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新书｜葛焕礼：《唐宋学术思想转型研究》出版｜202412-124（总第2946期）
宋史研究资讯
2024年12月30日 00:01
河南
中华书局，2025年1月
ISBN: 978-7-101-16886-0
本书在梳理、评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唐宋学术思想转型领域内前人关注较少或研究不足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内容包括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著作考辨及其《春秋》学转型意义，初唐道教重玄学与
程朱理学
的思想关联，晚唐五代文人小说中的“仙境”与道教“洞天福地”的关系，“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开新学风的士建中、刘敞等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唐宋时期的
《左传》
学与史书纪事本末体起源的关系。期望通过系列这样的专题研究，将来连片成畴，能够更为真切地呈现唐宋学术思想转型的机制和面貌。
葛焕礼，山东沂源人。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春秋》学史、学术思想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出版专著《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有突破性的转型”之一，唐宋之际的学术思想转型问题历来受到学者重视，是一个重要但研究难度很大的课题。说它重要，是因为狭义看来，它其实是汉唐儒家经学向宋代新儒学转型的问题——这已经是儒学史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若宽泛来看，除儒学转型外，它还包括中古佛教的
世俗化
转向（表现为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等传统大宗的衰落和禅宗、净土教等贴近世俗的宗派势力的崛起）、以“内外丹兴替”为标志的道教转型、史学的体裁创新和显著发展等，而这每一项转变，在佛教、道教和传统史学发展史上都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说它研究难度大，是因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需具备经学史、理学史、文学史、道教史、佛教史、史学史、科技史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综合的视野。唐宋时期学术思想的承载者——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学界惯常所关注的儒士或文士，而且还包括知识僧人、道士和科技人士等。这些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承载、创造着本行业的知识和思想，而且吸收并影响其他行业的知识和思想，不同行业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影响、融合关系。因此，基于学科划分而按门类掘进固然必要，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更是重要，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虽然该课题牵涉面广，研究难度大，但如本书第一章所示，中外学者已做出积极的研究，对其转型过程作了多种解释，形成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解释模式。在古代，最主要的解释模式是清四库馆臣提出的汉、宋经学转型说。近代以来，随着经学没落和哲学崛起，主流的解释模式转变为中国哲学史叙事中的从唐代佛学转向宋代道学。近四十年来，因不满哲学史叙事的“线条化、简单化”，一些学者在唐宋变革的视野下，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了几种互有关联而又各具特色的解释模式。
（一）道学（理学）的生发过程。这一解释模式的源头可上溯至朱熹《伊洛渊源录》所构建的二程道学师承谱系，以及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
基于理学标准而构建的宋学派别和师承谱系。近代以来哲学史界对宋代道学家的认知和道学生发脉络的构建，根本上即依据了这两种谱系。基于这一学术传统，在唐宋变革的视野下所构建的新的唐宋儒学转型脉络，可见于徐洪兴《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研究》一书。
