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西都市报（ID：ihxdsb）和环球网
儿子逼宫、女星陪睡，丑闻缠身的乐天到底怎么了？
95岁的辛格浩或许想不到，一手创建、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乐天集团，会在近两年接连“摊上事儿”。
曾经以品质和见识闻名的世界500强企业，因为一个极端不明智的决定，如今被中国人民口诛笔伐，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
去年，乐天集团的副会长李仁源因涉嫌多项犯罪，在被调查过程中，留下4页遗书自杀身亡，时任乐天集团会长的辛东彬也被韩国检察机关控告涉嫌巨额贪污和失职罪。
更让人唏嘘的是，辛东彬接替其父辛格浩成为乐天第一人的过程，简直是一部活脱脱的家庭内斗狗血剧，争权夺利的套路，玩出了甄嬛传的味道。
今天的宫斗戏开始前，先带大家认识一下韩国排行第五的财阀：辛氏家族。主要人物记住这三位。
1922年，那时的朝鲜半岛，还未像如今一样南北割据。整个半岛都被日本占据，属于被殖民统治的状况。
那年10月，辛格浩出生在了里庆南蔚山市三南面屯基，作为家中长子，他目睹和经历了被压迫的困窘和无力。
1942年，20岁的辛格浩离开故土，乘船来到日本（一说偷渡），开始了他“旅日韩侨”的生活，同时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日本名字：重光武雄。
据说，辛格浩曾在早稻田大学求学，在日本生活了两年后，一位“天使借贷人”看中了他诚实努力又勤奋的特质，借给他5万日元开厂创业，如此发掘出了这位商界奇才。
辛格浩开厂时，恰逢日本战事吃紧，这厂还没真正开始经营便被炸毁。寻常人多半因此一蹶不振，但辛格浩强顶压力，在债权人的支持下从头再来，至此商事亨通，一发不可收拾，很快便还清了债务。为了表达对债权人的感谢，他还买了一套房送给对方。
乐天的牌子，也于彼时靠其出产的口香糖在日本打响。
也许是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辛格浩对产品质量的把控非常严格，凡事追求极致，以至于在那个年代，只要是乐天推出的产品，很快便能占领市场，乐天也一度成为了品质的代名词。
1965年，战后韩国和日本邦交正常化，辛格浩随即返回故土进行投资，成立了乐天制果，以食品起家并迅速将生意延伸至了旅游、零售、化工等多个领域。
或是出于回馈故乡的心理，据说很长一段时间，辛格浩都将在韩国赚取的利润继续用于韩国本土投资，所以不少政商人士对其都抱有好感。
乐天的丑闻，在2009年正式拉开序幕。
当年，26岁的韩国著名女星张紫妍在家中自缢身亡。这个女星靠拍乐天饼干的广告出道，后来演了《花样男子》。她死时留下遗书说，曾被迫向31人提供100多次性服务，同时曝光了这些人的名单和提供性服务的地点。最吐血的一次是跟4个男的同床。这些男人大多数是韩国有头有脸的人物。
据韩媒曝光，辛格浩和他的小儿子辛东彬也出现在了陪睡名单中。同时，张紫妍正是拍摄乐天旗下零食出道，消息曝光后，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质疑。
尽管在2014年，法院在审理张紫妍一案时，以当事人已经身故无法求证为由，没有对性服务一事过多追究，但此事之后，乐天的形象开始出现严重下滑。
不知是否受张紫妍事件的影响，这对父子的关系也变得扑所迷离，最后演变了一场闹剧。
闹剧的根源，或许要从辛格浩从日本回到韩国投资开始。
他膝下一共有两个孩子，大儿子辛东主，小儿子辛东彬。在培养接班人的过程中，辛格浩让大儿子掌管乐天位于日本的大本营，小儿子辛东彬掌管乐天在韩国的产业。
日本是乐天起家的地方，这样的安排，原本是为了给大儿子“上位”提供便利，但没想到，辛东彬似乎更多地遗传到了辛格浩的经营天赋和头脑，配合着战后韩国经济腾飞，韩国乐天的经营业绩很快超越日本本部，业绩相差甚至超过了10倍
在韩国和日本的文化中，嫡长子历来是默认要继承家业的，但商场如战场，历来都是成绩说话，谁赚得多，谁就有话语权。
如同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太子爷不争气，小儿子很聪明”的剧情，“太子爷”辛东主感觉情况不妙，于是在辛格浩正式放权后，悄悄开始增持韩国乐天的股份，意图为未来争权预置资本。
2014年，辛东主突然被解除了在日本乐天的“二把手”职位，据说，这是辛格浩被人告了密，得知大儿子私底下耍手段想要“搅局”乐天在韩国的业务，一气之下就把大儿子给贬谪了。
当然，既然是“宫斗”，那必须就得有你来我往。
