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并没有。但是，制造一场论战却是一个“新清史”神话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在被固定为“新清史”的精神领袖形象之前，罗友枝是一位杰出的早期现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史家，她总能在这些领域中开辟出新天地，例如探索清代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萌芽”（sprouts of capitalism）问题，还有识字率、阶级和性别的问题，以及证明清代帝制文化连续或中断的物质证据，今天她则引导着为东北亚的比较和跨区域史研究奠下基础。她的研究旨趣在满洲人与满语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她对16-20世纪早期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趋势的广泛兴趣所致，也正由于研究成就的宽度，罗友枝被选为AAS的主席，并在1995年的会议上发表了她的主席演讲：《再观清代》（即后来发表在《亚洲研究》的《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
她在文章开篇引用了30多年前何炳棣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以一种大部分听众都不会陌生的方式评论道：“在此之后，由于受到当代民族主义和族群问题的直接影响，学者们对清朝统治的性质和重要性经过了几个重要的转变”。随后，她继续报告这个领域的状况。在一个最开始的冗长段落中，她详细说明了外国学者使用满文档案情况的变化，提到最近许多源自或深受这些满文档案影响的出版物。在随后的一长段中，她提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取向的变化，以及这种新取向对欧亚大陆东部悠久历史的“非汉”（non-Han）文化及征服政权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变化的益处。她对这些政权中的征服精英们的坚挺存在（而非消失）给予了过分溢美之词，并且回归到清朝的特殊性，进而将其视作一个“多民族帝国”。
在倒数第二段中，她描述了20世纪早期出现的将这些征服政权的文化历史掩盖或边缘化的汉民族主义叙述的影响。她提醒听众们注意何炳棣在1967年的观察，即清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并以一个很简单的评论结束演讲：由于我们发现了新的清史材料与观点，因此中国这最后一个帝国应值得继续得到我们的重视。她没有基于任何特殊的材料或观点为任何研究提出特别的主张，而且预言长期以来即便是最新观点也不会否定的“在未来30年将继续使我们重新认识清朝历史的重要性”。罗友枝当时主张，尽管清史研究的方法或许发生变化，但清史自身会持续保持其重要性，还将被赋予新的活力（这是一个对该领域中存在的很大一部分主张清史研究已经完结、可以被弃置一边以便于人们能将研究精力集中在20世纪的人的信号），发言题目已恰如其分地预示着她的观点。
谁将为这一份描述研究领域状况、并以强调清史研究持续的重要性为高潮部分后结束的报告而感到不快呢？我们都相信何炳棣（2012年去世）因罗友枝的演讲（恭敬、反复地回忆了他1967年的论文）而暴怒，以致于在1998年发表了《捍卫汉化：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一文。对于一个当时身体状况较为糟糕的老人而言，这篇文章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何也正是由于其卓越的研究和写作伟业而闻名。这篇自称的“反驳”以一个比较刻薄的评论开篇，即罗友枝错误地以为他在1967年的发言是主席演讲，实际上，何提醒他的读者们，他的AAS主席任期是1975-1976年（他也是第一个屈就为AAS主席的亚裔）。有趣的是，正是何自己决定要全力维护“汉化”（Sinicization）。罗友枝对“汉化”的个人评论仅仅基于两个间隔较长的论点：她引用了何在1967年的观点，“清朝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早期统治者系统性的汉化政策”——何实际上在这篇回应中确认、反复强调其为主要论断——还将其归功于包括何在内的建立这一论断的其他历史学者们，这后来成为费正清与芮玛丽对近代中国史解释的重要部分。罗友枝继续说道，较新的解释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罗友枝在结论中很简要地回顾了“汉化”，称“该论断是说，进入汉族地区的所有非汉民族最终被汉文化所同化”，指出这是“20世纪汉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的诠释”。