徐洪兴将道学思潮的演变历程分为“萌发、初兴、高潮、鼎盛和衰变五个阶段”。从唐朝中期至北宋庆历之前是萌发阶段，道学思潮“还是一股潜流”，但出现了要求振兴儒学、排斥佛道二教、批评四六骈文的呼声，“孟子升格”、经学变古、古文运动等新文化活动初步展开；北宋庆历至嘉祐之际是初兴阶段，道学思潮“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形成批判汉唐章句训诂之学、佛道二教、四六骈文的社会思潮和新的学术思想取向，“其倡导者是范仲淹和欧阳修，而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都是这一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嘉祐至元祐之际，道学有了显著的理论创新，是高潮阶段，涌现出一批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如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程颢、程颐等，他们“为儒家的伦常纲纪提供哲学的论证，重新确立全面指导中国人社会生活的精神归宿；为现实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的依据”；南宋中期是鼎盛阶段，道学派别得到很大发展，主流学派即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派形成，出现反对派即陆九渊“心学”派，许多道学概念、范畴、命题走向深刻、精密和系统化，至此唐宋儒学转型已经完成；从南宋后期至元末明初，是衰变阶段，道学主流派“程朱理学”逐渐得到官方承认，最终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其生命力也随之丧失殆尽。
虽然徐洪兴鉴于由朱熹《伊洛渊源录》所开创而为现今哲学史研究所继承、发展的道学史叙事有着“线条化、简单化”之弊，相对于逻辑链条上的学说分析，更注重发掘道学的历史面相，从时代思潮演变的角度构建了唐宋儒学转型的理论框架。但是这一新叙事，无论是关注对象（道学家）的择取，还是对其思想的阐释，皆未脱离传统的哲学史叙事，在内容上便无法包举“唐宋之际儒学”。
（二）宋学的演变过程。1984年10月，邓广铭在杭州举行的宋史研究会上发表《略谈宋学》一文，明确指出：“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宋学”是指“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其特点是：“1.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2.都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这就突破了理学研究兴起后学界往往将“宋学”等同于“理学”的狭隘认识，勘定了“宋学”的外延——理学之外，尚包括尉为大宗的宋代经学等儒学门类。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延依邓广铭的认识，采用“宋学”概念，构建了北宋“宋学”的演变历程。
陈植锷认为，“宋学在南渡之前，大抵经历了从准备、草创到繁荣三个发展时期”。宋初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是汉唐注疏之学和文章之学的遗留期和宋学的准备期”，出现了宋学疑古派、议古派和拟圣派的先驱者，如王昭素、孙奭、贾同、柳开等；仁宗、英宗两朝，是宋学的草创期，形成“讲明义理而有别于汉唐注疏之学”的学风，出现以孙复、石介为代表的疑传派，以欧阳修、刘敞为代表的疑经派，以李觏、章望之、胡瑗为代表的议古派，以及处在“宋学草创期与繁荣期的交接阶段”的拟圣派学者邵雍、周敦颐；仁宗、神宗之交，宋学“从义理之学过渡到进一步以心性问题的探讨为内容的性理之学”，进入繁荣期，出现王学、洛学、关学、蜀学等学派，其中王学的成就和影响最大。
作者运用历史学的视角和方法，不仅清晰划分了北宋“宋学”前后相承的三个发展时期，而且基于学说创新与社会影响相结合的标准，精细辨析、论证了后两个时期内不同学派的先后关系，这样便呈现了一条以时期为节段、由学派前后联结而成的北宋“宋学”的演变链。遗憾的是，受论题时段所限，该书内容并未涉及南宋“宋学”。从整体上论述宋代“宋学”演变历程的代表作，是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
漆侠将两宋“宋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形成、发展和演变三个阶段。“宋仁宗统治期间（庆历前后）为宋学的形成阶段，其代表人物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和李觏、欧阳修，而以范仲淹为核心人物。宋仁宗晚年（嘉祐）到宋神宗初是宋学的大发展阶段，形成为各具特色的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和以洛（二程）关（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等四大学派。其中荆公学派影响最大。”南宋是宋学的演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从宋学中发展起来的理学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理学对立的则是浙东事功派”。
虽然上述三位学者的论述重心在于宋代，在于偏重学术的经学和偏重思想的理学，但这一解释框架聚焦于“宋学”，最大程度上涵盖了儒者之学意义上的宋代儒学。然而，由于“宋学”的外延十分宽泛，在宋代经学、史学等领域，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对这些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一定会对上述解释框架形成有效的补充和修正。
