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连环画里《魏征与唐太宗》封面
文 | 谌旭彬
一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仅三月的李世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由大部分要臣参加的御前政论会议。会议以“自古理政得失”为主题，希望找出一条适合本朝发展的路线方针。
刚从关东地区巡视归来的魏征，在会上信心满满：“饿极了的人很乐意吃东西，大乱后的百姓更愿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圣哲的教导行事，几个月就能见效。要是两三年才见效，那是失职。”
名儒封德彝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浇薄，故秦重法律，汉崇霸道，不是秦汉之君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驳斥道：“魏征一介书生，不识时务，相信他的邪说，必会祸乱国家。”
这场著名的辩论，魏征似乎获得了胜利。许多年以后，唐太宗曾有感叹：“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全是魏征的功劳。”又过了许多年，在史书中，魏征这个名字，与“贞观之治”捆绑在了一起。
史书做出这种捆绑时，忽略了这样一串数字的存在：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一串的数字背后，是另一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漫长的800年，几乎永恒不变的数字。
要理解上面这串数字的涵义，下面这串数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
在这一串数字的背后，是另一串灾难性的名词：秦末大乱、绿林赤眉之乱、黄巾之乱、隋末大乱……
二
历史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作着殊死搏斗。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是有限的，农作物亩产也一直没有质的改进。无论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莽时代的大骚乱，未必是“王莽暴政”的结果。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随着生殖力的提升，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几乎没有提升。
王莽花费半生来经营一个帝国的精神文明，但这解决不了生殖力提升所带来的生存问题。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先反对王莽的是农民，知识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弃他而去。他满足了知识分子对“三代之治”的想象，却满足不了草民的肚皮。事实上，生殖力提升所带来的流民问题，在王莽之前，已困扰了汉帝国近百年。
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大规模的农民骚乱再次爆发。仅仅用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是无法解释这场骚乱的。
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番薯、玉米等新农作物的引进，曾一度将这一上限提升至4个多亿（道光年间数据）。但更多的时候，历史等不及上限的提升，甚至等不到上限的到来。譬如秦、隋两代。
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是成正比的。朝廷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等同于变相地压低生产力的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是流民的大量涌现，是武装暴动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国的传统历史叙述，长期缺乏对“暴政”和“仁政”的具体定义。但凡社会安定，执政者实行的必是“仁政”；但凡社会动荡，执政者实行的必是“暴政”。这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从结果去定义前因。王莽被视为逆贼和暴君，但有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开启“光武中兴”，但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似乎也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样的政绩。毕竟，王莽所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也是同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历史既证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观，也无法肯定魏征的“功绩”。伟大的“贞观之治”，也未必与“伟大”的太宗皇帝有什么必然关系。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执政者拥有正常智力，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似乎不会爽约。
三
当然，作为一个治世传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伟大政绩”之外，“贞观之治”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一个史上最接近“内圣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普罗大众有仰望的需要。儒家知识分子们也很重视这种仰望，那种具备偶像气质、“内圣外王”式的皇帝，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孔子曾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只能称之为“霸道”或者暴政，而非“王道”。他们曾经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这种具有完美德性的理想君王，实现道德（内圣）与政治（外王）的完美结合，且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而将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宝座。但最后又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当王莽死于乱刃之下，儒家知识分子们从“内圣”开始以抵达“外王”的理想也随之宣告破灭。此后，他们不再敢在人君面前放肆地谈及“外王”（譬如“禅让”），而是转变思路，将精力倾注在对皇帝的影响上，比如培育或者劝谏。在无法创造皇帝的现实面前，改造皇帝成了儒家知识分子孜孜追求的新理想。
这是一条将“外王”改造成“内圣”的折中之路。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曾如此描述万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学臣僚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大略也是相同的意思。
