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 黄英伟 狄金华｜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毛泽东时代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管理和劳动效率问题，近三十多年来，无论是改革导向的官方话语，还是主流的经济学研究，均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视角加以解读，把生产单位内部的劳动者，设想为纯粹的“理性经济人”，视其在生产劳动中的表现，为物质激励的直接结果，激励越多，则积极性越高，反之亦然。以集体制下的农业生产为例，一种流行的认识是，在生产队组织下，普遍存在生产瞎指挥、劳动“大呼隆”、收入分配搞平均主义的弊病；在物质激励缺位时，只能靠管理者对劳动者的严格监督，以及制度上对管理者自身的约束。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失去了退社的权利，导致制度约束对管理者不再发生作用；而农业生产本身的分散特征，也意味着对劳动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农民积极性低，生产效率低下（Lin，1990；林毅夫，2008：32，55）。工业生产方面，后毛泽东时代的官方舆论，更是把国营企业中的职工岗位终身制形容为“铁饭碗”，把职工工资级别的平均化和工资长期不变所带来的劳动投入与报酬之间的脱节形容为“大锅饭”，由此产生所谓“工人上班不上班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轻干重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胡乔木，1978）。情况严重的企业，甚至出现“出不出勤没人管，干活多少没人管，质量好坏没人管，工具损坏没人管，公物丢失没人管”（张广元、张志坚，1979）。学者的解读跟官方的口径几乎一致。改革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家，均倾向于把国营企业相对低下的生产效率，归因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和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将工人的劳动报酬直接与劳动产出挂钩（刘国光、赵人伟，1979；薛暮桥，1992；吴敬琏，2007）。林毅夫及其合作者也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佣对象，也无权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都没有关系，即无论职工个人干多干少还是职工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由于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林毅夫等，1999：83）。国外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工厂管理的诸多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华尔德（Andrew Walder）所著《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其中也认为，“文革”时期，由于取消了奖金以及定期的工资调级，工人的实际工资和住房面积下降，加上领导干部本身动力不足，无心监管，导致工人士气低落，劳动纪律松弛，劳动积极性和出勤率全面下降（Walder，1986：193-219；类似的看法参见张文魁、袁东明，2008：3；Pang & De Boer，1983：659；Helburn & Shearer，1984：8-9；Dollar，1990：91-92；Putterman，1992：472；Zhu，et al.，1998：68；Whyte，1999：176；Kuruvilla，et al.，2011：3-4）。

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总体而言，相对于改革以来，尤其是全面转制后股份制企业或民营企业职工的生产效率，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上述改革初期所流行的官方话语以及经济学界的相应解读，是否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尚值得进一步研究。毕竟，至少改革以来官方所发布的关于此一时期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充分支撑上述看法。例如，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1952年，到改革启动前的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总值，从261.5亿元增长到3416.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国家统计局，1983：214-215），平均每年增长10.39%。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也从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到1978年的11130元（国家统计局，1983：297）。如此显著的增长，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物的因素即资本投入，主要是设备的扩充和更新，从而提高了产能；以企业的固定资产增加值为例，从1952年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值，从107.2亿元增长到3002.2亿元（国家统计局，1983：12），每位职工的人均固定资产也从669元增加到4029元，年均增长7.15%。再一个即是人的因素，即企业管理方法的改进、职工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如果企业职工果真如改革初期主流媒体宣传及学界解读的那样，缺乏起码的生产责任心和劳动积极性，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的快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统计数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这些在改革开始后重新核实发布的数据基本可靠，且已经为中外研究者广泛接受。至于改革初期的官方舆论，为了给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造势，为国家的总体改革方案制造合法性，因而突出此前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学术研究不能简单地为官方的政治议程背书，也不应该受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如果说，在改革之初，人们为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宁愿抛弃、否定一切有悖于改革理念的旧制度、旧思维，那么，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时期之后，我们有必要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左右，把改革前的三十年，当作一项严肃的学术课题，从微观历史的角度，重新加以研究。

