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注定是一场“攻坚战”，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找准症结、找对路子，对贫困户的帮扶总会有办法；反之，如果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百姓的不配合，碰了壁就对贫困户敬而远之，脱贫只会是遥遥无期的梦想。
扶贫工作如何避免“养懒汉”?
【编者按】
近年来，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贫攻坚基本方略，各地纷纷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准确识别，通过“五个一批”工程实现脱贫全覆盖，从而让政策红利更精准、更公平地惠及广大贫困群众，不断激发内生动力。
但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出现了“养懒汉”现象。有一些贫困户“等靠要”思想比较重，缺少主动脱贫的动力；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想摘掉“贫困帽”，但一些“懒汉”却想守住贫困村的身份，甚至为此闹事；有一些基层干部觉得，扶贫被少数人当成了一种福利……
“扶贫养懒汉”现象到底多严重？会不会成为脱贫路上的绊脚石？应该如何化解？第34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邀请多位新华社记者，分析扶贫一线的典型案例，为破解“扶贫养懒汉”支招。
1、来，听扶贫干部给你讲几个极端“懒例”
谢佼（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各级党委政府用最大资源、花最大力气进行精准扶贫，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和成绩，但在基层一线，仍不时听到一些过于依赖扶贫干部甚至拿脱贫当要挟的极端“懒例”。这些“懒例”如果不甄别解决，可能会导致“价值倒挂”，影响脱贫攻坚的进程。
下面就是记者在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乌蒙山区以及川中丘陵地区、川西平原等地，从驻村入户扶贫干部口中听到的极端“懒例”。
争当“贫困户”，4个儿子不认爹
在一个有965人的省定贫困村，今年70岁的唐某某有5个儿子，4个大点儿的儿子成家后自立门户。唐某某与未成家幼子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而幼子多年前外出打工，下落不明。老迈体衰的唐某某现在已经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后，4个儿子认为国家有政策，其父脱贫是国家的事，是各级干部的事，开始以已分家为由，对唐某某在经济上、生活上彻底不管不问。迫于无奈，当地只能在2014年将唐某某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村民们都说，唐某某的儿子们如果能尽到起码的赡养义务，每人每月拿100元生活费，唐某某月收入就有400元，就能脱贫。结果先例一开，附近村子家里有老人的都忙着分家，把老人单独分出去，干部苦于和这种“分家比着来、争当贫困户”的歪风作斗争。
拿“签字”当“尚方宝剑”
一贫困户无房，夫妻进城打工并把女儿带进城上学。在进行了帮扶工作后，扶贫干部年底和他算收入账，让其兑现脱贫。因为村内为贫困户选址建房尚未完工，要等到第二年才能交付使用。
该贫困户因此在电话中向扶贫干部直说：“我现在在工地一年收入5万元，媳妇当清洁工一年收入1.8万元，收入我能脱贫，但房子我住不进去，我就不会签字认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我签字。对你们的工作，我是一万个不满意。没有我签字，我就脱不了贫，就是要把你搞下岗！”话语之重，把接听电话的包户帮扶女干部当场气哭。
讲述者气愤地说：“这位贫困户，你倒是一走了之，老婆娃儿带进城，村里给你建房的事你操过心吗？扶贫干部守工地、跑手续、做档案、把质量，呕心沥血，你还要把别人搞下岗，心里是怎么想的？”