罗友枝的演讲是在说历史编纂学的潮流（historiographical），我到今日也没见到有人批判说她的报告是错误的。她描述的正是1995年的学术趋势，而她也非常恰当地承认何工作的方式创造了一个讨论清朝成功性的参照物。例如，罗友枝曾指出，何将“汉化”作为探索清朝成功性的假设只是在当下学界不再流行了，但并不意味这就是错的。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何炳棣似乎认为罗友枝的话实际上是针对他本人或他的“论断”，因此在这篇“反驳”的开篇，将她的演讲简单地说成是对他个人的“攻击”，他不悦地反驳罗友枝对其有关清朝遗产的多面理论的片面关注，以及她对其有关汉文明起源通论的缩减表述。
罗友枝要如何、且为何应将她针对1996年清史领域状况的演讲变成对何炳棣有关清朝历史观点的冗长、细致的考察呢？他主张的观点已多年没有影响力了——这没有谁去解释过。在何炳棣的回复中（尽管标题没有直接指向罗友枝的整体演讲，但是他对一些段落给予了严重扭曲的重视），他表现出对近期出版物的精细了解，惊讶于他所描述的某些人已不再在这个领域中了。在读文章时，我很惊讶当然也很荣幸地发现何知道我的所有事，就像我这一代的同辈一样，我从刚知道他起就非常尊敬他。但是，尽管何表面上对近期英语学界有关清史研究的名字与题目的知识非常丰富，但是他对内容的了解似乎是有限或缺乏的。
罗友枝对批判“汉化”的祈求，就像我已经表述过的那样，并不是她观点的全部，而只是征服政体（特别是清朝）中精英身份的问题。对英语学界中“汉化”使用的批判，并非在否认来自汉人的语言、习惯和制度随着时间被邻近或间隙的民族所采用。这是第一次对过去将身份归约为非满即汉的过分简化的观点表现出不适。同时也质疑“汉化”的使用，暗示中国历史上这些变化并不是世俗的“同化”（assimilation）或“涵化”（acculturation），而是一种无需明显的军事或经济介入而只通过魅力超凡的汉文化就将欧亚东部广阔的文化进行转化的特别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费正清学派的话语中，“汉化”被暗示为一种基于某些除汉人的经济和军事存在的物质霸权以外事物的历史过程；言外之意，就是除了不能解释的汉文化的力量之外，关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1800年间中国非凡的领土扩张问题没有能提供任何解释。简单来说，对“汉化”的批评是因为它用一种文化转化的神话取代了同化和涵化的过程，使得真正的复杂性、演变及同化和涵化的局限变得模糊不清。而产生自英语学界的对“汉化”批判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对历史上中国奇迹般的疆域扩张的最佳解释是什么？到底是通过经济霸权、边疆殖民和军事征服，还是汉文化的魅力？
简而言之，截至1995年的对“汉化”的批判，只是同属于那一时期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概念与词语的简单的副产物。未能察觉这一点的唯一原因是，在阅读罗友枝的演讲及随后文章时，完全脱离了其所出现的学术语境。但是，何在1998年的回应则表明这样一种误读在当时是可能存在的。他的文章是对汉文化传播的长时段的叙述，完全与罗友枝曾提到的清史研究中对“汉化”的批判无关。这份使人印象深刻而且十分有趣的历史复习就像它的开头一样远离了依据，“罗友枝也许更应该有益地开始探索目前汉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进化作用——既然当代中国忙于重新界定其与西方的文化关系，汉化就与西化和现代化有了新的关系——而不是随便地、舒适地安于时下时髦的‘文化批评家’流派，机械地用空论代替学识和历史的观察”。回顾过去，人们深感如果何没有试图杀死他基本错误描述的历史趋势的信使，而是真正理解罗友枝在演讲中提到的“汉化”，这对他将是多么有用处啊！
罗友枝从未回应何炳棣的指责。他们之间没有辩论，没有战争，除了何攻击罗友枝没能专注将本来传达研究现状的主席演讲奉献于重复他的有关清朝扩张的理论之外，没有任何事情。为什么，在今天，一些中国的历史学者热衷探讨论战这一与罗友枝和何炳棣两人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并将其与“新清史”联系在一起呢？
很显然的答案是，这是神话制造（myth-making）的一部分，是批判“新清史”的基础，而罗友枝的演讲与何炳棣的“反驳”被视作基础文献。这部分解释了整体“新清史”观念的空论基础。当时罗友枝是在报告英语学界的历史编纂学，包括它的材料与趋势，而何所报告的是他所视作客观历史的东西，他想象着能以某种方式使罗友枝所言的内容无效作废，但实际上两者并无关系。但是在制造某种“新清史”的档案或理论基线的需求之外，仍有一些其他在继续进行的事情。现在已有历史学者发现继续歪解罗友枝的演讲的必要性，这有助于补充虚构的“新清史”的主张并且反驳它。
在这些反“新清史”潮流的最新补充中，有一篇是徐泓教授发表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它与早前李治亭和钟焓的风格不同（注：对这两位学者的具体遣词评价请去看原文，我在这里不译了）。他写得十分冷静，提供了许多有关确实发生在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信息。我认为在近期的诸多文章中，这篇能真正体现出作者关于中美历史学者间有意义的历史交流的兴趣。不幸地是，在摘要部分幻想就出现了，我们被告知“新清史”起源于罗友枝对何炳棣在1967年文章的攻击；我们然后被告知在2000年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术界加入论战，论证剧烈而白热化。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它将检验辩论中使用的学术规范，以避免非学术意气。
