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为1913-2012年这100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区间。可以看出，二战时的个人所得税结构——共24档，最高税率达91%——一直沿用到了1963年。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增速低迷，1957-1958年增速下滑，1958年还出现了负增长（-0.7%）。
所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争辩的核心议题是经济增长。1960年11月8号，肯尼迪击败尼克松，赢得了总统大选。面对肯尼迪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兑现5%的GDP经济增长的目标。
肯尼迪是个很自信的人，在经济政策上，很少有人能够影响他内心的想法，但是他又很喜欢咨询大家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来自两个部门：一是财政部，部长道格拉斯o狄龙（Douglas Dillon）是一名共和党，观点偏自由市场派，主张改革财政与税收政策，使其更加简单、高效。
助理部长斯坦利o萨里（Stanley Surrey） 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极力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
另一个是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以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为主，成员包括保罗o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詹姆斯o托宾（James Tobin）、罗伯特o索洛（Robert Solow）和沃尔特o海勒（Walter Heller），他们都主张增加税收、政府支出和赤字提升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迪执政的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在国内奉行的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肯尼迪当选时，美国刚刚从为期7个月的衰退中缓慢复苏，农业收入连续9年下滑，企业破产潮仅次于大萧条时期，失业率达到了6.5%。
肯尼迪想要的是见效最快的刺激政策，所以，增加政府支出成为其工作的重点。但是，1961年经济增速与1960年持平，仅为2.6%。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挑战，促使肯尼迪重新思考美国的出路，最终使其从凯恩斯经济学转向了“供给经济学”。
1962年是重要转折点。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及预期，失业率再创新高，钢铁工人罢工不断，资本市场后劲不足且掉头向下，再加上人权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都促使肯尼迪做出范式转变。
萨缪尔森在1961年的报告中建议，如果经济在1961年仍不见好转，可启用“第二道防线”——临时性减税。1962年初，肯尼迪计划向国会递交提案，在半年时间里，减税5个百分点，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0,91]降为[15,86]。
但是，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机构的研究引起了肯尼迪的关注。比如弗里德曼在1957年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个人消费是受到持久收入影响的，故临时性减税措施并不能刺激消费的增加；再者就是BIS和IMF的研究均指出，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对于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至关重要，而货币政策只能在维护“黄金-美元”汇率上有帮助。
其中，正在IMF任职的罗伯特o蒙代尔就提出了“减税+强美元”的政策组合。随着肯尼迪态度的转变，CEA只能妥协，海勒也开始对“供给侧减税”（supply-side tax cut）持支持态度。
在1962年8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的演讲上，肯尼迪全面阐述了他的新主张。他认为，“帮助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行动是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减少抑制私人支出的桎梏……而最好的提升消费者和企业需求的手段，是减轻私人收入的负担，消除现行税制对私人积极性的障碍。”
为此，肯尼迪计划在1963年颁布并推行新的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方案：个人所得税方面，最高税率91%和最低税率20%均降低30%，分别至65%和14%，中间22档均降低22%；企业所得税，每档降低10%，最高税率从52%降到了47%。该案通过了众议院的审核，但还没等到参议院批准，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就遇刺身亡了。
约翰逊接任总统，在原班经济顾问团队的支持下，减税方案于1964年1月23日获得通过，最终方案是将最高税率从91%降到了70%，降幅约23%；最低税率从20%降到14%，降幅30%；其它税率降幅均为23%。分1964和1965两年实现。
如图2所示，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减税措施，一直持续到1981年里根上台。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美国1979和1980年的通胀率均超过了两位数，1979年为11%，1980年达到了14%，而经济增长却出现了停滞，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滞胀”，而里根的药方则是新一轮的个人所得税减税方案。
1981年2月，刚刚上任1个月的里根，就对外宣布了“10-10-10”减税方案，即分三个时间段，每次减税10%。
最终，各方妥协的方案是“5-10-10”，1981年10月1日减5个百分点，1982年7月1日减10个百分点，1983年7月1日减税10个百分点，1985年之后，再依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这就是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法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里根的出发点与肯尼迪是一致的，除了国防的开支，要减少其他开支，主要依靠激励私人部门带动经济实现无通胀的增长。巧合在于，里根方案 与肯尼迪方案的减税幅度都是23%。连任之后，里根推动的《税制改革法案》（1986）获得通过，税率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仅15%和28%两档，起征点提高80%；企业所得税分三档：15%、25%和34%。
肯尼迪和里根减税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里根执政时期，从1983年至1988 年5 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 个月，成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另外，个人消费支出和私人投资均有较大提升，到1984年，GDP增速达到了8%，政府赤字也开始收窄。
除此之外，美国还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企业利润也开始回升，基本面改善驱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牛市行情。
但值得强调的是，虽然里根1986年税改降低了企业税率，但法案中的其他条款实际上提高了资本成本。例如，将资本利得作为普通收入征税，等于把资本利得税从20%提高到28%。再比如，取消企业投资抵税额度和延长企业投资折旧期也提高了资本税。
总的来说，1986年税改对长期GDP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恰好说明，“供给侧减税”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边际资本成本。
特朗普是里根的信徒，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o库德洛是“肯尼迪-里根”模式的布道者，“供给学派之父”拉弗也是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之一。2016年春天，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就召集库德洛、拉弗和摩尔三人去特朗普大厦商议“治国理政”之策。
库德洛回忆称，特朗普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想要的减税方案，要比里根的更大，更完美，这就是2017年12月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主要内容是：个人所得税方面，单个申请者的免征额提高到1.2万美元，户主为1.8万美元，联合申请者为2.4万美元（税改前分别为6500美元、9550美元和1.3万美元)；企业所得税从35%降为21%。
不仅如此，还大大提高了企业投资的税收抵扣比率。库德洛称，将来还会有税改2.0、税改3.0和税改4.0。
我们与英飞咨询（ISM）课题组对特朗普减税一篮子方案的效果也作了测算，结果显示，对美国的GDP、企业投资、个人收入等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特朗普复兴美国制造业目标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