在一边看，看干部忙
一个村子地处国贫县，贫困户多达180余户，户平均档案80余页，前后调整口径五六次，重整档案四五回，用纸十余箱，档案页页白纸黑字，本本密密麻麻。
为了确保这些文本资料的准确，扶贫干部加班加点、熬更守夜。而因贫困户档案中多处涉及本人签字，有个别贫困户嫌麻烦，对扶贫干部说：“天天叫我来签字，耽误我这么多时间，你们干部是做什么的？国家还出工资来养你们……”
一个市级贫困村有20多户精准扶贫户，对口结对帮扶的市级单位进行产业项目扶助，无偿提供2000只鹅苗，产蛋后鹅蛋按市场价格回收，结果没有几户愿意养。帮扶单位无奈，只能承诺给养殖者再额外无偿提供饲料补助，通过多方做工作，稀稀拉拉统计数目一共才300多只。
过后又生枝节，有贫困户要求把鹅苗喂大一点打完疫苗再送来，这样不用喂多久就可生蛋见效益，鹅苗提供方觉得这样至少能保证成活率，也答应了。
但让驻村第一书记伤心的是，鹅苗送到后，随车送来饲料一万多斤，当帮扶单位和乡镇干部一起卸车时，贫困户就排着队在一边看，连一个动手帮着卸车的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这位20多岁、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驻村第一书记说，“连起码搭把手的都没有。那一瞬间我觉得很疲惫……”
对贫困户不敢说、不敢批评
这些例子，在各地扶贫工作实践中虽远不是主流，但也并非孤例，可是并不容易在正式场合中被表达出来。记者获得这些情况，靠的是数年来和各地十余位驻村干部的私交，他们大着胆说掏心窝的话。即便如此，他们也反复叮嘱记者，千万不要暴露他们的真实信息，因为“对贫困户不敢说、不敢批评。”
一位讲述者说：“刚刚送走市第三方考核验收，又要迎来县全方位考核。贫困户认不认可、签不签字是脱贫工作的‘一票否决’，扶贫干部面对这些现象，哪里还敢说？”“不敢说，一说上级就不开心，觉得你在卸担子；上网也不敢发声，一发声大帽子嗖嗖嗖地飞过来，说你脱离群众啊，说你无视大局啊，说你形式主义不愿为人民服务啊。我们哪里受得起这么多批评？”
究其所以，贫困有很多产生原因，“精神原因所致贫困”比“物质原因所致贫困”更具隐蔽性和传播性，其危害更大，脱贫难度也更长期和艰巨。
当前精准扶贫不仅要精准到人，精准到钱、房、物，“因地制宜”；更要精准到人的“志气、精神、骨头”，真正“对症下药”。例如在四川大凉山区的某县，明文放在扶贫工作第一位的不是具体如何帮扶，而是首先向帮扶对象讲明“精准扶贫、不养懒汉”。
“扶贫先扶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并非空谈，而是从精准扶贫任务最艰巨的一线得来的实际经验。“实事求是”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寻找正确方向的传家宝，只有正视个别贫困户身上客观存在的“懒汉”表现，才能剖析其思想及形成原因，找到办法把他们真正扶起来，让扶贫干部的心血和汗水洒得更值。
2、扶不起可能是“扶姿”不对
姜伟超（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
近期，一些文章里关于贫困户“拿不脱贫要挟干部”“脱贫路上赶着不走打着倒退”等吐槽，成为扶贫的热点话题。这样的贫困户到底存不存在，扶不起来的贫困户该不该扶？大家不妨先听个真实的故事。
在西部一个扶贫任务极重的贫困县里，前些年政府给贫困户发“扶贫羊”，一户5只成年羊用来繁育。“扶贫羊”发下去了，过了几天包村干部到一户贫困户家里去，一数羊少了一只。“怎么少了一只？”答曰：“(孩子)他舅来了。”
农村里，舅舅这个岗位不同于一般的亲戚，招待上轻易马虎不得。包村干部皱着眉头走了。又过了几天，包村干部来了一看，羊又不见了一只。“怎么又少了一只？！”“他舅又来了。”
由于“扶贫羊”损失太大，当地政府不得不和包村干部签订责任书，逼着包村干部天天到贫困户家里数羊。这个“贫困户吃羊”的故事前些年每次去采访扶贫，当地的干部都要讲几遍，无非是贫困户如何如何不争气，累死也扶不起来等。但去年再到这个县采访时，却发现没有干部再讲了，负责扶贫的一位县领导反而对记者说，回过头来看，贫困户吃“扶贫羊”既是本能选择，也是必然选择，不能怪他们。
这位县领导说，这地方当年很多群众一没羊圈，二不会养羊，最重要的是家里吃水全靠水窖积水，连脸都舍不得洗，你让他养羊，他看不到前景，与其等羊死了还不如吃掉。再者，贫困落后地区群众长期生活艰难，有什么东西先吃到嘴里，是天理也是公道。