听起来不错，但如果基本的神话已经被毫无保留的接受，所有的这些客观性又将如何实现呢？
这篇文章提供了很多源自美国和中国学界的极其可信的特征描述，包括美国学界对民族主义的怀疑态度，以及1989之后美国内有关中国人权的焦虑（徐并未做出具体解释）。这篇文章提到了定宜庄和刘小萌，将他们视作主张客观回顾西方学术以认识到其诚实优点的案例，尽管西方学术中的其他部分被无视或被拒绝接受了。徐能言善辩地描述了当下治中国史的中国学者的困境，仍然要依赖于西方产生的历史变化的概念，“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
问题在于，当徐试图将这些观察及大量细节汇集成一描述“新清史”背后政治动机的宏大理论时，我们迅速地步入了一个充满了错误假设与逻辑匮乏之域。
徐在文章开端调用了一些基础文献：罗友枝在1996年，以及卫周安在2004年发表在《国际历史评论》的文章，使那些读到他的中国学者们天真烂漫地以为“新清史”是一个实体，而不是作者的历史编纂学的构建。然后，徐认为何在1998年的文章通过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直到而且包括满洲人在内的非汉征服王朝确实采用了汉人的传统与制度，由此指出许多罗友枝的“观点”中的“失真之处”。然而，徐要么是没有意识到在何对罗友枝的“歪解”中没有说出任何反汉化批判的实际内容，要么就是没有找到能向读者指出的原因。
他也不懂美国学界的规矩。在一个可怖且自命不凡的段落起始，他写道，“何炳棣批驳罗友枝之后，罗友枝并无回应，其他学者亦无多大反响”。这是正确的。我们从来不回应不喜欢的书评，除非在很罕见的情况——就像发表一篇反驳自己不喜欢的AAS主席演讲一样罕见。我们试图尽我们所能地沉默容忍辱骂，这是一种文化。何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在那时已经退休了，而且身体状况不明，本将是最后一个反对其他其他学者表现出愤怒的人。我们都知道即便是天才人物都可能有糟糕的一天，制造出笨拙而无关紧要的事物，就像何在1998年一样。只有一些粗鄙的人才会通过进一步激怒他的方式强迫何他变得更为奋力激动或可能同样去做专题演讲。而任何的回应宁愿要短促一些，基本上，“这并不是我们在讨论的东西”。
徐收集到的文献还包括郑小威的文章，“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还有Lynn Struve主编的论文集，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2005，徐认为这是一本讲“新清史”的书，没有说明原因）——令人惊讶的是，徐并没有提到真正的“新清史”的著作——欧立德（Elliott）、米华健（Millward）等人主编的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2004）。总体来说，与其他相比，似乎徐这篇文章因为参考书目的古怪而更引人注目。在遗漏掉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一书后，徐明显困惑地评论道，“似乎西方学界的‘新清史’论争已沉寂下来”。他的话使人感到疑惑。
徐接着注意到他所认为的后何炳棣时代的何炳棣主义的强波。其中以赵刚的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Reinventing China”（请参考我先前对文中忽略dulimbai gurun中国的复杂性的评论）为开始，随后是黄培在2011年出版的专著，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1583-1795。后者是另外一位卓越学者的出色著作，被徐认为是试图综合处理新清史视角，并且修正新清史的放肆主张，即清帝国保留了满洲特色。
徐注意到欧立德因为这个原因而对黄培进行批判，对徐而言这意味着美国新清史家与中国何炳棣主义者之间又发生了一场进行中的辩论。欧立德写给黄培的书评，发表在《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上。从某些方面来看，我认为这是很不幸的事情，特别其中是肯定了罗友枝与何炳棣之间有一场论战，而他的假设——与徐很相近——“新清史”确有其事。像徐一样只阅读过不完备书目的学者只需要读这篇书评（就像徐所做的一样），就会认为所有的美国学者被卷入了这场戏剧性的争论，并且排着队急切地想将手上的球砸向何炳棣、赵刚和黄培等任何其他向学术潮流警察提出挑战的人。
实际上，欧立德的书评是针对黄依赖于近期学术作品与他同时存在的观点（关于这些方法并没有特别有用的地方）之间矛盾的谨慎分析。不过徐对这篇书评的看法有一些要讨论的地方。徐相信（在我看来，因为他读美国的学术作品还不够，尽管他已经比他的同事们读得要多多了）美国的清史专家只根据他认为属于“新清史”的征服、“族群主权”的满洲人、满文档案、飞地、族群敌对等等来思考问题。他还把欧立德的书评读成了辩护，意味着被挑战其“新清史”方法的美国学者将会诉诸于僵硬顽固的被具体化的罗-何论战，或一个“新清史”学派，并且声明“新清史”产生的巨大的新发现。对徐而言，这表明他对美国学者有关清史的态度的特征描述说到了点子上，他的批评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