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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钱币，形式和价值各有不同，但其用作交易的功能与性质是不变的，大洋就是中华民国时期货币的别称，又名银圆或银元，指代旧时使用的银质钱币。形状为圆形， 价值相当于七钱二分白银 。

我们经常能在历史纪录片中听到“一万大洋”这样的字眼，甚至有些人家里也会收藏过去时期的大洋，不少人都会好奇，民国时期的 “一万大洋” 到底相当于现在多少人民币呢？

大洋的来历——“袁大头”

在民国时期，正是国门大开，汇聚各方文化、各种领导思想的时代，人们不用出国就能见到上百种钱，除了 “袁大头”， 还有银元 “孙大头”、“鹰洋” 以及清末银元“ 龙洋” ，这四种货币皆有十分值钱的购买力，购置各类物品贴补家用，在市场通用，也为社会大众认可，“大洋”亦是其亲切称号。

然而好景不长，众所周知，清朝灭亡之后，1912年4月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还有一部分是明清时期留存下来的， 中外并存 ，种类繁多，折算过程也十分复杂再加上北洋政府铸币繁复，内外因共同导致民众积怨渐深，极需一个统一的币种减轻压力，与此同时袁世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借助货币改制以期解决军费问题，便决定铸发国币。其头像铸于背面的 “袁大头” 由此而来。

而新制造的“袁大头”成色、重量有严格规定，规格统一易识别，因此很快就被老百姓接受，逐步取代了其他币种，成为流通市场的主币。有了统一的货币， 百姓开始安居乐业 ，积累财富，大洋的购买力在开始民国初期处于稳健状态，但放眼整个民国时期来看，动乱时期的大洋影响力远超过稳定时期的影响力， 钱贵民轻 的现象也缓缓拉开历史的帷幕。

大洋同时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兴衰，反映着一个时代领导人的统领思想，承接着一个时代人民的辛勤汗水，是 一整个时代的缩影 。

大洋的购买力

虽然大洋在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在民国的不同时期所含的价值是不同的。甚至随着通货膨胀，大洋的购买力在不同年份差异颇大。比如民国初期，物质条件匮乏，民以食为天，解决温饱问题是摆在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大洋主要就用于 日常饮食消费 之中，购买力也不会太高，对于一个五口之家并且只有两个劳动力来说，维持基本温饱已是踮起脚尖才能做到的事，更不会将大洋花在新衣服的添置上。

一万大洋可能并不能使大家对大洋的购买力有较确切的认识，一块大洋更能反映当时银元的购买水平，那么 一块大洋在民国时期能买到哪些东西 呢？据资料显示，一块大洋在1912年的北京能买60斤普通大米，或者供6个人吃一顿羊肉火锅。在1931年春天的广州近郊能买25斤大米或20斤豆角。

在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区能买16斤大米，或5斤猪肉，或40个鸡蛋。可以看出，地 域不同大洋的购买力各有千秋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推移，物价逐渐上涨并且涨幅越来越快，一块大洋所能换取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从地域上看，沿江沿海地区粮价又各有差异，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较高，大洋的购买力相对低一些，比如鲁迅在北京定居时，一块大洋能买五六十斤大米，后来去了上海，一块大洋只能买20斤大米。从时间上看， 大洋随着粮价变贵购买力也就越来越低 。

但大洋终归属于“ 值钱” 的硬通货，不论何时何地何人，只要花几十块，一定能买到一堆好东西。如今也仍然存在关于大洋的口头禅和“ 一提大洋给人一种就很富裕 ”的莫名的直接感受。

各时代大洋的购买力各有不同，有时微乎其微，有时相差甚远，社会也随之出现混乱平稳交替现象，人们的金钱观也极易扭曲，即使身处如今和平年代，

也需合理适时的引导，尤其是青少年这一代，正是树立三观的重要时期，理性的金钱观方能使其看得更远，走得更长，切勿因一时得失而犯错。

一万大洋算多少人民币

在收入以万为单位计算的今天，一万元实在是个不太稀奇的数字，那么一万大洋在现今等于多少人民币呢，按之前的换算来看是不是就是天价呢还是也不过平平呢？

从当时的社会物价水平来看，战乱之后的民国正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升工业水平之际，但初建的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物价水平也随之起伏不一。“ 战前一头牛，战后一粒米 ”，1940年代的上海，全面通货膨胀，难以想象，可以说连乞丐都拒收千元以下的法币，如今在收藏博物馆中仍可见到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面额极大上万的纸币。

从老百姓收入水平来看，民国时期重视教育，看重知识文化水平，所以从事脑力劳动的教师、作家、编辑等群体的月工资一般可以达到100-200块的水平，例如文学泰斗鲁迅先生于1919年用了一年的收入即 3500块买了一套院子 ，年迈时工资已经涨到了一年 15000块大洋 ，这也足以显现当时的高知收入之可观，社会地位之高。

而当时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店员等人民的收入大概只有 10-20块 ，只能勉强维持家庭最低生活费用，在现今民国时期的纪录片中仍可见当时普通人民艰苦的缩影，根据1911-1919年期间的物价表，大米大概80块一斤，猪肉大概300块一斤，所以说根本吃不上大米并非夸张，社会上逐渐也就出现了阶层分化。

由此看来一万大洋对民国时期物价以及百姓收入而言不是一笔小数字，比如在花在创业上，利用手里2000大洋租下法租界中的店面，“ 锦江小餐 ”应运而生，也是后来知名的上海锦江饭店。

看上去， 一万大洋能开足足5家这样的餐馆 ，其实不然，在工业领域，如火柴、食盐、烟草、纺织等产业需要几十万大洋的投入才能兴办起来，所以一万大洋在这些面前真的是不足一提。正如之前所说那样，民国时期普罗百姓努力谋生计，饮食方面并不苛求，工业领域兴办自然劳动力成本高出饭店好几十倍。

总而言之，一万大洋对普罗大众来说是一笔巨款，拥有一万大洋的家庭大概处于社会中上阶层，有较优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保证。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计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万，当年鲁迅先生年迈时期的 15000块大洋也就相当于现今的150万人民币 。

但三五百万是在整个民国时期中社会发展相对较为平稳的时间段而言，具体时期的购买力又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物价水平、人民薪资等各方面影响而波动，所以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和人民生活状况去看一万大洋才是有意义的，刻意将具体的数值与 一万大洋 等同起来，不仅无法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也是对民国时代历史理解不透彻的体现。

文/南宫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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