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结束了。填志愿、上大学、以及之后的出国和工作是互为因果的一连串事件。先说说我的经历。给学子们一点建议。读者可以以此来鉴别我的建议是不是可取。
我是96年高考。当年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最先确定的是城市。我是铁了心要去北京的。冥冥中有一股牵引力想去首都、中心。逻辑上讲。首都的好大学最密集。天子脚下肯定跟其他城市大不一样。
专业我也是确定的。在计算机和做记者之间斗争了很久。然后确定做记者。当时全凭感觉。也没有问任何的师长。后来才知道我是在硬理性和软理性之间做出了选择。物理世界是硬理性。1+1=2。人类社会是软理性。人永远是自私和无私的矛盾统一体。写字影响人心。写代码构建虚拟世界。显然前者更激发了我的潜在能量。
然后是选学校。我若正常发挥是可以上北清的。不过退而求其次。第一志愿填的是人民大学。
这里考虑有两个。一个是万一发挥失常。每年都有人失常。我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不失常。如果非上北清不可。压力越大越可能失常。我即使失常上人大分数线也是问题不大。人大也在名校之列。
还有一个考虑是专业。北清有大量理工科。但我不想再读理工科。我想读文科。为做记者做准备。万一低分进了北清被调配到边缘的理工科专业。会浪费大量时间在没兴趣的知识学习和考试上。人大都是文科。即使被调配的专业也都是文科。这是保底。因为当年人大新闻在四川不招理科生。于是填了热门的国际经济。当时想。学经济也可以做记者的。
经济学的特别在于它是文理交集。左右圆融。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可是建模型需要高等数学。尤其是统计学和经济计量学。很硬。很难学。
后来我的考分比北清录取线多三十分左右。这个分数是很难进最热的或者我想进的专业的。被调配进二流理工类专业的可能性较大。而这个分数在人大四川生源里是很高的。于是我如愿进了第一志愿。国际经济专业。
那一年高考。我有两个填北清的同学都发挥失常。其实每一年这种事都会发生。只是不知道是谁。他们都没有选择复读。而是进了很差的二本。我没有问他们为什么不复读。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复读。可能他们不选择复读的这种心态。跟他们发挥失常有关系。不够柔韧。
如果再来一回。我还是会第一志愿填人大国经。这个选择是不错的。为了我认定的专业。在学校上做了不大的妥协。总体是稳中求进的。
到了北京。知道人大跟北清是有很大差距的。虽然在文科领域人大跟北大是不相上下的。但是人大总体的知名度和能量级是跟北大有距离的。核心原因是北清是理工科很强。而理工科跟全世界是接轨的。所以可以发国际的paper。然后综合排名和国际知名度就上去了。人大只有文科。而文科跟全世界是不太接轨的。1+1=2全世界都认。可是法律、经济、人文这些东西大家都不一样。
人大四年在课堂上的收获微乎其微。基本可以忽略。能上人大这个级别的学校的人。在高中三年自学能力就过关了。大学里那些课根本不用老师教。肯定有能给你启发的好老师。但是算不上大师。你对他没有五体投地的钦佩。
这反映出一个问题。人大没有大师。能让人开天眼的那种大师。至少在本科生授课老师这里面没有。我们接触不到。全校有选修课和各种讲座。请北清和社会上的高人来。名气很大title牛得不行。可是依然没有大师。我很郁闷。
唯一让我感觉开天眼的一次。是人大已经退休的老校长黄达一次讲座。他一直戴着墨镜。像个黑老大。下面黑压压一千多人。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感觉一下什么是开天眼。黄达说“春运这么难搞为什么一定要搞？”第一。春运是大课堂。沿海的打工族回西部去把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教育给他们的亲友。第二。春运是转移收入。沿海的人把工资带回去孝敬亲友。第三。春运能把中国的家文化保持住。这是立国之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架构。
可惜。可叹。黄达这样的人。整个四年我就接触过这么一次。如果没有系统的长期的熏陶。开出来的天眼过几天就给闭上了。
插一句话。有个印象很深的事。当时有个年轻有为的老师。他问我们。“都说你们是应试教育选出来的。可你们自己想想。你们在你们的那帮高中同学里是真正出色的吗？你们有这个自信吗？”回答当然是有。这让我对应试教育这个事有了比较笃定的认识。
应试教育是有死板的成份在。可是他一样能选拔人才。只要规则清楚了。人才就会适应这些规则。不管它是死的还是活的。而且人才能够把这些规则对自己造成的副作用降到最低。死读书的人一定考不过活读书的人。考上名校的那些同学基本都是同时也调皮捣蛋、有主见、不会随波逐流、灵活多变的人。
可惜。在人大我没有遇到开天眼的大师。那这四年是不是白费了？也不是。首先他是敲门砖。无论工作还是出国。这个毕业证能帮你背书。能省掉你自我证明的麻烦。这也是一种社会机制。你得适应和利用。
