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从“价格”出发，采用非正常的价格竞争手段，并要以非正常的价格竞争手段实现其所谓的“对等”贸易，体现“美国优先”政策，损人又不利己。美国政府以行政干预或替代世界市场的做法，会对基于分工效率原则的全球产供链产生冲击，损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开放条件下的会计恒等式表明，储蓄-投资=经常账户余额，美国要降低贸易赤字，就需要在增加储蓄或减少投资方面做文章。减少投资，经济创新和增长动力就会下降；美国人长期存在低储蓄倾向，私人储蓄率能维持在6%左右就不错了。1959-1990年美国私人储蓄率年度简单均值为11.0%，1991-2024年度简单均值下降至6.0%。如果剔除疫情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带来的储蓄率扰动外（2020-2021年储蓄率分别为15.1%和10.9%），1991-2024年度简单均值进一步下降至5.6%，而2022年以来的年度最高储蓄率只有4.7%（2023年）。美国政府更是入不敷出，每年都有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占GDP的5%以上常态化。2024年11月美国现任财长贝森特曾提出，到2028年将美国财政赤字压缩至3%，姑且不论是否可以做到，但还是赤字。
靠增加储蓄、减少投资来获取经常账户平衡，对美国来说，不改变不喜欢储蓄的习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进一步考虑到，美元国际货币体系通过贸易逆差来输出美元，美国人也不愿意放弃现有美元货币体系的“过度特权”，走自己增加储蓄、减少投资的路来获取外部平衡。
美国人就把目光聚焦在外部，从伯南克的“过度储蓄”到耶伦的“产能过剩”，都是在一味指责外部（尤其是东亚以及中国）。你们储蓄太高了，要增加消费（尤其是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你们生产的东西过多了，在向世界出口倾销“过剩产能”。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人开始关注全球化分工效率所致的一般制造业的“空心化”问题，从奥巴马时期就提出了制造业回流，增加美国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降低从外部进口，从而实现增加就业和降低外贸赤字的双重目的，但是效果甚微。
问题是：国际市场作为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消费者考虑的是产品的性价比，同质商品只能在全球价格最低的地方生产。
靠降低生产成本等正常性的价格竞争，一般制造业的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优势，甚至挖掘的潜力也很有限。
目前美国私人非农企业员工时薪接近36美元，每周工作约34小时，那么年薪近5.9万美元。我们简单以人均GDP（市场美元价）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美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发展中国家的8-10倍，而美国私人部门年薪大约是发展中国家的12-15倍，甚至更高。因此，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价格竞争力。以OECD的数据来看，劳动力工资（成本）/劳动生产率美国也是比大多数成员要高，美国产品的价格高，国际竞争力不足。
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想到损人不利己的直接办法是，既然自己产品价格降不下来，那就让其他国家产品价格上升，降低外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美国现有的工资-劳动生产率状态下，短期中美国没有提高美国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好办法。美国政府有关芯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禁售是为了想在长期中保持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优势，降低美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劣势。
那么，
非正常的价格竞争就成为美国政府增加美国自身供给能力或者降低外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选项
。
从历史上来看，提高国外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的工具有：
（1）汇率。
历史上美国多次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降低其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1985年的“广场协议”；近期传闻中的“海湖庄园协议”等。美国财政部每年都会公布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汇率政策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