辛东主在被贬出“东宫”后不甘失败，一边积极和辛格浩修复关系，一边告状称弟弟把他在日本乐天的旧部清洗了一遍，意图把韩国和日本的公司都握入手中。
90多岁的辛格浩，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叱咤商场的“老狐狸”，一经鼓动，又想到毕竟是自己的长子，估计是一心软，就跟着大儿子收拾小儿子去了。
在这“你来我往”的过程中，辛东主和辛东彬两人的亲生母亲重光初子，以及辛格浩的弟弟等都深涉其中，搞到最后是两代四人，父母和儿子间反目成仇。
2015年7月27日，辛东主带着辛格浩来到日本，宣布解除辛东彬和日本乐天的几名董事职务。当着媒体的面，他展示了辛格浩亲笔签署的解职令和对他本人的任命书。
而据韩媒报道，辛格浩曾指着辛东彬让他离开乐天，想想也是一个字，惨！
第二天，不甘示弱的辛东彬，对外称辛格浩的解职令没有经过董事会表决，属于无效。同时，他召集乐天日本的董事们召开紧急会议，直接釜底抽薪地解除了他爹辛格浩会长职务，只给了个“名誉会长”的虚名。
这下老爷子彻底栽在了自己亲儿子手里，直接被逼宫出局
没办法，他和辛东主只能返回韩国，自此，父子3人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顶峰。
尽管失去了亲情，但好歹赢得了商战。但这乐天第一人的位置还没坐热，辛东彬就遇上了麻烦，因为这场旷日持久又万众瞩目的家族内斗引来了韩国检方的关注，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乐天公司有大问题。
2016年11月19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结束对韩国乐天集团总部及多家分支机构持续近4个月的调查，决定在不逮捕的情况下，以挪用公款、逃税等罪名正式起诉辛格浩、辛东彬、辛东主等辛氏家族成员共5人以及19名乐天集团前任或现任高管。涉案金额约10亿人民币。
估计是为了给辛家背锅，在韩国乐天干了40多年同时也是“二把手”的李仁源在被调查过程中自杀身亡。
临死前留下的遗书写着：“我对辛家是忠诚的！乐天没有小金库问题。”
但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事恐怕不是他说了算了。
韩国乐天同意与萨德换地的事一出，可谓在我国掀起千层浪。除了国人抵制韩货拒绝购买乐天商品的呼声愈日高涨外，更多人选择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萨德确定要入韩后，乐天在中国的境遇又是如何呢？
为了解乐天在华经营情况的一手信息，《环球时报》记者2月28日傍晚致电乐天中国位于上海总部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对方的回答是“无可奉告”，但马上又补充道，“目前我们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变化”。
然而，当《环球时报》记者3月1日来到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乐天玛特时，发现情况远不像上述宣传负责人说得那么简单。记者进入超市的时间是下午2时左右，身着红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忙着上上下下理货、装货，但顾客非常少，有些长长的一列货柜前，一个人也没有。据记者估算，在这个占地上千平方米的仓储式超市里，当时只有不到50名顾客，看起来还没有工作人员多。
《环球时报》记者和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年女顾客聊了起来。她说，来这儿购物是因为她住得近。周边也有别的超市，虽然蔬菜和肉类等要比乐天便宜，质量也不差，但比乐天小很多。“其实以前来这儿买东西的人很多，最近一阵儿不知道为什么，人这么少。”当记者告诉她“萨德”一事时，她才恍然明白，并表示自己之前不知道这个新闻。
“过完年后，顾客数量差不多就是这样”，乐天玛特一名中年女性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记者继续向她详细询问这两天营业情况如何，这时她警觉起来，并迅速走开。记者再追问，回答已变成“最近我都没怎么上班，不清楚情况”。而当提及“萨德”时，她更连连摇头称，“不清楚”。《环球时报》记者试图与另一名大约四五十岁的工作人员攀谈，她几乎不发一言，从头到尾只说了6个字“不清楚”，“没关心”。