二、厚层理性和厚层描述：

关于研究方法和路径

就方法论而言，研究任何前资本主义或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避免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批评的“经济主义”（economism）预设，即把一套源自近代西方、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的那些范畴、方法或概念，用来理解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行为。在布迪厄看来，经济主义漠视“任何为资本主义未曾生产的其他形式的利益”，只看到马克思所谓的“赤裸裸的自我利益”及其“毫无人性的逻辑”；一切“非经济”的利益，包括那些用来限制和掩饰狭隘的经济利益和算计游戏的一整套机制，均不在其关注之列（Bourdieu，1990：112-115）。最近一二十年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新制度主义”思潮，也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的认知倾向，即轻视社会关系和制度因素，预设存在一个信息完善、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市场条件，从而过分突出个人理性抉择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对社会经济行为的支配作用。如果说，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还只是强调正式规范、制度的重要性，诸如科斯（Ronald Coase）笔下因信息不对称和不可预期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相关制度（Coase，1960），以及诺斯（Douglass North）笔下国家在界定和执行产权过程中的关键作用（North，1981），那么社会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则更加关注非正式的、隐形的规则、规范的作用，或至少将它们与正式的、显性的制度等同对待。

其实，这些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对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韦伯（Max Weber）在《经济和社会》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一系列传世巨著中，始终强调把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和经济行为，包括抽象的理性和抉择概念，放在特定的宗教信仰、习俗惯例、家族组织、法律法规、阶级阶层等所构成的具体制度环境中加以理解。而新制度主义范式，则突出了存在于特定社会群体内部、由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规范（包括规章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习惯、观念、信仰、公众舆论等）所构成的制度网络对个人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制约作用；这些规则、规范靠群体成员共同遵守，所产生的益处也由众人分享，因此也是一种“公共产品”（collective good）（Coleman，1990）。作为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和偏好的体现，这些准则可能会跟私人的短期利益相冲突，对后者起制约作用。个人在此制度背景下所做出的行为选择，并不能简单地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抉择”来描述，即无视群体利益和规则，只顾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反，对他们来说，这些群体准则、规范所体现的，乃是存在于狭义的经济资本之外的一种“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尊重和遵守这些规范，或者让个人的行为至少在表面上符合这些规范，本身即是再生个人社会资本的一种手段。它给个人所带来的长远利益，远远超过不计后果地破坏群体规则所产生的短期利益。因此，最好的策略，是在遵守群体规则、规范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这样的行为抉择，是一种“受约束的抉择”（choice within constraints），其所体现的理性，属于“情境制约的理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如果说传统的理性抉择概念体现的是一种“薄层”（thin）理性的话，后一种则是“厚层”（thick）理性，是植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土壤、受限于特定制度情境的理性（Nee，1998：1-12）。

公平地说，国内主流媒体以及经济学界对1949年以后微观经济领域劳动效率的表述，并未忽视制度因素。恰恰相反，它们正是从制度着手，强调了工农业生产中的低效率。然而，传统研究视野中的制度，只有正式制度，没有非正式制度；而且所突出的仅仅是正式制度中在其看来最不利于发挥劳动积极性的方面，即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仅仅把这种制度下劳动所带来的物质报酬，跟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简单地加以挂钩，无视正式制度的其他内容，更没有考虑到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事实上，毛泽东时代微观经济组织中的正式制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制度本身也一直在变。影响生产者的劳动投入的，除了跟物质报酬相关的制度外，还包括其他的正式制度，诸如生产单位的组织规模，单位内部的劳动管理，管理层本身的定位和运作，普通员工的来源和构成，劳动纪律和生产规章，单位内部的权力关系、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等等。同样重要的还有隐形的、非正式的制度，包括普通职工的自我定位和对所属单位的认同程度，生产者团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特定时期和特定工作场所中未言明的、非正式的日常劳动“准则”（亦即生产者对在其看来属于“正常的”劳动表现的认知），对偏离这些无形规则、表现“出格”的行为（做得比常人更好或更坏）的非正式集体制裁（诸如公开责怪、谩骂，或暗中嫉恨、传谣），等等。总之，对于非资本主义的或者非市场经济中微观组织内部的日常生产劳动行为，不能仅仅从某项正式制度的某一侧面（即个别年份的平均主义劳动报酬制度）加以推论，而必须放到当时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劳动者所在单位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氛围中，综合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诸多因素，进行跨学科、全方位的“厚层描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日常生产劳动行为，有一个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