儒家政治观里，一个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应该以自己的德性做天下人的楷模。黄仁宇说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们期望他（万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儒学臣僚们希望“皇帝”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一份职业——这样太低级趣味了，它应该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德性，而德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各种抽象化了的礼仪，譬如每年开春，皇帝在侍臣们的搀扶下，去地里颤颤巍巍地“扶犁”。
这种形式主义作风，并不是简单的虚伪或者做作。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强调过：礼，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现形式。
在《贞观政要》里，太宗皇帝李世民，确确实实已经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他确实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内圣外王”。
四
不过，从以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方式登基的那一刻开始，李世民本已不再具备“内圣外王”的资格，
为了粉饰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事实，太宗皇帝在史书里留下了很多小动作。
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大破突厥。唐太宗对侍臣们“兴奋”地说：
“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
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
朕未尝不痛心疾首，誓灭匈奴……”（《旧唐书·李靖传》）
李渊早年称臣于匈奴这段秘史，被留存在正史当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证据，就是李世民的这番话。《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一是房玄龄等人主持的国史馆修撰的《国史》，另有太宗的“御用撰史人”许敬宗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等书。
李渊是否真的曾称臣于匈奴，史学界尚存在争议。如陈寅恪持肯定说，李树桐持否定说，且认为此说的留存，是许敬宗秉持太宗旨意，刻意窜入，以掩饰太宗自己向突厥求和的“渭水之耻”。
其实，秉承太宗旨意，为高祖捏造不光彩履历这种事情，许敬宗确实干过。譬如，《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夏县，屠之”。司马光在这段话后面附了一段《考异》，大意是：“据《高祖实录》记载，唐高祖曾说，‘当年平定薛举，没有杀俘，以至于他们再次叛乱，这次一定要把能够参军的男子全部杀掉。’这是许敬宗将太宗的罪过推诿给太祖，所以不予采用。”
再如，《通鉴》同一卷里还有一段关于唐军击破军阀刘黑闼的记载。司马光也留下了一段《考异》：“据《太宗实录》记载，刘黑闼再次造反，高祖对太宗说：‘上次击破刘黑闼，我想杀光他的党羽和部队，将崤山以东变成无人区，你不听我言，落了现在这个结局。’高祖随后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杀叛区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最后，在李世民的苦苦劝谏下，此事方才作罢。”司马光对《太宗实录》中的这段记载很不满：“高祖再不仁，也不至有杀光崤山以东百姓之念，史臣们想把所有优点送给太宗，但对高祖的污蔑也未免太过。”
留存或者捏造高祖这些“劣迹”，对李世民而言，有很强烈的现实目的。
“高祖称臣”这件事情，往大了说，和将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样，可以凸显出自己在创立唐帝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自己手里，帝国才得以脱离对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绝对的独立性。往小了说，则是讳疾忌医，借强调高祖“称臣突厥”，来掩饰自己即位初年与突厥“结盟”的那场“渭水之耻”（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来犯，太宗在渭水与之订立屈辱性盟约）。既然在老父手里帝国已向突厥称臣，那么自己当年在渭水河畔，虽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称臣的耻辱来，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这些最后都成了李世民用来规避走向“内圣”的各种障碍的手段。
玄武门前的血迹与太上皇的“禅位”举世皆知，是李世民需要绕过去的道德难题。这个难题有两层含义：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悌”，与政治伦理道德中的“正统”。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面临过类似的道德难题，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像李世民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这与李世民当日所面临的险恶局势有关，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残余势力仍足够庞大，李世民很担心李建成旧部打出“诛篡逆，复正统”的旗号。另一方面，李世民所获得的舆论支持，主要来自儒家知识分子，他早年设立的文学馆，网罗了以“十八学士”为代表的四方名流贤达。为换取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把持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李世民必须勉为其难地去解开这个道德难题。
也就是说，解决上述道德难题的原始动力，并不是成为“内圣”，而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故此，李世民将自己打扮成了太原起兵的首倡者，抹杀了父亲作为创业之主的地位，也抹杀了兄长李建成在创业过程中的功绩，以证明他不够资格拥有这个帝国。以功而论，帝国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亲一不小心做了高祖，明摆着是占了便宜。然后再在史书中伪造几条“高祖许诺以秦王为太子”之类的记载，“正统”问题就算勉强解决了。
至于“孝悌”问题，李世民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渲染父亲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的“劣迹”，将兄长李建成虚构成执行老父大屠杀政策的刽子手，旨在用“仁”之大义来规避“孝”之小义。高祖不仁，其反对者李世民强行接替权柄，虽属不孝，却符合“仁德”，可谓瑕不掩瑜。
五
“孝悌”在儒家政治观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汉儒们很早就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不能够做到“孝悌”，出来做官也就不可能做到正直和忠诚。所以，李世民希望在“孝悌”问题上获得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谅解，并不那么容易。