（三）士人价值观基础的转变过程。此以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K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所构建的解释框架为代表。该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公元600至1200年间士人价值观基础的转变，以及士人是如何确立价值观的。为此，作者所切入的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思想，而是“斯文”——“首先指称源于上古的典籍传统”（特指儒家经典），“包括了诸如写作、统治和行为方面适宜的方式和传统”；是“士学”而非儒学，尤其关注最受当时士人重视的文学。
包弼德将公元600至1200年士人思想和价值观基础的演变，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1.初唐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学者将文化价值观具象为可用作榜样的“文化形式”（广义的“文”），包括“所有那些属于‘礼’的范畴的东西，过去的文献遗产，以及文学创作（文章）”；就文学创作而言，他们标举的是一种综合的文章观，包括“建立在天地之上的普遍基础，上古权威的典范，真情实感的充实（现在指向社会、政治问题），以及文学技巧”等多种取向。
2.755年至唐朝末年。伴随着安史之乱所导致的唐朝政治危机，士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出现危机，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化形式”并未像想象的那样起作用。活跃在安史之乱之后40年的学者，如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和梁肃，主张文章复古，强调写作为公共道德服务。以韩愈为中心的77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学者，继承前辈通过文章复古来拯救个人和社会的理念，而且更进一步，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写作必须建立在作者独立思考的“圣人之道”的基础上，这客观上造成了学者的思想观念独立于皇帝所代表的道德权威。
3.宋朝初年至1044年庆历新政被废罢。以徐铉、田锡和张咏为代表的宋初学者，追求“在终极的自然之道基础上，建立文学与典籍传统的统一”，以此“将圣人之道和古文联系起来”。在11世纪30年代，为文标准出现了分化：以杨亿为代表的一批士人追求“辞藻的繁缛”，“以显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广泛掌握以及有能力将其汇总为适应当前需要的形式”；以范仲淹为中心的古文家则“坚持认为士应该以圣人之道作为学的核心，并将写作当成实践道的一种努力”，“这个道可以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对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效用。
4.1044年至北宋末年。文学及其话题渐不被重视，学者致力于“探求一种可以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提供基础的道”。作为范仲淹追随者中最重要的文士，欧阳修主张“学道先于学文”，“人事的历史”和“六经之本真”都是道的来源基础。1020年前后出生的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代表的那一代文士，“对于用古道来转变国家和社会这个政治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士应该如何写作的关心”。而更年轻一代的苏轼和程颐的兴趣焦点，“已经从制度化的探求转向对于思想风格更个性化的探求，这种思想风格能使人像圣人一样”应物。
上述四阶段中，士人的价值观虽然都建立在“宇宙和历史”基础上，但把握方式却发生了从信仰政权所支撑的“文化形式”到独立思考“圣人之道”，再到个人独立于权威而解悟“天地之道”的转变，即“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的转向”。
这一解释框架聚焦于“文”（特别是文学），探讨其主体（作者限定为士人）以“道”为把握对象的价值观的构建历程。鉴于唐宋时期文学在“士人之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视角选择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唐宋士人价值观的转变历程。但是，同样属于“士人之学”重要内容的“儒家经典和历史研究”，却被作者有意忽略了。而且如下文所述陈弱水的研究所示，这一框架并未能够深入历史从更为深广的层面揭示当时士人世界观的构建实态（如“外儒内道”“外儒内佛”），即仅着眼于典型士人（主要是文人）及流派的文化（特别是文学）观而论述士人价值观的构建及其演变历程，却未进一步发掘其世界观的历史实态。