去年这个县又给贫困户发羊了。这次不但没有贫困户再吃羊，羊反而成了家家户户的宝贝。该县在征求贫困户意见的基础上，引导贫困户有统筹地使用精准扶贫贷款，在全县形成了“南羊北牛”格局。贫困户养的羊都是根据当地引进的农产品龙头企业的订单，统一购进，标准化养殖，每只羊一降生都有“身份证”。
记者走进一户贫困户家里，外面滴水成冰，火炕上刚出生的羊羔正在美美地睡觉。“路通了，水通了，市场接通了，谁还舍得吃羊？那都是给娃娃娶媳妇的钱。”这位县领导说。
此言大赞。一个好的扶贫方式或扶贫项目，必然要符合实际，是道德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结合体。“扶贫羊”徒具道德价值，却难以在致富上发挥作用，最终让贫困户背了“黑锅”。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扶不起来的群众，只有不对路的法子。所谓“扶不起来”，可能是你扶的姿势不对。
说贫困户“扶不起来”，还有一种原因是干部自己的立场就没站好。近日，有一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流传甚广。文章说，一驻村帮扶的朋友聊天抱怨：帮扶队好不容易为村里联系到一个老板，争取到了一个投资茶叶的产业项目，老板同意免费提供茶树种苗，由村民种植，然后按合同收购茶叶。可后来村民变卦了，借口没有钱，要求老板出钱买化肥，老板不愿意，提出租地种植，但价格谈不拢，双方一直僵着，项目眼看要破产。
这个事例是最近网上吐槽的“扶不起来”的典型，任谁一打眼都会觉得村民贪得无厌。但细细一想就发觉这位驻村干部所站的立场有问题，他要么站在老板那边给其找地找劳动力，要么站在自己这边急于完成一个扶贫政绩。
要是站在村民这边，首先应该积极为村民争取利益。试问，谁不想把自己家的东西卖个好价钱？实在谈不拢，应该积极寻找村民为什么不配合的根源，而不是一味地吐槽与抱怨。
记者日前去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的袁家河村采访，男人们都在蘑菇大棚里忙碌，女人们则在自家门口将香菇的菌盖掰下，源源不断送入烤炉。但在两年前项目刚开始推行时，村民没一个配合的，给了菌棒也不种，把第一书记陈垣气了个两眼发黑。
陈垣买了一条烟夹在胳肢窝下，开始挨家挨户走。连走了10多家贫困户，他发现最“富裕”的家庭手头也才只有500多块现金，娃娃上学要花销，家中病人吃药也要花销。贫困户还告诉他，当地都是山坡地，菌棒根本放不住。
陈垣明白了，不是群众“扶不起”，而是他们亏不起，是干部“不接地气”。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袁家河村先是平整土地，后来扶贫干部又带领试种，现在蘑菇种植已成为该村脱贫的主要产业之一。
有没有真的“扶不起来”的？当然有。记者到兰州市北部山区一村子采访，发现空旷的村道上，一名50多岁的男子正抬头望远，悠然自得。细问才知，这位“悠闲”的村民其实是低保户，没灾没病，就是不干，连地都不爱种。不仅如此，一没钱就到乡镇去闹，在他眼里全是“不平事”。
干部不厌其烦，有时就私自给个百十块。自打前年去过一次北京后，他凡事必谈见过某某著名主持人，仿佛有了依靠。村民见了就打趣，你又去北京了？每当听到这句话，该低保户往往不语，只在嘴角挂上一抹不着痕迹的微笑，高深莫测地点点头。
拿贫困当争取低保的筹码，村民看不过去，三番五次把他从低保户里选下来，村两委又做工作把他纳入。该村村支书说，我国的扶贫是举全国之力改变贫困者的命运，必然要保短板，不保他对不对？肯定不对。不保他，他的家人就可能生活无着，古稀老母就可能老无所依，政府不能坐视不管。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的，我们不能因此来否定我国的社会保障，也不能因此就质疑扶贫的公平性，更不能因此否定扶贫的伟大意义。
是的，“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走进群众，紧密联系群众，就不会再有“扶不扶得起来”的争论，群众也才会“撸起袖子加油干”。
3、不养懒汉，要让“懒汉”先“脱懒”
