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全国城市规划学会工作会议 | 重塑信心，把握机遇，破界提质，推动规划学科转型

张文忠

张文忠副理事长表示， 一个学会、一个学科、一个专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 未来学会的结构除了考虑年龄以外，职称结构也应充分纳入考虑，年轻人尤其是副教授层级应在各分会、专业委员会中承担重要职责，让新生力量推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学科引领迈向更高水平，这是未来学会改革的方向。

张文忠副理事长认为，整个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分会以及规划行业从业者， 应把握新经济、新技术带来的新机遇。 过去规划领域项目和经费充足，但随着规划转型及经济社会发展，新机遇也随之而来，应拓展思路。如国家中长期国债和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议书编制对规划人员而言轻车熟路，费用可观且周期短，应拓展新赛道，包括新形态，积极应对新经济、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在转型中保持定力，方可实现新发展。

张文忠副理事长指出，学会应回归本源， 凝心聚力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同时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知识背景。他强调，年轻人尤其需要掌握新技术，需要新方法和理论突破，在当下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通过自身能力建设应对不确定性。最后，他表示，未来的发展依靠于年轻人、创新和思路拓展，规划专业前景光明。

尹  稚

尹稚副监事长重点谈了四个问题：

一是破界问题。 社会需求的深刻变化，使得以工程为支撑、以空间为边界的传统规划模式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而破界对于规划学科来讲，不是盲目扩大学科边界，而是构建科学共同体和扩展学术朋友圈。

二是提质问题。 城乡规划学科自创立以来始终聚焦解决聚人、兴业以及以土地为核心的空间资源配置问题，即人地钱的问题。虽然对人的行为研究的基本范式已建立，但当前面临复杂的土地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及多元社会需求等新挑战，传统供地模式已无法提供解决方案。规划师需要提升业务能力，深度参与政策制定，发挥规划师和规划学科应有的作用。大数据模型虽加速了传统知识的更新迭代，但当前应用仍停留在经验数据整理层面，尚未触及真正的智慧创新。应注重人类感知洞见力与技术工具的有机结合，警惕对数字化工具的过度依赖。

三是精兵简政。 传统规划编制团队规模缩减已成必然趋势，亟需培养具备社会建构能力、能解决聚人兴业等复杂问题的复合型人才。我国在人才储备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需建立人才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

四是规划体系改革。 国家级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深度融合已形成明确趋势， 未来规划重点应转 向地方性事权和地方性改革，让城市规划精细化体系重回地方事务。 支持地方政府破解实际难题，建立伴随式的长效服务机制。

伍  江

伍江副理事长认为，现在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发展，核心在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三中全会提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均指向发展转型。规划如何应对转型？是继续老本行还是有新转型？他强调， 规划转型需考虑更内涵的问题。

第一，规划应从以指导建设为主转向指导城市运营、维护、生产、生活，从目标导向型规划转向问题导向型规划。 未来城市扩张机会不多，需要不断更新，规划引领城市更新，就要更多地考虑问题导向，从而提出规划层面的引导，而非直接参与建设管理。

第二，面对城市和社会的变化，规划从过去引导建设行为的政策工具，变为如今的公共治理工具。 规划师需明确规划在治理系统中的作用，治理工具箱需进一步完善。很多单位探讨转型，从画图转向伴随式、浸透式、服务式、咨询性工作，政府、社会、民众均需此类服务。

第三，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趋于稳定，大拆大建减少，但变数增多，规划师的想法也需要调整。规划不仅是交通线路的目的地，更是调整方向的方向盘。未来规划需更多元的表达方式，以应对动态变化。

第四，规划需设定目标，做宏观预判，考虑时间因素，应对时序问题。 规划师需要考虑如何应对新的建设模式，可作为政府或决策层面的咨询者，提供专业建议。

最后，伍江副理事长指出， 中国规划建设几十年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希望能真正走出去。 对于在座各位来讲，需要更多的人静下心来做理论思考，既包含成功经验，也包含很多教训，向国际输出成功经验，而非失败教训。

