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拴回来了,上家堵他!”,15年前的半夜,十里八乡的做工者手机都收到了同一条短信。
郑拴说,他被堵在屋里的那个初春,在县南边这片通连四县的小川面(平原)上,刚刚传出此起彼伏的鸡叫。杨二和他堂兄弟们已静候几天,半夜郑拴的汽车刚出现在通往村子的公路上时,就被他们盯死了。接着工人们把郑拴家围了好几层。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年底结账就成了工头和做工者之间的默契。当年村民们在太行山上修红旗渠,如今修渠人的后辈们拿起建造的手艺,进城盖楼去了。
郑拴的家是座二层小楼,通体抹了光面洋灰,屋里通了暖气,外头从院子再到院墙,不沾一点儿土渣。这样的房子在十几年前的乡下,和周围的砖瓦房甚至土坯房比起来,算是富丽堂皇了。家院收拾的齐齐整整,倒也算对得起郑拴他自己的手艺,毕竟他是村里最早出去闯荡的瓦工。
“他家盖房子是包出去的。拴子他坐小卧车,拿大哥大,头发油光,皮鞋铮亮。咋还会干活儿?”围堵郑拴的工人里,有几个正是当初给他盖房的人。郑栓是小学毕业出去做工的,回来摇身变成了工头。除了运气好,还有得有匪气。“匪(淘气)小孩儿能成事”,乡下人对这点深信不疑。命运被牢牢粘贴在黄土里的农民,仿佛看到了挣脱开的办法。
正月十五后,来村里拉工人的包车就有好几辆,最初的时候年年如此。虽然那时候从林州开往天津的路上还有强买强卖的,而且目的地并非天津市区而是塘沽。但能走出封闭的太行山,有活儿干有钱挣,对欲求不大的庄稼人而言,已算前程远大了。
撵件时兴的衣裳,站在高楼前面拍张照。这就是做工者回家的明信片,让那些还在山里的年轻人,对大城市充满了无尽向往。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每年春节过后开往工地的包车上,十六七岁者逐年增多。时至今日,村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是已过不惑之年的70后。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放眼整个林州,他们既没有跃出农门,也没能跳进城市,卡在城乡夹缝中逼仄的求生。
落(很)后悔也没用了,当初不正经上学念书,以为城里有多好,没成想就是换个地方干活儿呗。这点共识大家还是有的。最重要的是,待到他们走出乡村后,才渐渐明白不是每个做工者都能成为郑拴。村里和郑拴同龄的人,首先没有他那种能把死人说活了的组织能力,其次也没有他眼皮活泛,最后更没有敢打架的豪狠劲儿。
郑拴平时很少在工地出现,他在天津有自己的房子。工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栋远比乡下要好一百倍的房子里,郑拴还养了一个年轻女人;大家更不知道的是,养女人的钱,正是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工钱。大部分时间,他都带着那个年轻女人到处去应酬,想要包到大工程,一是要让人看起来有派头,第二当然是要舍得放血。
“请公家的人吃顿饭,比一个匠人(技术工)的仨月工资还贵!”我一提起以前的事,郑拴就收不住嘴了。
“你知道那时工人工资多少?小工额一天一二十,匠人也才四五十块钱!”20年前的郑拴也就三十多岁,那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刻,“不争界儿(这样)就不中!不然谁给你活儿?”
“不怕被查?”我插了一句。
“你以为像现在查得严?那时管个屁!”他说的口沫横飞,“20年前,咱县(林州)的工头,我敢打赌都是争界儿起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