，信用问题，而且更要注意的是产品质量、供应链和服务质量的变化。
第三，在中国谈战略一定要和互联网结合，和数字经济结合。
不谈数字化的公司战略，不谈面向客户的数字化的流程改造和服务改造，是不能帮助公司在未来成为优秀企业或者是领袖行业的。
赵民特别强调，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如果不能回答如何与人工智能找到结合点，那么，“五年以后，你的企业可能就在竞争当中沦为了二流企业，并且没有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