（四）士人文学观和世界观的转变过程。这一解释模式见于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一书。他认为“唐宋之际的思想巨变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从韩愈（768—824）的时代到范仲淹（989—1052），大约为两百二十年，到程颐（1033—1107），则有两个半世纪以上。在此期间，思想的变化不是均质进行的，而是有两个明显的突破点。第一个突破点约在唐德宗至宪宗年间（780—820），第二个则为宋仁宗至神宗之际（1023—1085）”。陈弱水主要围绕第一个突破点，基于对士人（尤其是文人）思想和心灵的考察，勾勒出两条中古思想演变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着眼于文人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认识。陈弱水认为，从南朝到初唐，文章写作一直存在着“独立的文学观”与“政治教化”间的结构性紧张，根本性的变异发生在8世纪后半叶，以安史之乱前后出现的“文章中兴”为标志。“中兴”诸子“要求文学与德行、政教、经典等文化要素相连接”，“徇至而有文本于道的呼声”；甚至“根本要求泯除文学和文化之间的界线，而把文学视为从属于文化的不可分割部分”。因此，这一文学风潮既“代表文学改革的努力”，也含有“以文学论述面貌出现的思想运动”的成分。随后，韩愈、柳宗元等人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继之而起，在9世纪初震动一时。古文家不仅主张文以明道或文本于道，而且开始了对儒道的探索——“这个‘破茧而出’非关小可，它不但是东汉以后第一个反思儒家之道的潮流，而且发生在主导士人文化的文人群中，造成关键的影响。”“道”优先于“文”，儒道探索的出现，标志着唐宋间“文学脱中心化的开始”，并渐至发展成为新的儒家思想脉流。
第二条线索聚焦于中古士人心灵结构的变迁。陈弱水认为，中古思想的基本格局是“外儒内道”和“外儒内佛”，或者称之为“二元世界观”。曹魏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玄学，是开启此二元世界观的决定性力量，在4世纪永嘉乱后蓬勃兴起的佛教则大大强化了这一世界观。即便对于中唐“文章中兴”诸子而言，“儒教主要指有关集体秩序的原理和价值”，个人生命的终极关怀则寄托于佛教或道教。中古时期对二元世界观构成明显挑战的，主要有三种思想：一是6、7世纪时一些士人宣扬的“国家全体主义”观点，“主张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应归属于统治者的权威”；二是以杜甫为代表的中唐少数士人“以儒家价值为个人生命主要导向”的世界观。这一思想在当时“属于较新的形态”，范围有限，“属于一个重大思潮变化的开端部分”；三是从8世纪晚期到9世纪初，“在二元世界观架构里运行的儒家复振潮流中，冒出了直接向这个中古思想基调挑战的动向”，即韩愈、李翱等“力主单一的儒家价值世界”，并“构建儒家本位的心性理论和修养学说”，正是这一思想开启了唐宋之际的思想巨变。
因受论题时段所限，这一解释框架于宋代部分略而未涉，所以对于唐宋思想转型整体而言，并不完备。基于“文人居于唐代文化的核心，地位绝高”的认知，与包弼德一样，陈弱水亦从文学入手，经由对中古士人文学观演变历程的梳理，揭示出中晚唐“儒道探索”思潮的源流。但他更进一步，从世界观上揭示了中古士人“外儒内道”“外儒内佛”的基本心灵结构，以及先后出现的三种挑战此二元世界观的思想。他所指出的“即便对于中唐‘文章中兴’诸子而言，‘儒教主要指有关集体秩序的原理和价值’，个人生命的终极关怀则寄托于佛教或道教”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当时文学所推扬的儒家之道，等同于文人的“价值结构以及世界观”；这亦表明，从佛、道二教入手是深入认识唐宋之际士人的思想世界乃至思想转型问题的重要一途。
上述四种解释模式虽然都有不足之处，但体现了学者在解释唐宋思想转型问题上的努力。任何严肃的框架性历史解释理论，都是历史研究认识的结晶，体现着一段时期内学者研究所得认识的深度和高度。因此它通常会随着研究的新进展而得到补充、修正，甚至被推翻，而这正是学术创新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就解释唐宋思想转型而言，上述四种模式的共同特点以及可深化之处有：
其一，将“唐宋学术思想”的承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限定为儒士，所探讨的主体对象，因而是唐宋时期的儒家学术思想，而非涵括佛、道二教教义学说等在内的广义上的“唐宋学术思想”。
其二，即使就儒家学术思想而言，“儒家经典和历史研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要么未涉及，要么论述简略，未曾予以足够重视，所描绘的唐宋儒家学术思想转型的图景便不够详实、完备。经史之学，不仅是唐宋士人从小所受基础教育的课业内容，而且是多数士人进行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在士人的知识、思想世界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别值得关注。
其三，对佛教和道教之于唐宋思想转型的意义重视不够，即使有所探讨，也局限在分析“若干工夫及语句的形式上的异同”上，缺乏真正在把握儒、佛、道三种学说核心的基础上“探究其对立、纠葛的缘由并能阐明其思想变迁的哲学性基础”的研究。