如何从厚层理性和厚层描述的视角，重新思考改革前三十年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是一个有待拓展的课题。关于集体制度下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李怀印曾经以江苏东台的秦村作为个案，做过深入考察，强调在近三十年的农业集体制时期，除了“文革”高潮期为时甚短的平均主义“大寨式”记工外，其余年份所使用的劳动计酬制度，是把劳动时长或任务完成数量与劳动报酬挂钩的计时或计件工分制。农民在集体生产活动中的表现，固然受到劳动报酬制度的直接影响，在计时和计件制下有显著的差别，但计时和计件对农活完成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十分复杂，计件并不适合所有的农活，并且也不必然比计时更能提高生产效率。除了工分制之外，农民的生产行为，还跟当地自然禀赋、基层集体组织（即生产队）的构成、生产队的整体经营状态、生产队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威信、农民在集体组织之外寻求收入的机会成本、对所在生产队的认同程度等因素紧密相关。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生产队经营正常、干部有足够威信、农户主要依赖集体收入、对集体有信心、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集体之外的谋生机会阙如的条件下，农民在集体生产劳动中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会高于各项条件较差的地方（Li，2005，2009）。像安徽小岗村那样穷山恶水，在改革前夕恰逢大旱之年，导致缺衣少食、人心涣散、劳动效率低下的境地，远远不能代表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农村在正常年景的一般状况，也并不能简单地用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农业非集体化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初期的安徽小岗村

（图片来源：凤凰网）

那么，城市国营工业企业中普通工人在日常生产劳动中的表现到底如何？仅仅考虑当时的劳动报酬制度远远不够，因为除了50年代初一度模仿苏联而普遍推广的计件工资制和高额奖金之外，其余年份只有以计时为基础的八级工资制，奖金基本上是作为工资的必要补充而在所有工人中均分。至于工资调级，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仅有寥寥数次（1956年、1963年和1971年），而且是全国普调，主要基于工龄，跟工人日常劳动表现脱钩。因此，要理解为什么在物质激励机制几乎不存在的条件下，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在改革前的三十年如何取得高速增长，并保持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须在劳动报酬制度之外寻找答案，把当时国营企业内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项制度因素考虑进来。只有把这些显性和隐形的制度因素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综合考察，我们才会对工人在日常生产劳动中的个人行为有所了解。

