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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下午，“观天下讲坛”特邀请《大秦帝国》小说作者孙皓晖先生与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数位研究员纵论“大秦帝国与今日之中国”。其中范勇鹏研究员从中西方政治共同体的建构谈起，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大秦帝国与美国大选、中国的大一统与西方的多元主义。
他认为如今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重新构建共同体的挑战，在西方多元主义泛滥的大环境下，重新审视大秦帝国，大家就会意识到中国自秦以来形成的两千多年的统一的制度文化、统一的观念文化是非常可贵的。此文为范勇鹏研究员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系“对话孙皓晖”系列推出的第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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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读书时研究过几年先秦史，但是后来十几年一直从事国际政治，所以现在不敢妄谈中国历史了，但是孙老师这部大作把我拉回到这个历史阶段，这是中华民族非常辉煌的一个阶段。从国际问题、特别是欧美研究者的角度回头再看中国，包括周秦这一段，会有别样的感觉。因为东西方文明有一些共性，也有很多差异，这一切放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下来看，意义格外的突出。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发展都需要一种凝聚性的力量，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和疆域内实现普遍的秩序，克服暴力冲突的威胁。
国家竞争的总趋势也是国家规模由小到大，国家数量由多到少，这个过程提升了战争的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战争的频度，这个趋势如果能不断持续下去，最终将使人类世界逐渐接近普遍和平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权利虽然会受到国家权力的威胁，但从根本看，往往只有在这种普遍的政治秩序下才能真正得以保障。所以无论是国内制度还是国际制度，评价它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否实现普遍的有序状态，并在此前提下促进人的安全和福利。从这个角度讲，秦的制度是一个伟大创新，它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一个普遍秩序的先例，为后世垂范。
范勇鹏研究员在研讨会发言
在古代希腊波斯战争期间有个小故事，希腊使节去见波斯王时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如果在民主制度中生活过，就不可能忍受奴役。这句话也可用来评价秦的贡献：中国人一旦体会到统一的好处，便再也不能忍受分裂的状态。
大家看《三国演义》应该感触最深，天下诸侯几乎没有人愿意长期割据，都誓言扫清华夏。这不仅仅是政治野心，而是反映和符合了一种民心。历代批秦者，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均无法否认秦创建的政治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所谓百代皆行秦政。
现代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以所谓的多元、分权为特征，刚才寒竹老师提到七八十年代法国搞的分权，法国在历史上曾经触及中央集权的高峰，但到1970年之后权力反而开始向下流动；西班牙、意大利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英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在历史上经历了残酷的同化运动，现在却也面临解体的危险；美国从建国起到20世纪60、70年代，也是处于民族认同建构和国家凝聚的上升阶段，也曾经强行归化移民，比如对德裔移民的一些强硬手段，对亚裔的残酷迫害等，但是多元主义兴起后，开始发生“逆凝聚性”趋势；欧盟更不必言。欧美今天的危机，与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正一反，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我个人认为，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说反了，应该是欧洲18世纪的制度才达到我们的秦汉时期
最近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一位历史学教授在会上讲了一个观点：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的文明评价比较低，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比西方滞后，如果拿政治制度讲的话，可能中国相当于欧洲的18世纪，拿人文精神来说，可能中国相当于西方的19世纪。这种说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人的老生常谈了，虽然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换一个角度，从政治秩序、国民平等身份、公共性的国家制度等方面来看，秦朝时的中国，似乎又领先于西方几百上千年。比如欧美18世纪才逐渐走出贵族时代，实现人的政治平等，19世纪才陆续建立起超越教权、地方权和封建权的文官制度。所以今天《大秦帝国》这股热潮对于客观认识政治是有益处的。
刚才孙皓晖老师讲的很多观点都非常有启发，而且和美国建国史上的一些片段相比，也十分有趣，甚至可相互呼应。秦始皇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一个立法者，他给中国后来的两千年历史立了一套基本制度原则。美国建国的时候，一群年轻律师、出版商、农场主突然被历史推到了前沿，要担当国家立法者的角色。约翰·亚当斯是开国之父之一，他在一篇日记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说我们这些年轻人突然被历史推到时代的大潮前面，我们突然成了一个国家的立法者（law giver），那种激动的情怀溢于言表。
美国的最高法院大厅里面，房檐下面一圈雕像，都是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立法者，包括摩西、孔子、汉谟拉比、拿破仑，但是我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秦始皇。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立法者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认为孔子是中国的立法者，但是秦始皇就不算。实际上同为美国开国之父的麦迪逊有一句话，人类究竟是要受命运的操纵，还是靠审慎的智慧就来建立一套让自己免于动荡和灾难的制度，这是对人类重大的考验。从这个角度讲秦朝创建的法律对中国是具有非常基础的意义，但是，从美国的价值观来看，他们不会把秦始皇刻在最高法院的房檐下面。
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排列着16个各有含义的人物，以摩西、孔子、梭伦为中心
下边我简单列举一下中国和美国在实现统一政治方面的一些呼应。
第一，孙老师刚才讲到族群问题，认为族群的不断扩大会使“做乱不易”，族群复杂就很难达成同盟，颠覆王朝，发动政变。麦迪逊说过类似的话，他不一定读过中国的文献，但道理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为什么搞联邦，就是因为一个国家要足够复杂，内部的人口结构要足够多元化，最后才能形成一种局面，使任何派别都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组成联盟。这是统一的一个大好处。
第二，秦朝创建了统一的疆域。关于统一疆域，麦迪逊也有提及，他说为什么我们要统一，13个殖民地为什么不可以各过各的？因为只要一分裂，就无法逃避外部力量的干预。就像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一样，某一个集团背后是法国的力量，另一个集团背后是英国，最后所有的外部力量都能够介入中国国内政治。华盛顿下台时的告别演说中也特别提醒美国人要防止外部力量的干预。
《大秦帝国之崛起》剧照
第三，秦朝创建了一个概念叫“黔首”，就是普天之下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这是一个平等的个人身份概念（虽然这种概念变成现实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隋唐才基本走出贵族政治）。这种平等身份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伟大创举，在其它文明中都发生得非常晚近，在欧美都是近代才实现。美国建国之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的平等，托克维尔对这一点格外强调。美国也有着强烈的反贵族观念，《宪法》中专门有一条“反贵族”条款（第一条第九款）：“合众国不得颁发任何贵族爵位: 凡是在合众国政府担任有俸给或有责任之职务者，末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外国的任何礼物、薪酬、职务或爵位。”但是要知道，美国白人男性的平等身份是移民、过剩的土地资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条件决定的，它是因而不是果，并不是美国制度的产物，从这一点讲，还不如秦制更有革命性。
第四，刚才寒竹老师提到的公共性的制度，秦朝开始虽然没有完成，一直到隋唐公共性的制度才基本成熟起来。这种制度在欧洲什么时候才得以建立？法国是在大革命以后，英国也是19世纪才建立起文官制度，美国是1883年《彭德尔顿法》才克服拉帮结派的分肥制，建立起具有公共性的文官制度。从这个角度回看我刚才讲的那位历史学教授的观点，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和标准来看，中国的制度很多方面不是相当于欧洲的18、19世纪，恰恰是欧洲的18、19世纪才达到我们的秦汉时期。
从大秦帝国看美国大选：如何构建政治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