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扎堆退学，不想做高学历“牛马”了

中国研究生教育正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点。2025年，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再次呈现下降趋势，而社交媒体上关于“博士学历贬值”的讨论愈发热烈。2024年被一些人称为“博士学历断崖式贬值元年”。在社交媒体搜索“退学”，不难发现许多博士生选择退学的故事。

一位医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仅一个月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学：“我认为这是及时止损，不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转变。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来说，他们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是成熟的成年人。他们有权利独立做出决定，开启自己的“真正人生”。如今，他们终于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放弃”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

许多博士生在硕士毕业后自然而然地继续深造，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本科生考硕士的过程中。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准备好投身于深入研究或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他们往往是因为周围人的影响而选择考研。硕士阶段常常被视为一个尴尬的过渡期，既不像本科那样基础，也不如博士那样专业。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时深刻体会到这一点：硕士项目常常被看作是学校的盈利工具。

那些直接从本科进入哥大的学生被视为“嫡系”，而博士生则因献身科研而往往获得奖学金。相比之下，硕士项目速成且收费高昂，学位获取相对容易，这使得英美国家普遍存在对“水硕”的质疑。因此，选择攻读博士学位应当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把学术作为志业”。从事研究不应仅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应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内在追求。如果没有真正的兴趣和渴望，那么漫长的博士生涯可能会变得异常煎熬——一旦博士毕业却需要转行，其代价将是非常高昂的。

在当前国内学术界，博士生普遍面临科研动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各大学规定博士生必须完成课程、毕业论文并发表数篇C刊文章，以塑造“学者”形象，但许多人在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仅凭考试能力就选择了读博。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康庄大道。媒体常报道“青椒”（青年教师）的困境：博士毕业后进入高校的竞争压力巨大；即便是北大清华的博士生，也难以在985高校任教，很多人只能去二本院校。大学作为“甲方”，变得异常挑剔，许多院校实行“非升即走”制度：几年内必须完成考核、晋升副教授，否则可能失业。

这种体制化的学术生产使博士生自嘲为高学历的“牛马”，为了升职积分而发论文、申项目，在学术生产线上充当螺丝钉。一个博士最重要的原创能力本应被重视，但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不得不努力融入圈子文化、拜码头，因为发表权往往掌握在老一辈学者手中。尤其在文科领域，随着大量人员涌入，研究领域已高度细化；许多人的研究工作只是在钻营所谓的“学术增长点”。一个人的研究成果往往只有少数业内人士阅读和引用，在大众和社会中几乎毫无影响力。这段内容更正和改进后更具吸引力和可读性：首先概括了国内博士生的普遍问题——科研动力不足；接着指出了他们面临的困境——高校竞争激烈、晋升压力巨大；最后揭示了 体制化学术生产带来的问题——原创能力缺失、圈子文化盛行、研究成果影响力有限。整个段落逻辑清晰、语言流畅、观点鲜明。

当他们踏上这条学术之路，心中尚存一丝对未知的渴望，每当阅读前辈大师的著作时，心中仍会涌起激动的波澜。然而，当他们自己提笔书写时，却发现文字显得如此生硬和不讨喜。在寂静的夜晚，他们回顾一个学者最初的梦想和热情，怎能不感到一丝失落和沮丧？环顾那些前途未卜的年轻学者们，还有几人能保持那份青春的活力和光彩？他们被迫变得功利、世故，行事谨慎而拘束，这种生命状态令人感到忧虑。

获取博士学位并非痛苦的终结，而是一段更漫长挑战的起点。我认识的年轻学者们，他们鲜有真正快乐的时刻，常常处于压力之下，小心翼翼。例如，一位成都大学的青年教师在社交媒体上轻描淡写地抱怨了一下微薄的工资，却迅速接到了学校行政部门的电话，要求他进行谈话——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中，创新的火花难以迸发。许多博士生选择放弃，是因为他们预见到了前方路途的艰难。他们意识到国内博士生的过剩现象。

自1998年高校扩招以来，压力逐渐传递至博士层面。本科生考研、硕士生考博，许多人这么做是为了逃避竞争压力，但这只能推迟而非避免“最终时刻”的到来。在我看来，中途退出并非坏事。社会应该将博士学位授予那些真正渴望投身科研并拥有内在动力的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让那些能够提出创新想法的人去从事研究工作，而不是制造“学术工厂”或“学术界的富士康”。对个人而言，如果不想从事科研工作，完全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可以拿着你的硕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在人才市场上寻找一份工作。即使选择送快递这样的工作也未尝不可——只要那是你的选择，并能让你感到满足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