其次。大学是半个社会。那么多同学背井离乡吃住在一起。也是一个江湖。在这个圈子里为人处事、摸爬滚打、吃苦头。提前为进社会交学费。而且学校越好。越是在中心城市。同学越是人精。可学习的越多。吃的苦头越多。为什么在大学要进社团。因为社团就是社会。进社团是吃苦头去的。
相对于北大的散漫和骄傲。以及出工程师的清华。人大一直传说是个出县长的地方。说好听是务实。说不好听是世故。所以我这种自由散漫的人在人大混的很不如意。当时有点后悔没有去北大。不过再转而一想。即使进了北大最后还是要出社会。那在人大好好磨炼也是好事。
找工作。当时北京有大把的好企业和好工作。可是一般前提是北京户口优先。所以只要你是北京人。好工作真不愁。外地人要去争为数不多的留京指标。可是留京指标主要看的是四年的考试成绩。这个比较没劲。激不起天之骄子们太大的热情。所以最后留京指标一般是落到早就想一定要留在北京的人手里。而大部分更有闯劲、更有自负的同学走了三条路：出国、考研、去深圳。
说到这里。为什么深圳能出华为、腾讯、大疆、华大、平安？基本顶梁柱都在深圳。我早有切身感触。因为留京指标。因为深圳敞开给户口。因为深圳没有本地人。来了深圳就是深圳人。北京的大学生里最不服气、最敢闯一把的人。自然去了深圳。那些没能留京也没能出国和考研的“边缘”人。到了深圳这个远离北京上海的“边缘”城。两个边缘碰到一起了。
我在深圳呆了几个月就拿到奖学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硕士了。在这里我开了天眼。出国留学实在很酷。
不是哪个大师跑出来给我开了天眼。而是这个社会本身给我开了天眼。因为它跟你生活了23年的那个社会完全不一样。不是说它更先进。而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本身就是给你开天眼的大师。
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我去小档口用人民币换坡币。小老板拿了人民币就直接给我了坡币。我好奇的问“你为什么不检查一下是不是假钱？”小老板愣了一下反问我“你为什么要骗我？”新加坡那个社会跟我们太不一样了。
不一样之所以是开天眼的大师。是因为他让你意识到原来世界可以不是你习惯的那样。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可以有选择。于是你脑袋里的定见完全被打破了。不再教条。不再紧张。而是放松的面对各种可能。
如此这样的不一样是在太多了。就不举例了。总之。几乎每一件事。你都可以遇到跟经验完全不同的遭遇。某种程度上。出国留学几年深入另一个社会的经历会让你体验到真正的自由。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授课老师的素质要比人大高出一个数量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老师大部分都是欧美一流名校请回来的亚裔。他们自己是几十年在国外开过天眼的人。东西合璧。左右逢源。
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有个教授peter跟一个学生搞得不开心。学生在考试之前去给自己的导师投诉。说“不管我考的如何。peter都会给我不及格。他不公正。”有一科不及格就意味着这个学生会被停掉奖学金卷铺盖回国。他的导师就去问peter。peter直接说“不管他考的如何。我都给他不及格。因为he is a bad guy。”导师就没说什么了。然后这个学生又投诉到院里面。结果也是一样。他那门考试没及格。卷铺盖回国了。peter则毫发无损。后来又干掉了一个中国来的学生。后来还去了另一所大学的商学院当院长。
peter也是一个给我开天眼的大师。我们不是习惯了“对事不对人”吗？可是他偏偏就要“对人不对事”。而且院里的老师也支持他。他认死理。人品是第一重要的。没有人品。其他都免谈。我们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说道德如何如何重要吗？不是说不要做衣冠禽兽吗？可是你看看人家一老外。才是真正的把这个做到了。我们呢。说说而已啊。
上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让我对人大的感官有所提高。本来以为北清的全球影响力大大高于人大。所以北清的文科学生留学的选择也会大大优于人大。不过实际不是这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多数都是国内二流学校的人。因为北清等等的学生都去北美了。不过商学院的学生基本来自国内几所大学：北清、人大、北外、复旦、上海交大、浙大。因为即使北清的人去海外念文科尤其是商学院也是很难。第一。老外自己就喜欢读这些科目。空位置不多。跟留京指标类似。第二。文科不像理工科总是1+1=2。跟西方接轨有难度。第三。老外也对中国的大学有了解。不是只知道北清。
我本来更倾向于北清这样的综合大学。氛围更包容。影响力更大。不过后来看美国一些名校的主张。他们更看重有专长而不是面面俱到。比如普林斯顿重在理论科学。耶鲁重在法律。MIT重在tech。只要一所学校真有其所长。可以一俊遮百丑。想来这是未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