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兴诚：我们的收藏怎么陷入了险恶环境?

西周  凤鸟纹玉琮

　　那么，到底甚么是文物呢？我们该如何来看文物的价值呢？

　　文物，就是文明的产物及遗迹。那文明又是甚么呢？

　　以前的人定义文明，经常流于名词堆砌、不知所云。其实真正要了解文明，最好的方式是设想，假如没有文明，我们过的会是甚么样的生活？ 野生动物的世界是没有文明的;因此看看野生动物的生活，就能了解没有文明的世界是甚么样子 。

　　从许多动物影片我们可以看到，自然虽然极端美丽;但是对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动物来说，自然却是个可怕的地狱。即使贵为狮王、熊王­，妻妾成群，一旦年老力衰，立刻会被年轻狮、熊逐出社群，除了自己走向孤独饿死之途，子女也将惨遭新王屠戮。野生动物是食、性的奴隶，生活条件又极端险恶匮乏;因此必须绝对的自私，绝对的诡诈，绝对的残忍，不容任何慈悲。早期人类与猿猴分开、独立演化以后，也过了数百万年这种禽兽般的地狱生活。

　　了解了野生动物的地狱生活，人类生存的意义，应该就是努力去「挣脱地狱、自建天堂」。文明就应该定义为这个努力的过程跟成果。

　　人类要挣脱地狱，自建天堂，必须不停地创造。一要发展科技，满足物质需求，二要发展伦理与宗教，以转化损人利已之本性，三要发展艺术，让人得享生活乐趣。这个艰难伟大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有时似已绝望，幸又雨过天青。

　　前面说过，文物是文明的产物、遗迹、或是证物;有些文物，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让全人类都可以藉之缅怀过去、激励将来;因此具有重要的普世价值。譬如发现于坦桑尼亚欧督歪峡谷(Tanzania Olduvai Gorge )的一块石制手斧，证明120-140万年前，早期人类已经能制作石器;这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又如中国明代早期发行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是人类早期使用非金属货币的例证;对人类货币、金融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也是属于全人类的重要文物。

　 不了解文明的伟大意涵，或者对科技、宗教、艺术都不感兴趣，就很难体会文物的价值。像上面举的两个例子，可能不少人会说，一块烂石头、一张旧纸币，能值几个钱啊 ? 不错，有些重要文物，因为大家不懂其意涵，没有市场与需求，因此「不值钱」;也经常因为这个原因，受到破坏、摧毁。巴米扬大佛，就是不幸的例子。2001年，塔利班(Taliban)徒众决定毁掉阿富汗境内的一切佛像，于是用炸药，炮弹跟机枪，把两尊有1500年历史的大佛完全摧毁。由此可见，一个短视的、无知的、区域性的文化，经常忽视甚至敌视整个人类的文明遗产。

　　埃及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长达三千多年的法老王国文化，在公元前343年以后，就陆续被泛希腊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土耳其鄂图曼文化所取代;以至于法老王国文化被湮没在黄沙之下，两千多年间，只有盗墓者加以闻问。由于对文物的无知，无数被盗的文物都被「废物回收」还原成其中包含的金、银、铜等金属，而从人间消失。著名的罗赛塔石碑(Rosetta Stone)，原已沦为修城的建材，于1798年被法国人发现，旋即落于英国人手里，从此存放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这块石碑刻的是以旧希腊文与古埃及象形文对照发布的政令，发布时间是公元前196年。英、法考古学者针对两种文字作比对研究，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也因此全面揭开了古埃及文明的面纱。

　　近年来埃及人不断要求英国归还罗赛塔石碑，但遭到大英博物馆的拒绝，成为一个显著的、有关文物归还(cultural repatriation)的争议。赞成文物归还者，认为文物归还原「产」地，才能与原有时、空搭配，让人更容易了解与欣赏。反对文物归还者则认为，文明遗产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埃及目前的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跟原来的埃及古文明已经断绝其传承，不见得会珍惜这些文物;要求归还，只是为了增加观光收入，其目标是短视的。而且文明不够先进的地区，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习性仍深，经常陷入动乱，对文明遗产的保存及参观都不利。最近埃及陷入内乱，马拉维博物馆遭到暴徒洗劫，1089件文物中有1040件被掠走，几具木乃伊被烧毁;叙利亚陷入内战以后，许多重要的文明古迹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战火的破坏;因此反对文物归还给未开发地区，有一定的国际支持。

　　中国跟埃及是完全不同的例子。人类四大古文明，为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文明;除了中国，其他三个古文明在公元前都已断绝;唯有中国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从三千年前开始，中国使用的象形文字未曾中断，只是经过不断的简化而已。不过中国人熟悉自己的文明，未必就懂得保护、珍惜。有时就是因为大家太熟悉传统，受它的影响太深，以至于近代中国的改革者经常把传统视为进步的障碍，欲除之而后快。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

    新中国头三十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抨击非常严厉，连带的一些传统生活方式，包括对传统文物的喜好与收藏，也被认为是封建腐败的，遭到全面禁绝。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才逐渐恢复了对文物的收藏。

　　如同本人一开始所说，收藏导致一些文物价格在短时间内飞涨，让许多人以为收藏可以一夜致富，于是出现乱买狂买的现象。其实中国大陆过去私人所藏的文物，在文革期间早已被清除一空，所以市场几乎没有供给可言。面对急速增加的需求，赝品乃趁势而起，大行其道。

