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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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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贵州榕江县虎患严重，政府提出打虎号召，并组织打虎队。
60余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人虎大战，真实地发生在湖南大地上。
上个世纪50年代，湖南的土地改革方兴未艾，农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政府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对省内连绵不绝的野岭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垦。
人为的征服遭到自然无情的报复。农民的耕地增加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却被压缩了，无处栖身的野生动物只得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一时间，被撵得四处游荡的山牛、野猪闯入农田吃秧吃苗，农民的田地被这些入侵者祸害得没了收成。
针对山牛野猪为祸庄稼的现状，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令，号召各地猎手上山捕兽，打死野猪奖谷一斗，打死山牛奖谷二斗。就这样，森林生态链被人类活活撕断，两年后，饿虎出山了。
1952-1963年这十年间，湖南人与被称作“四脚土匪”的饿虎们，展开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战斗。从1952年开始，湖南全境爆发饿虎之灾，甚至当时的长沙城都受到虎群威胁。十年中，有近两千湖南人惨落虎口，家畜损失更是以万计。
在这场牵动全省的虎患灾害中，最骇人听闻的是，1957年发生在雪峰山脚，被当时的人称作“百虎围村”的事件。
老虎集体疯狂了
人类与华南虎的间接冲突开始
一般来说，一只华南虎的生存空间至少需要70平方公里的森林，以草食性动物野猪、鹿、狍等为食，森林中还必须生存200只梅花鹿、300只羚羊和150只野猪。就像在一个池塘里，青蛙吃虫子，虫子吃庄稼，我们为了保护庄稼，把虫子都消灭了，结果青蛙饿死了。当年就是因为把老虎的食物如野猪、山牛、野兔都打干净了，老虎找不着食物，于是把目标对准了人类。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鼓励捕猎政策，是迫使虎群迁徙汇聚、寻找食物来源，进而接触到人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当地猎人打山牛、野猪的表现太出色，结果饿虎出山，一场人虎之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一份1956年2月3日出版的《湖南日报》上，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集中了五篇报道，分别讲述了5个县市饿虎伤人伤畜的事情。其实从1952年开始，湖南全境就几乎同时爆发了一场凶猛虎患。在湖南林业志中，对当年这种状况也有记载：近到长沙岳麓山，远到沅陵官庄，新化、安仁、耒阳乃至通道，湖南数十个县市传来虎患急报。老虎集体疯狂了！
1956年厦门地区双岭村南岗社打虎队捕获的虎崽。
一天之内老虎连吃32人
人类与华南虎的直接冲突开始
从1952年开始，湖南全境爆发饿虎之灾，甚至当时的长沙城都受到虎群的威胁。1955年，在长沙市岳麓山上还捕杀过一只华南虎，这也是迄今为止，岳麓山出现的最后一只老虎，它的标本如今躺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实验室中。
十年中，有近两千湖南人惨落虎口，家畜损失更是数以万计。一场消除虎患的战斗打响了。
据统计，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湖南省各地纷纷成立了 “打虎队”，表彰“打虎英雄”、“灭害模范”，全省共猎杀华南虎170头以上；到上世纪60年代，全省共猎杀华南虎647只，占历史猎杀量的88.1%。
炎陵县一直以来有着狩猎文化传承。在一本炎陵县志上，其中有章专门讲到了炎陵的狩猎文化，在这一章最后有一份表格，详细记载了炎陵县从1952年到1963年打到的老虎数量。按照上面的数据统计共有25只。但是，与炎陵的打猎队数量比起来，这个数字真的不算什么，高峰时期的1954年，炎陵有425支打猎队，平均下来，每17支打猎队才打到过一只老虎。
在1962年10月9日的《湖南日报》上，讲述了炎陵县一个叫钟永泰的打猎能手，活捉11只老虎，猎杀4.69万只野猪、山牛等野兽的故事。他的猎杀野兽量占了当时炎陵全部猎杀量的2/3。钟永泰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但他的妻子周运梅如今还住在炎陵龙溪乡。
1955年，一名耒阳青年骑在虎背上。打死这只老虎的就是陈耆芳。
陈昌奎是炎陵游猎派青草堂第三代传人，今年87岁。1953年时，33岁的陈昌奎已经是个狩猎老手，炎陵出现虎群集体下山时，住在深山里的陈昌奎成了与虎群正面交锋的第一人。
借着师传的狩猎密咒，加上一副排弩，陈昌奎先后猎杀了12头大虎。其中，光是其大儿子出生那天，他就一口气扛回了三头大虎。面对记者的采访，陈昌奎很激动地说，他曾打到了纵横炎陵的最大一只老虎——约150公斤的虎王，至今他仍保存着一颗虎牙。据记者目测观察，现在这颗虎牙的两端因为历史久远已经被磨掉1(市)寸左右，估计当时这颗虎牙长度在5(市)寸左右。老人说，“这就是虎王的牙齿”。
耒阳，是当时湖南全境虎患闹得最疯狂的地方。
整个1952年，耒阳县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伤家畜以千计，其中更发生一天之内老虎连吃32人的事件。
据当时的耒阳土改工作组组长资朝阳讲述：1952年11月，年仅31岁的杨泽芝(耒阳县第一任县长)面对这种情况心情十分沉重，迅速找来当时各乡镇的负责人、武装部同志和县里的职业猎手，在耒阳县政府礼堂召开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规模空前、发生在耒阳的“打虎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