虽然超市门口没有太多安保人员，但《环球时报》记者在乐天玛特切身体会到“严防死守”的紧张气氛。当记者在超市内试图用手机拍摄照片时，立即被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阻止，他甚至要求记者删除已拍照片。当记者原本已在出口位置准备离开超市时，突然发现不对劲，两名着便装的男性工作人员似乎刚才一直尾随着记者。为验证两人是否是乐天的保安人员，记者再度返回超市。
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其中一名男子始终和记者保持15米左右的距离，而另外一人则主动上前问记者：“你怎么又回来了？”在记者的质疑下，他们最终承认自己的确是乐天的保安人员。尽管两人的态度都很礼貌，但最后记者还是不得不在他们的“护送”下离开了超市。离开时，他们似乎依然不放心，向记者问道：“你还回来吗？”
1日上午，《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来到位于沈阳市区的乐天百货。这家商场在2014年建成并投入运营，总投资额高达3万亿韩元，是乐天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店。或许因为是工作日，当天来这里购物的人很少。
杨紫来是在沈阳乐天百货附近工作的一名白领。他1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每天上班都会路过这里。这两天，他发现商场门口的广场和停车场前多了一些保安，虽然他们站得位置并不显眼。“我好奇地去问他们，这些保安都挺警惕，也不说话，就点点头。我进商店看了一眼，1层到6层的百货区以前人就不多，现在看上去更是门可罗雀，收银员都没啥事儿干。我问其中一个人咋回事，她看着我欲言又止，最终也没说什么。”据杨紫来观察，变化比较大的是负1层美食城餐饮区，“这地方以前挺火，有几个餐厅总是有二三十人在排队，但这会儿居然不用排队就可以直接进去。商场营业员、保安都守口如瓶，好像收到什么统一指示似的”。
和乐天百货沈阳店有餐饮合作关系的佟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餐饮区顾客人数因“萨德”风波减少，但周边有许多写字楼和政府部门，白领众多，“许多人不得不来这里吃饭，一时间很难被替代”。
同一天中午，《环球时报》驻天津特约记者来到位于天津河西区文化中心的乐天百货。与北京、沈阳的情况类似，前来这家商场购物的顾客十分稀少，连平时热闹非凡的化妆品柜台也没什么顾客。记者在探访中发现，这里也是走到哪儿都有保安人员在身后“陪伴”。
在乐天百货负1层的超市里，《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一名顾客张小姐，她是乐天的金卡会员，正准备把卡退掉。张小姐之前最常逛的是银河购物中心里的乐天百货，离家近。她经常购买乐天进口商品超市里的韩式泡菜、三文鱼等产品，图个地道和新鲜。
“出了‘萨德’的事挺失望的。虽说理解乐天作为韩企的立场，但既然这么有‘骨气’，做到不赚中国人的钱应该不难吧？”张小姐说，以后不会再来乐天百货购物了，即使卡无法退回。“国家面前无偶像，‘萨德’之后不乐天，希望中国人也能有点儿骨气。”
在另一家位于天津东南角的乐天百货，不少柜台销售人员以女性对政治敏感性不强，或者要听领导安排不方便为由，婉拒了《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的采访。经过一番努力，一些工作人员终于开口。他们告诉记者，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尤其是负责安保的基层人员。他们表示，也明白韩国部署“萨德”对中国的影响，但“为了养家糊口和保持职业精神，只能坚守岗位”。
整个探访过程中，让《环球时报》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小插曲”。记者在乐天超市门口偶遇几名准备购物的韩国顾客，上前希望与他们聊聊“萨德”问题。当其他人以汉语不熟练为由表示拒绝时，一个韩国人突然一脸不耐烦地蹦出了个“gun（滚）”字的发音。错愕之下，记者想再追过去理论时，他们连东西都没买就匆匆离去了。
来源：华西都市报（ID：ihxdsb）和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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