李洪磊（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决战时刻，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逐渐浮上水面，成为阻碍扶贫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的“硬骨头”。一些地方扶贫工作中的“养懒汉”现象，就是一个值得警醒的例子。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从新华社记者的一线观察来看，扶贫“养懒汉”的问题确实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亟须拿出实招硬招，花大力气解决。
避免“养懒汉”现象，靶向是要找准病灶，开出精准药方。正如新华社记者从采访中所体悟到的，“没有扶不起的群众，只有不对路的法子”。做好精准扶贫，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走好调研路，逐一分析“懒因”，根据当地实际，为相关贫困户量身打造脱贫计划，才能药到病除，有效解决“懒汉”问题。
广东肇庆市怀集县莲社村驻村扶贫干部沈海鸿就曾说，“咱不能盲目跟风、‘霸王硬上弓’，否则就不是扶贫而是造孽。”他在莲社村采取了脱贫一户一法，莲社村每个贫困户的脱贫意愿都经过他们的签字确认——陈标新想养蜈蚣，老沈就为他联系专家；陈况新想养猪，老沈就帮他联系猪场，陪他一起去镇里看猪苗；陈棣珍想明年多种几亩水稻，老沈就核算资金为他买了微耕机和200只鸭子。在这样的“精准”措施面前，贫困户就没有“懒”的理由，没有不想脱贫的道理。
避免“养懒汉”现象，根本是要打开贫困户的心结，培养志与智等内生动力。破解“懒汉”问题，属于扶贫中的“扶志”层面上的，不是简单地给钱给物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成效的。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摒弃“速效”思想，要有极强的耐心，要立下愚公志，坚定滴水穿石的信念，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精神，才能为解决“懒汉”问题培育深厚土壤。
在海南琼中县岭门村担任第一书记的黄海军就说：“我的办法就是先迈进贫困户的门槛，再住进贫困户的心坎。”为了让“酒鬼”王成安发展生产，他给他打比方、算细账，为他办贷款，再一起去选羊，羊下崽了他拍手高兴，羊生病了他找来兽医。村民说，黄海军对王成安的用心超过了自己家人，才让王成安成功“脱懒”。
不“养懒汉”，但不是不管“懒汉”。就像一些基层干部所说的，有没有真“扶不起来”的？有，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大多数“懒汉”，还是希望向好向上的。脱贫攻坚，越往后越难，一些“懒汉”现象，多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
战斗在扶贫第一线党员干部的非凡价值，恰恰就是想方设法把脱贫路上的这部分“懒汉”管起来，以百倍的耐心、细心，以切合实际的科学方法，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让这些“懒汉”变勤“脱懒”，一个不落地共奔小康。其实，这更检验干部的作风成色和担当精神。
4、要精准“扶懒”，不要简单化“怒其不勤”
梁建强（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
下乡调研，鄂西山村的几名村干部讲起一位贫困户的三次拒绝。
起初，村子打算将发展油茶种植作为精准扶贫的支柱产业培育，好不容易从外面请来了专家，一位中年贫困户却就是不愿意参加技术培训会——“去了也没用，肯定学不会。”退而求其次，村里的养羊合作社打算把他纳入其中，却再次被拒绝——“谁受得了那个味哟。”动员再三，村干部建议他种点柑橘树，却再次碰壁——“长在山上，哪个愿意天天往上爬。”
“那怎么脱贫？”村干部问。
“电视里说了，2020年都要脱贫，国家肯定还会有政策的。”贫困户不假思索。
干部们哭笑不得。而这样的尴尬，在基层并非个例。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原县委书记陈行甲也讲过一个现象——少数贫困户出现了这样的心态：“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我掐着你玩”。有少数贫困户对来家里帮扶的干部很麻木，认为干部比他更着急，他不脱贫干部交不了账，而且脱贫表上还要他签字呢！