段  进

段进副理事长认为，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等新兴技术集群的突破性发展，为规划学科科学化转型带来了机遇。通过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多模态耦合分析及知识图谱构建，为规划重点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第一，为城市的感性认知及学科的科学性提供科学论证。 依托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可以实现对城市复杂巨系统的进一步科学化论证。新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不仅为城市运行规律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支撑，更为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深化与完善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所以，未来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规划师们去做。

第二，为学科和行业发展提供了很多新的方向和机遇。 通过新技术，助推学科在传统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构建起涵盖人流、物流、经济流、信息流及物理环境要素的量化评估预测体系，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建立学科自信心。另外，新技术为感知、意向、人文等方面的科学化研究，提供信息化支撑，搭建与硬科学平等对话的技术平台，提供更多新机遇。

段进副理事长认为，新技术开阔了规划学科视野，提供了便利工具，推动行业从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型。当前，最大的挑战，其实是用传统思维对待时代发展。他呼吁大家积极应对挑战，抓住学科交叉融合的机遇，鼓足精神去做发展和拓展。应认识到，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技术虽在逻辑推理方面取得突破，但其在价值判断、创新思维及实验验证等核心方面仍存在本质局限。规划学科的经验和理论的实验性反馈，是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应以坚定的信心，把握学科发展机遇。

周  岚

周岚副理事长表示，2024年中国城镇化率是67%，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城市。当下是中国城镇化从快速发展期向成熟发展期转换的关键节点，城镇化在转型，规划学科也需转型。她指出， 现在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成熟 期。 以前，规划任务多，大家忙于生产任务，很少有人能从实践中抽身出来 思考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真问题和背后的规律，总结城市规划理论和城市发展规律性，而现在是总结的好时机。

周岚副理事长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学习西方，奉其理论为圭臬，而今我们经历了最新一轮的城镇化，这一轮新鲜的经验对尚未完成城镇化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有启迪。她表示，行业人数变少并不意味着学科下行。她建议学会搭建一个框架来系统梳理快速城镇化时期的中国城市规划，总结遇到的问题、规划的应对策略、经验教训等。这是 讲好中国城市规划故事 最重要的部分，而这些内容AI肯定是没有的。

周岚副理事长表示，从行业成长性来看，城镇化成熟发展期，即存量时代，仍然有大量新的问题。土地收入变少了，但城市人民政府还要做事，可能会做小而美的事。 存量时代，只要城市政府亟需为老百姓做事，空间的议题就会持续存在， 只不过过去画图、卖地、建楼的时代过去了。

最后，周岚副理事长强调了 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性。 结合最近研究老龄化相关工作的经历，她谈到，老龄化过程中有很多空间问题，靠空间也不能解决老龄化的问题。空间是增长主角的时代已经变了，因此在存量时代，是综合目标的空间支撑问题。所以，我们要搭建学术共同体。快速城镇化就像棋局，是开篇布局的阶段，存量时代是精细化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有学术问题，两个问题加起来才是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理论。

王建国

王建国副理事长认为，当前阶段， 规划学科亟需重新思考科学内涵与理论内核。 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应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命题，展现学科价值和贡献。规划学科的战略性思维特征决定了其应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社会发展需求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

王建国副理事长以工程决策领域中基于概率论的“灰度思维”为例，认为规划学科具有边际成本意识，规划和设计是一种突破全要素的刚性管理方式，探索局部最优解。面对超复杂城市系统，需采用渐进认知策略。他类比“盲人摸象”方法论，通过局部特征研究逐步认识整体和规律性，这构成当前学科发展的重要认知路径。

王建国副理事长认为，在增量转存量的城市发展阶段，基于社会需求， 学会可以推动先行创新性的探索研究， 如双碳目标下的技术整合、数字技术赋能历史保护等。要主动出击、直面发展，而不能一味防守。

王建国副理事长指出，人工智能时代，要保持前沿技术的敏感性，关注AGI通用大模型与专业模型的对接，以快速响应，促进学科嵌合式发展。

吴志强

吴志强监事长分享了三点认识。

第一，以城市来托举国家现代化。 国家的总目标是要把古老文明变成现代国家。城市都是点状的，当整个国家要托举起来变成现代国家，城市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实际上是在托举整个民族的转型。从一百年以前就有这个使命，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要打造现代城市，托举整个民族从古老文明变成现代文明。用一个一个点的现代化，来完成整个国家现代化，不认清这点，我们就只会造新城、楼盘和物质的东西，但实际上物质只是载体。