贞观六年春天，监察御史马周曾尖锐地指责过李世民“大不孝”。马周说：年迈的太上皇，独自住在狭窄潮湿的大安宫内已经很久。东宫皇太子的宅邸尚且处在宫城之内，太上皇作为至尊，居所竟被置于宫城外面，这像什么话？况且陛下也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去探望年事已高的太上皇了。马周还说，陛下眼下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去九成宫消夏避暑，却从来没有想过太上皇留在湿热的大安宫里所受到的煎熬，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马周的激烈言词，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作为补救，他邀请老父亲随自己一同前去九成宫避暑，结果遭到拒绝，理由是隋文帝就死在了九成宫。这一邀一拒中，不难看出这父子二人的感情裂痕已深。
为太上皇建造单独的避暑行宫，成了解决这场“孝道”纠纷的最终方案。不过，大明宫尚未落成，李渊已经去世。
贞观七年的冬天，从少陵原狩猎归来的李世民，在未央宫举行宴会，邀请唐高祖一同参加。个中盛况，《资治通鉴》有详细记载。李渊在宴会上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吟诗，笑道：“如今胡、汉一家，自古未有！”李世民向老父亲敬酒，说道：“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全是您的教导之功。以前汉高祖刘邦也曾在这个地方大摆筵席，向他的老父亲敬酒，却在老父亲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对此我不愿意效仿。”李渊大悦。
父子间似乎已隔阂尽除。
其实不然。李渊在贞观九年去世。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死于贞观十年。儒家知识分子们惊讶地发现：伟大的“天可汗”，为他的父亲所修筑的陵寝，规模居然明显小于为长孙皇后修筑的陵寝（也是未来李世民的陵寝）。
这对父子自玄武门喋血之后，从来没有达成过真正的和解。
孝悌难圆，儒家知识分子“改造皇帝”的热情再次燃烧起来。贞观十年的某一天，李世民邀请他最器重的大臣魏征，一起登上皇宫新修筑的高台。李世民眺望远方起伏的山峦，魏征却说自己视力不好，什么也看不见。李世民把规模宏大的昭陵（长孙皇后所葬之处）指给魏征看，却遭到这位刚直大臣的无情抢白：“臣以为陛下爬这么高，是为了眺望献陵（唐高祖所葬之处）。若是昭陵，臣早就看见了！”
六
对于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这种“改造”热情，李世民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
贞观二年的夏天特别长，秋雨来了，暑热却还没过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联名上奏太宗，请求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呼吸系统有病（气疾），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耗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耗费却比汉文帝还多，又哪里有资格做百姓们的父母？”
贞观四年，唐太宗又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征在边上补刀：“吾皇英明，隋炀帝是个惨痛的教训。”
可惜，李世民并不是一个真的能够自我控制的人。
同样是在贞观四年，就在说这番自夸之言的前后，他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给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交口称颂。如今又去重建，这算什么？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会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
张玄素的挤兑没留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房玄龄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很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想要下去，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内圣外王”式的理想君主，必然寡私欲而好仁德。唐太宗善于纳谏和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标准，不过让一个活生生的人，严格按照某种既定的模板运作，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魏征激赞张玄素阻止太宗营建洛阳宫、实有“回天之力”的同时，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唐太宗，突然又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太宗称赞了戴胄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同时也没忘了将洛阳宫修成，且极为奢华，如《资治通鉴》所载，“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李世民徘徊在个体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深受煎熬。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了修筑。当屈从于个体私欲而不顾一切把洛阳宫华丽地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们打量他的异样目光。最终，洛阳宫问题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他狠下心，把负责工程的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找来痛骂了一顿，指责他营造得过于奢华，免了他的官，然后把刚刚落成的宫殿，又给拆毁了。
七
这种煎熬一直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太宗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庄”九成宫里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去那里住对处理国家政务极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却坚持要去，理由是“气疾”。
贞观二年，李世民曾表示为了不损耗天下百姓，自己可以忍受“气疾”，拒绝大臣们为他兴建避暑阁楼的提议。现在拿“气疾”辩护，多少有自食其言的味道。不过若真因“气疾”之苦，倒也可以理解。只是当时还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实在难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想去九成宫，不过是因为新落成的九成宫的居住条件，要远远好于现在居住的寝宫。
姚思廉的劝阻暂时让太宗留在了京城。到了三月份，长安城刚刚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车辚辚、马萧萧地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呆到这年的十月份，冬天快来了，实在无“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