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至今为止最无可挑剔的，就是
朱迪·科默（Jodie Comer）主演的这部《初步举证》。
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官摄的舞台剧作品，也叫NTLive影片，由英国国家剧院推出，旨在通过现代化方式将剧院经典剧目呈现在更多观众面前。
《初步举证》的光环已经无需多言，在国外拿了奥利弗与托尼双料奖，国内目前是豆瓣评分9.6。
它的优点非常明显，如故事本身的设定，演员的台词功底和表演艺术能力，都无可挑剔。
这是由朱迪·科默（Jodie Comer）一人分饰多角的独角戏，台词密集且丰富，观看时必须要全神贯注。
实际上，这片子展现出了巨大的戏剧张力和情绪爆发力，很多观众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刻入戏的，反应过来时身上的汗毛已经站很久了。
但它最令人敬佩的，是以艺术之名挑战现实，对性侵问题直接且不回避的态度。
很多女孩在该片的影评和影片相关的评论区里说出了她们的遭遇
我们都知道，性侵案取证之难、定罪率之低，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但为什么会如此之难？受害者在这样的程序里究竟会经历什么？
《初步举证》，用“带血的刀子”从多重角度把这件事彻底剖开了给你看。
至于为什么是“带血的刀子”，和主角本身的设定相关。
这部电影的主角泰莎，是一个从工人阶级出身，通过努力跻身精英律师阶层的女性，她意气风发，是一个几乎没有失败案例的辩护律师。
她是优秀的猎手，知晓规则、节奏和漏洞，经她手的性侵案不算少，但她的身份是站在受害者的对立面。
泰莎将受害者视为需要拆解的“证据载体”，而非活生生的人。
面对性侵受害者，她通过用精心设计的交叉质询，削弱其可信度，来为被告脱罪。
她相信“法律真相”，并把败诉视为受害者准备不够充分的自身问题。
这样一个处理性侵案件的辩护律师，一个法律体系的拥护者，却在她事业上升期时，遭遇了来自精英阶层同事的性侵。
她从一个完全了解体系的加害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
她越是能灵活的使用“规则”，就越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司法体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刺向她，撕裂她，羞辱她。
这样一个同时拥有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女人，就成了一把“带血的刀子”，剖开她自己，也剖开规则本身。
在这个过程里，观众最先看到的，是一个以理性为傲的女律师，在事发后干了无数自己认为的蠢事。
她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反而先清洗了身体，打扫了案发现场，事后还删了聊天记录。
随后这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从不败诉的女律师，在走进警局前，意识到自己的证据链并不能满足质询的“期待”。
他们当晚喝了很多酒，他们在一起时气氛很好，她邀请了对方去她家，又喝了很多红酒。他们之前有过性关系，她还告诉别人他们可能会交往。
这一切组合成了一场必输的官司。
她站上法庭前，不断用过往的质询技巧，一遍遍模拟可能的情况，试图在创伤带来的情绪波动前保持理智。
站上法庭后，真正的质询和她受过的性侵创伤，一次又一次成为凌迟她的刀片。
案发的过程，被旁听的男人们当成了一场“活该的笑话”。
她的证词，被男律师曲解为，这是一个底层女性对精英男性下流的竞争策略。
而她的痛苦，被一遍遍质疑，“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尖叫？”，“你怎么证明自己没同意？”“他到底用哪只手捂住你的嘴？”。
顺应“程序正义”不断自证的她，在法庭众人面前还原出性侵姿势的她，不光是被阶级和体系双重交叉质询，更是再一次被强暴。
当在她为自己辩护时，无法再忽视的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扔在台面上：
为什么法律要求受害者比罪犯更完美？
为什么一个女性不能说“不”就是“不”？
到底是谁定制的这样的规则？
而当法律无法保护受害者时，社会应如何重建正义？
至此，她用自己的经验和痛苦，剖开法袍。
让人们看到在那之下，是一套由
男性制定的，带有预判性的，完全不公的游戏规则。
这种羞辱式的质询策略，早已不止一次的在正义的外衣下发生。
在《黑箱：日本之耻》这本书里，身为受害者的伊藤诗织，在做鉴定时被警察要求用人偶去和她模拟案发全过程。
《知晓我姓名》的作者香奈儿·米勒，在被性侵后，遭受的不光是塑造“荡妇”式的质询。
在报道上她被描绘为“派对上的醉酒女孩”，“一个失去意识的女人”。施暴者被描述为“游泳冠军”、“斯坦福高材生”和“正直的年轻人”。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美剧《难以置信》中，当玛丽•阿德勒报警称自己遭遇入室强奸后，因她并非“完美受害者”，在面对调查人员几次三番的粗暴对待和周围人的怀疑下，她最后选择改口，称自己并没有遭到强奸。
这些被看到的部分，充其量算冰山一角。
《初步举证》中女主泰莎提到，每三个女性里就有一个受害者。
这并不是夸张的戏剧台词，《初步举证》的编剧苏西•米勒在澳大利亚法学院求学时，她发现在英国，仅有1.3%的性侵案件最终导致定罪。
就全球而言，几乎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 生中遭受过殴打、被强迫发生性关系、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虐待（联合国大会，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