“要我脱贫”而不是“我要脱贫”，部分贫困户面对精准扶贫工作时主动性缺乏的问题客观存在。精准扶贫，并非朝夕之功；扭转贫困户面对扶贫工作时“反正有国家兜底”“村干部比我们还急”的“等靠要”消极心态，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注定也会有段长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多找问题、多想对策，而不能简单把责任归咎于困难群众，怒其不勤。
扶贫政策好，为何部分贫困户积极性不高？
基层调研中，几类问题比较常见，一类是贫困户已经适应了既有生活方式，多年中形成的既有生活习惯很难轻易扭转。守着二分薄地、收上几袋粮食，吃饱肚子不是问题，于是，有些人也就“知足常乐”了。
另一种，则确实是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新知识、新技术掌握较慢，对于新的产业项目落地心存担忧，不愿主动参与其中，因而在扶贫路上逐渐“掉队”。
除此之外，还应看到，有的地方是因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摇摆不定，或是不够贴合地域实际，难以赢得贫困村民的配合和理解。“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项目时常“虎头蛇尾”，贫困户自然难有参与动力。
诸如此类的原因，还有不少。
实现“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必须坚持对症下药。破除“懒汉”思维、扭转扶贫认知，需要多多进村入户宣讲政策，破除贫苦户盲目“等靠要”的心理惰性；推广新技术、新项目时，首先要多和百姓沟通，听取民意、集纳民智，用“看得见”的前景，换来百姓“放下心”的跟随。
扶贫并无定式，精准扶贫更要精准施策，因地制宜、因户制宜必不可少。以湖北省咸宁市为例，当地积极探索多种模式，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由精准识别转入到精准施策，初步形成了农户自发型、项目引导型、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型、现代服务业四种模式；
与此同时，当地还大力推行“3+X”产业脱贫套餐，即以楠竹、茶叶、油茶“三大百亿”产业为主打，加快建设香菇、木耳、虾稻连作、虾莲共作、特色畜禽养殖等一批“短平快”的产业脱贫项目，并指导各地根据自身优势和产业传统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脱贫“产业链”，赢得了贫困户的理解、支持与参与。
在巴东县，陈行甲也给干部们提出了建议——把开会念文件的时间挤一点出来，到群众中去，多开屋场院子会，多给群众交一些政策的底，多跟群众交交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教于乐，吃了苦也让衣食父母们心疼一下，再不忍心找你们扯横皮。”
陈行甲的另一个建议，是对群众的教育引导不能生硬说教。“你们能不能想一些既接地气，老百姓又看得懂的标语刷出去，让老百姓也体会体会你们的苦心。”比如，“国家大力扶持，我们晓得好歹，最终脱贫要靠我们自强勤快”；或者是，“党的政策好，自己也要使力搞”之类的。
精准扶贫，注定是一场“攻坚战”，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找准症结、找对路子，对贫困户的帮扶总会有办法。反之，如果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百姓的不配合，碰了壁就对贫困户敬而远之，脱贫只会是遥遥无期的梦想。
就连文章开篇那个有些“挑剔”的贫困户，如今的去处也有了着落——村子所在镇的产业基地引进了一家公司，需要门卫，村里推荐他去应聘，求职成功。对于这份工作，他倒十分满意。
“看好门就行，屋里还有空调呢。”见到记者，他乐呵呵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