　　▲“赝品”博物馆热力图，红色为重灾区

▲文物造假版图分布　　

　　2012年3月，中国雅昌艺术网站公布了公布了一份「中国文物造假版图」，列出了各种文物在各地造假泛滥的现象。该网站指出:「中国亿万农民大军是主要的作假者，与做旧大师、古玩交易商、收藏家及拍卖行组成了产业链。中国8000万到一亿个普通收藏家是被害者，还有无数的赝品流到海外」。

　　其实赝品的受害者并不只是「普通收藏者」，像金缕玉衣赝品事件的受害者，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五位顶级鉴定专家。此外2011年1月，中国某拍卖公司以2.2亿人民币的天价拍出一件所谓汉代的玉料梳妆台，还包含一件玉凳。这套玉家具是经过周南泉先生鉴定为真的，可是来年却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周先生可说是中国古玉鉴定的权威，着有『中国古玉断代与辨伪』等书，还负责为中国各大博物馆所藏古玉做鉴定与分级。可是这套玉家具确实疑点重重。一是汉代人席地而坐，并不使用凳子，二是汉代未曾见过如此巨大的玉件(127.3 x 81 x 47.8cm，重 265.2公斤)，三是出土的汉代(东汉)类似家具的玉座屏，尺寸不过高16.5，宽15.3cm;只是一个小摆饰;此外整个东汉、西汉都未曾出土过任何玉料制的家具。

拍出2.2亿元的“汉代玉凳”

　　周先生面对质疑，依然坚持此件玉梳妆台为真品;他说鉴定结论是从玉质、沁色，包浆、工艺、纹饰和用途、造型所得出的。不过，鉴定古物最重要的方法，是看其艺术风格是否符合时代的特征;此件梳妆台繁复琐碎、俗气非常，与西汉玉器的矫健生动、东汉玉器的神秘飘渺，风格全不相符。况且此件玉器的制作人都已经承认赝品是其所制，周先生竟以此制作人「爱吹牛」来响应质疑。

　　今天中国的赝品制造，论规模可以说铺天盖地，论实力可说是有组织、有财力、有技术、有专家，论野心已经不以模仿几件真品来赚小钱为足，而要「创造」新品、「成套」推出，以获利千万甚至上亿为目标。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收藏一定要以「有罪推定」为原则;换句话说，看见所谓文物，必须有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纵放一件的警觉心;只要有一疑点，即应加以否决，否则必中作假集团之圈套。像汉代玉制梳妆台疑点如此之多，首屈一指的玉器专家居然不加怀疑，鉴定标准如此宽松，令人费解。

    鉴定专家标准如此宽松，无怪就另有「专家」表示，「有人说现在收藏家收到的95%是假货，我看正好相反，其实95%是真货」!这位「专家」所持的理由是:「作假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和5000多年来产生的文物总量相比，毕竟是个极小的数目」。这位专家大概没听过文化大革命，也不知道破四旧是干甚么 ? 居然在谈「5000多年来产生的文物总量」。他大概也不知道中国有亿万农民大军在做假，以这么多人生产赝品几十年，竟然会是个「极小的数目」？

　　再就所谓「5000多年来产生的文物总量」来说，今天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中国跟埃及一样，盗墓之风自古至今未曾断绝。举个例子，1983年发掘的广州南越王墓墓主是赵昧，其祖父赵陀是南越王的开国者。三国志里有记载，孙权听到赵陀墓里多异宝，于是发卒往掘，未果。赵陀的墓逃过孙权的盗掘，但赵陀曾孙赵婴齐的墓就被孙权的人找到而劫掠一空。

　　1928 到1936年，李济、董作宾等先生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的时候就发现，晚商十一座王墓基本上在宋代或以前就已经被挖掘一空(可能是官方主导挖掘，未必是盗墓);殷墟考古所发现的遗物都不是在墓室里，而是在墓道旁边发现的。其中牛方鼎、鹿方鼎可能是太重、太大，以前的人搬不走而幸存下来。1939年在安阳五官村被农民吴培文发现的司母戊大方鼎也是王墓里的东西，其能够幸存的原因应该也是太大、太重，达875公斤，古代盗墓的人搬不走。

　　1976年，殷墟妇好墓被发现，起出各类陪葬品超过1900件，其中青铜器总重达1.65吨，有铭文的青铜礼器即有190件。妇好墓并非王墓，其墓室容积(5.6米x4米x7.5米)与西北岗殷墟1001号商王墓室容积(18.9米x13.75米x10.5米)相比，只有1 / 16。如果陪葬品数量与墓室的容积成正比，则每一商王墓的陪葬文物应在万件以上，殷墟十一座商王墓陪葬文物即应超过十万件。

　　中国历朝无数的陪葬品被盗掘出来，可是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数量惊人的这些被盗文物哪里去了呢 ? 可想而知，因为对文物价值的无知，中国跟埃及一样，大部分文物都被「废物回收」了。含金、银、铜的文物，被还原成「有价金属」，玉雕被改雕成为更「流行」的样式，石雕被拿去当「建筑材料」。不仅民间这样做，富有天下的皇帝也常这样。例如五代周世宗柴荣曾「悉毁天下铜器、佛像以铸钱」，明朝崇祯皇帝也曾大量熔毁宫里旧藏的青铜器以铸钱或制造武器。上海博物馆有一些商周青铜器，包括一件48公分高的商代牛头兽纹尊，是70年代在上海冶炼厂的废铜中捡回来的。如果不是马承源馆长特别机警，这批铜器将永绝人间。上海如此，别的地方则没听说有如此抢救文物的情形;由此可以猜想，在文革中有多少文物遭到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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