本书并不打算构建新的全面解释唐宋学术思想转型问题的理论框架，而是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该课题论域内前人关注较少或研究不足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因为如上述解释模式所示，它们在论题所涉内容研究的全面性上都存在不足——要么对某朝代、要么对某些门类的学术思想未涉及或探讨较少，这必然会影响到解释框架的涵盖度和切实性。而且，新的解释框架的构建，必须以数量足够丰富而又深入的专题研究为前提。当前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尤其必要，只有在小块深耕的基础上，将来连接成片，才能更为真切地呈现唐宋学术思想转型的机制和面貌。
本书书名中所标的研究对象——“学术思想”，意为“学术”和“思想”，其内容除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外，还包括知识和方法。限于学力，所论“学术思想”仍然以儒学为主。
第一章《唐宋学术思想转型研究述评》对唐宋学术思想研究重镇——中国、美国和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评论。第一节《唐宋思想文化转型：国内不同学科范式下的研究与认知》聚焦唐、宋“思想文化”的内涵、转变过程和原因等重要问题，梳理近代以来国内代表性学者的相关认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具有典型性的唐宋思想文化转型解释模式。第二节《范式与问题：美国的唐宋思想转型研究》基于对代表性学者著作的解读，从派别划分及其学说向背关系的角度，评述美国唐宋思想转型研究范式、问题认识及其演变历程。遗憾的是笔者未及对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进行全面考察，于此仅评介其中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期望多少能够收到窥斑之效，是为第三节《思想与思想史——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评介》。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是中古《春秋》学乃至汉、宋经学转型的标志，在学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二章《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著作及其〈春秋〉学转型意义》在考辨三人各自著作的基础上，阐明其《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第一节《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著作考辨》从三人的《春秋》学著述活动入手，透过具体的修撰做法，考辨他们各自的著作及其内容体例，以及著述间的继承关系，希望能够正本清流，还原三人《春秋》学著作的真实面貌。第二节《由“义见微旨”注再论陆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时间》针对《春秋集传纂例》中的一处注文“义见微旨”，进一步辨正陆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时间。第三节《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摆脱惯常所谓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等宽泛论说，阐述三人经传解说中一些具体认识和做法所呈现的学术理念层面上的转型意义。
如所共知，佛教和道教对唐宋儒学思想转型影响极为深刻。限于学力，本书未涉及佛教方面的内容，第三章《唐宋道教与儒学：思想文化关联》乃从个案角度论述当时道教和儒家之间的思想影响和文化融通关系。第一节《论李荣思想与程朱理学的关联》用概念史的方法，论证初唐道教重玄学大师李荣的学说思想与宋代程朱理学在“理”“性”等概念内涵上的关联，以呈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第二节《晚唐五代小说中的“仙境”：文士与道士构建之比较》将晚唐五代文人小说中的仙境描写，与中唐道士司马承祯、晚唐五代道士杜光庭各所记载的“洞天福地”系统进行比较研究，由此一隅，以窥当时文人与道士在思想和知识上的共享、互动状况。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和石介，著名学者刘敞，历来被视为开宋代学术新风的人物。第四章《宋初的儒士与儒学：学术思想新声》探讨他们以及与孙、石有着密切交往的知名学者士建中的事迹和思想，辨正刘敞在北宋的学术地位，以期在宋学始兴之处局部呈现新学术思想萌生时的学术生态。关于孙复的生平交游和著作，相关史料记载和后人说法中多有含混甚至扞格之处，第一节《孙复生平事迹及著作考辨》对此予以澄清。第二节《士建中生平及思想考述》勾稽一直湮沉不显的士建中的生平事迹，论析其思想，标明他在当时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第三节《石介儒学思想析论》依据现存资料，从思想特点及阐释方式、哲理要点、弘儒思想及举措等方面阐释石介的学术思想。北宋“元祐史官”认为刘敞及其
《七经小传》
在当代学风转变中具有标志性地位，此说屡被以后的学者称引，但现今有些学者提出质疑。第四节《论刘敞在北宋的学术地位》从宋廷修撰《实录》和《正史》之记载、与同时知名学者地位及声誉的比较等方面，对此说予以考辨，以标明刘敞在北宋的学术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