第二，以数智来跨入新文明。 新文明很快就会来到，只是看谁先跨进去。在不断推进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让人工智能去学习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在做的事情，我们人类才是母本。机器相互之间也会产生伦理、法律、规范，接下来就是人机共存的文明来到。文明不是天生的，人类和城市诞生是很多人一起慢慢形成伦理和道德，城市的文明道德进入新的文明时代，人类和机器都会形成很多新的规范，一同生产、一同进展，并不是排斥人，也不是人和机器斗争。城市规划应该尽快认识到我们是文明的载体，做城市规划的人首先认识到我们在做文明。

第三，要以城市全生命认识到城市规划的新使命。 并不是说城市有毛病了才来找我们，在中国做城市规划的人一定很清楚我们有非常好的文明传统，“上医治未病”，全生命的呵护。这时，我们的工作是无穷无尽的，涵盖全生命城市文明的护理。找到城市规划真正的定位，全人类的定位，城市规划应该重新给世界城市规划定位，我们是文明的终身呵护者。我们是文明的创造者，文明的引领者，我们非常有信心地往前走，新文明一定是被我们带动起来。

王  凯

王 凯副理事长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需构建适应新时代的规划战略思维。 吴良镛院士的箴言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战略方向正确性优于战术推进速度；其二，若无法明晰未来方向，可研读历史以汲取经验。 当前规划环境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要从制度层面反思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从方法论层面反思城市规划的工作问题，只有在创新中才会发展。

王凯副理事长指出，2025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编制启动年，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面对城市更新、技术迭代，要深入思考建设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路径。当前要充分发挥学会的优势，加强顶层思考，更要推动基层的创新，促进全行业发展。

何兴华

何兴华副理事长提出两个问题，自信从何而来？原来的自信是怎么失去的？他表示，规划有政治性和在地性这两大重要特点，在参考不同国际经验时要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误将地方政府采购规模扩大等同于规划行业大发展，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现在面临的机会恰恰是规划很好的内核发展增强，而不是忙着编制规划任务。首先要把所在的位置找准。

何兴华副理事长认为，我们是龙头，把握方向。城市跟社会是同构的， 职业化的基础不稳 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走职业化道路，希望这个专业像医生和律师一样，我们做的事情是人家不能替代的，走着走着就不自信了，这正是因为基础不稳。

何兴华副理事长表示， 自信从何而来？是要有原创的、不可替代的知识内容喂给知识宝库。 我们所要解决的是整个地球表面人类活动重大的空间需求，除了依靠传统的政治、军事力量、市场经济、文化力量以外，还要添加科学理性的力量，使得人们能在这个表面更健康地待着。现今没有那么多具体的任务积累，可以从学术角度来研究这方面的事情。

大数据、大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将原来看不清楚的复杂系统看清楚的机会。何兴华副理事长指出，很多人对AI抱有不同态度，比如鸵鸟型、玩耍型和实用主义。他表示， 很期望能看到更多的学术工作者全方位地使用新技术，来创造无可替代的增量知识。

孙一民

孙一民副理事长首先分析了规划学科和规划教育面临的挑战，他强调 规划学者应具有批判精神，打破思维定式，拥抱创新思维。

孙一民副理事长以广州某国家级片区地质风险评估缺位为例，指出 规划决策要把科学性放在第一位，要通过跨学科融合发展，提高规划的科学性。 以大湾区“黄金内湾”建设为例，展现存量规划时代，亟需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

孙一民副理事长表示，AI时代，从教育角度来讲， 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尤为重要性， 提高他们对算法输出的质疑能力、数据偏见的识别能力、伦理风险的预判能力。相较于受制于考核体系的高校和商业机构，学会应承担学科革新主导责任。他建议学会依托“学术立会”原则，聚焦数字技术伦理、教育评价改革等方面， 以对抗功利性评价体系对人才培养的持续侵蚀。

张  杰

张杰副理事长指出，如今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非常快，这些变化对于规划和人居环境意味着什么？用现在狭义的科学和工程概念能解决什么？相对长周期不变和变得快的分别用什么来应对？他表示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感触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