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主持人，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李资政，今年是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30周年。您从一开始就与李岚清副总理共同担任联合协调理事会主席。那么，30 年后，您对这个项目有何看法？它是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的良好典范吗？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李显龙（国务资政）：回顾这30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这是新加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第一个政府间合作（G-to-G）项目。这个项目级别非常高，支持重点突出，目标非常明确，符合中国当时的需要。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正在尝试发展高质量的商业环境和投资设施，正在寻找吸引跨国公司（MNC）投资的方法--“如何促进它们？”、“如何与它们打交道？”，然后是 "它们进入后如何照顾它们？”
于是，我和李岚清副总理主持联合协调理事会，开始了这项工作。后来，联合协调理事会变成了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JCBC），它不仅负责这个项目，还负责新加坡和中国之间许多其他重要的合作项目。从这个项目开始，我们去做了第二个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然后去做了在重庆的第三个项目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即 “海陆互联互通”，一座连接中国西部与南海北部的陆海通道。此外，我们还有“中新广州知识城”项目。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讨论了对双方都非常有意义的实质性建议，发展了合作、友谊、互信和理解。双方还从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中获得了实质性的利益。例如，在中方看来，苏州工业园区是一个旗舰项目。在全中国，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标志性项目。人们从中国各地前来参观。他们看到这个项目，首先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他们提出想法--"怎么做”；第三，他们回到自己的省份、自己的城市、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以各自的方式应用这些想法。因此，我认为，中国各地的项目都从我们在苏州取得的成就中汲取了灵感。除此之外，苏州工业园区本身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事实上，苏州工业园区现在的面积可能只有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因此，我认为中国方面受益匪浅。
在新加坡方面，我们也受益匪浅，因为这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声誉；我们知道如何与中国人合作，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好，我们可以把项目实施好，我们的想法可以行得通。
李慧玲：但一开始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李显龙：当然，一开始是很有挑战性的。双方的文化不同，互不信任，我们不得不做一些相当困难的事情。例如，当我们为项目准备土地时，项目团队说：“我们想把土地抬高一米，因为靠近长江，时不时会有洪水，我认为这样更安全”。但这不是当时中国的做法——洪水来了，你就得面对，他们已经学会了这样做。但我们的项目团队说 “投资吧!虽然时间会更长，成本会更高，但一定会有回报的"。我们照做了。几年后，碰巧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洪水，我想每个人都很高兴预先完成了这项工作。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困难，因为最初我们是多数合伙人——新加坡占60%，中方占40%。当你在做这样一个项目时，你需要进行多次讨论。你必须能够互谅互让，而8并非所有事情都能根据合同确定下来。而当主要合作伙伴是外国合作伙伴时，中方很难在政治上说，我会做这样的调整，这只是整体合作背景下的一个小让步。因此，我们进行了多次艰难的对话。最终，我们通过说："不，你们占 60%，我们占40%，你牵头，我认为这样你们更容易工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认为政治上的困难减少了，实际问题得以解决，项目得以推进。年复一年，中方在该项目的领导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而我们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更具支持性的角色。但该项目仍在不断发展壮大，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它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如今，它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从15平方公里起步。我们曾计划分三个阶段开发，最终建成80平方公里。今天，苏州工业园区的面积约为270 平方公里，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规划。项目也在不断发展，有了高科技项目，有了研发项目。我们在那里有学术机构和大学。我认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应该在那里设有机构。它与时俱进。
因此，作为自豪的父母，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苏州工业园区—这是他访问江苏省的第一站—他说他对苏州工业园区非常满意。我最近没有去过那里。下个月我将去那里庆祝苏州工业园区成立30周年，我期待着看到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