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至今为止最无可挑剔的,就是
朱迪·科默(Jodie Comer)主演的这部《初步举证》。
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官摄的舞台剧作品,也叫NTLive影片,由英国国家剧院推出,旨在通过现代化方式将剧院经典剧目呈现在更多观众面前。
《初步举证》的光环已经无需多言,在国外拿了奥利弗与托尼双料奖,国内目前是豆瓣评分9.6。
它的优点非常明显,如故事本身的设定,演员的台词功底和表演艺术能力,都无可挑剔。
这是由朱迪·科默(Jodie Comer)一人分饰多角的独角戏,台词密集且丰富,观看时必须要全神贯注。
实际上,这片子展现出了巨大的戏剧张力和情绪爆发力,很多观众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刻入戏的,反应过来时身上的汗毛已经站很久了。
但它最令人敬佩的,是以艺术之名挑战现实,对性侵问题直接且不回避的态度。
很多女孩在该片的影评和影片相关的评论区里说出了她们的遭遇
我们都知道,性侵案取证之难、定罪率之低,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但为什么会如此之难?受害者在这样的程序里究竟会经历什么?
《初步举证》,用“带血的刀子”从多重角度把这件事彻底剖开了给你看。
至于为什么是“带血的刀子”,和主角本身的设定相关。
这部电影的主角泰莎,是一个从工人阶级出身,通过努力跻身精英律师阶层的女性,她意气风发,是一个几乎没有失败案例的辩护律师。
她是优秀的猎手,知晓规则、节奏和漏洞,经她手的性侵案不算少,但她的身份是站在受害者的对立面。
泰莎将受害者视为需要拆解的“证据载体”,而非活生生的人。
面对性侵受害者,她通过用精心设计的交叉质询,削弱其可信度,来为被告脱罪。
她相信“法律真相”,并把败诉视为受害者准备不够充分的自身问题。
这样一个处理性侵案件的辩护律师,一个法律体系的拥护者,却在她事业上升期时,遭遇了来自精英阶层同事的性侵。
她从一个完全了解体系的加害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
她越是能灵活的使用“规则”,就越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司法体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刺向她,撕裂她,羞辱她。
这样一个同时拥有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女人,就成了一把“带血的刀子”,剖开她自己,也剖开规则本身。
在这个过程里,观众最先看到的,是一个以理性为傲的女律师,在事发后干了无数自己认为的蠢事。
她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反而先清洗了身体,打扫了案发现场,事后还删了聊天记录。
随后这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从不败诉的女律师,在走进警局前,意识到自己的证据链并不能满足质询的“期待”。
他们当晚喝了很多酒,他们在一起时气氛很好,她邀请了对方去她家,又喝了很多红酒。他们之前有过性关系,她还告诉别人他们可能会交往。
这一切组合成了一场必输的官司。
她站上法庭前,不断用过往的质询技巧,一遍遍模拟可能的情况,试图在创伤带来的情绪波动前保持理智。
站上法庭后,真正的质询和她受过的性侵创伤,一次又一次成为凌迟她的刀片。
案发的过程,被旁听的男人们当成了一场“活该的笑话”。
她的证词,被男律师曲解为,这是一个底层女性对精英男性下流的竞争策略。
而她的痛苦,被一遍遍质疑,“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尖叫?”,“你怎么证明自己没同意?”“他到底用哪只手捂住你的嘴?”。
顺应“程序正义”不断自证的她,在法庭众人面前还原出性侵姿势的她,不光是被阶级和体系双重交叉质询,更是再一次被强暴。
当在她为自己辩护时,无法再忽视的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扔在台面上:
为什么法律要求受害者比罪犯更完美?
为什么一个女性不能说“不”就是“不”?
到底是谁定制的这样的规则?
而当法律无法保护受害者时,社会应如何重建正义?
至此,她用自己的经验和痛苦,剖开法袍。
让人们看到在那之下,是一套由
男性制定的,带有预判性的,完全不公的游戏规则。
这种羞辱式的质询策略,早已不止一次的在正义的外衣下发生。
在《黑箱:日本之耻》这本书里,身为受害者的伊藤诗织,在做鉴定时被警察要求用人偶去和她模拟案发全过程。
《知晓我姓名》的作者香奈儿·米勒,在被性侵后,遭受的不光是塑造“荡妇”式的质询。
在报道上她被描绘为“派对上的醉酒女孩”,“一个失去意识的女人”。施暴者被描述为“游泳冠军”、“斯坦福高材生”和“正直的年轻人”。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美剧《难以置信》中,当玛丽•阿德勒报警称自己遭遇入室强奸后,因她并非“完美受害者”,在面对调查人员几次三番的粗暴对待和周围人的怀疑下,她最后选择改口,称自己并没有遭到强奸。
这些被看到的部分,充其量算冰山一角。
《初步举证》中女主泰莎提到,每三个女性里就有一个受害者。
这并不是夸张的戏剧台词,《初步举证》的编剧苏西•米勒在澳大利亚法学院求学时,她发现在英国,仅有1.3%的性侵案件最终导致定罪。
就全球而言,几乎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 生中遭受过殴打、被强迫发生性关系、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虐待(联合国大会,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