三、对退休工人的访谈： 关于毛泽东时代工厂劳动的总体印象

基于以上思考，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七位同仁 [1] 在2012年—2013年间展开合作研究，分别在上海、武汉、南京、北京、宁波、广州、西安以及其他地方一共访谈了97位退休人员。所有采访对象都曾于1978年前在国营企业里工作过几年乃至数十年。我们的采访基于一系列问题，包括日常生产劳动、与同事和上级的关系、平时的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等等。每份采访耗时数小时甚至几天，文字记录在3000字至9000字之间。采访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工人在工厂劳动中的表现。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强调， 他们当时在生产中“有积极性”或“积极性蛮高的”、“干劲大”或“干活拼命”，甚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拖拉、偷懒的行为“少得很”。不过，如果对不同年份作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前后变化很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在“文革”前十来年表现最好（如S4、S15、W3、H14） [2] 。在其中某些特定年份，工作热情尤为突出。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些曾经在国民党统治最后几年饱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苦的城市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国营企业，从此生活有了保障，因此带着感恩心态参加生产（C1、H7、H20、L4、N6、W5）。再如50年代中期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许多曾在私营企业工作并遭受老板剥削的职工相信，他们已经成为企业的主人。在“大跃进”初期，工人们更是热情高涨。宁波人丰布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回忆说，“‘大跃进’的时候，大家积极性可高了，没日没夜干的。不讲金钱回报，也不讲时间的。白班干完就接着干夜班，当时大家年纪轻，也能够撑下去。‘大跃进’的时候最厉害了，干活干得最猛了。白天干完，晚上干，干12个小时。晚上6点干到早上6点”（N6）。西安仪表厂的一位老工人也称，“那时职工思想很单纯，只想着努力工作，你追我赶，特别是‘大跃进’时期，职工干劲很足，加班加点，职工从不叫苦，任劳任怨的工作。那时加班通夜，厂里发两个馒头，都十分高兴，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费”（S10；又见B8、H3）。在南京载波机厂，“大跃进”期间工人们一个月才休息半天，“早上一早就出门，晚上天黑才回家”，但毫无怨言（C1）。

相比之下，到了“大跃进”中后期，工人们忍饥挨饿，体力耗尽，生产劲头骤降。广州金笔厂副厂长这样回忆：“59年快到年终，情况大变，人心惶惶，生产工人也没什么干劲，生产下降了。到60年年初开始饿肚子，那个时候饭吃不饱。我们干部二两半三两，工人有的四两五两”（N9）。上海压缩机厂的一位前车间主任也提到，“在1961到1963年，三年经济调整，国家经济极度困难，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体质下降的情况下，职工的干活劲头就差些”。（S11）

“文革”初期，工人的干劲跌入低谷。工人们分裂为不同派系，相互冲突，乃至发生武斗。管理经验丰富的干部大多下台，导致生产秩序混乱，很多企业停工停产。所有被采访对象都表示，1966年至1968年这三年，他们的工作最马虎（S4、S9）。例如，在武汉橡胶厂，工人虽然照常上下班，但是“上班不做事”。有位工人回忆：“上班呢，做一下，反正不是一个人做的事，一喊几十人，啊，我走啦，就都去休息了。会打牌的打牌了，我们有小孩子不打牌，做针线活的就不走，不到钟点不走”。（W3）再如在武汉一冶特种公司，1968年工人派系斗争导致停产，工人“早上7点来报个到，8点就下班了，9点厂里人就都走光了”。（H9）武汉钢铁厂也是如此，大部分工人迟到早退，有些人点个卯就回家，只留下党员、骨干值班（H14；另见H25、L2、L5、S15）。到1969年，大型企业纷纷实行军管，解放军连队进驻各厂控制武斗，恢复生产，情况因此有所改观。尽管政治运动仍然不断，工人们要花大量时间参加政治学习，但是到1972年，就全国而言，生产秩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参见H11）。

我们的访谈对象普遍反映，除了上述若干年份的短期混乱之外，在毛泽东时代的其余年份，大多数工人都能尽责尽力，正常工作。用辽宁锦州石油六厂一位退休职工的话说，“那时候还真挺认真的！上班都是提前上班的，不会拖的，认真！”（C6）虽然有懒散现象，但只限于少数人。上海灯泡厂的一位退休工人估计，在他们厂，“每十个人中的两三个人”会偷懒（S4）。上海益民食品厂的一位受访者估计，厂里“一百人中五到六人”在工作中拖拉散漫（S8）。我们所采访的绝大多数人都强调，懒散现象“非常少”或“极个别”（L2、L4、L8、H4、H5、H7、S10、S11，等等）。懒散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工人并不是故意做得慢，而是由于业务“不熟练”（H3）、“天生手脚慢”（S6）、“没办法做快”（S8）。还有些人做得慢或来得晚些，只是因为她们是孕妇，或者要照顾生病的孩子（S8、L6）。当然，确实有些工人故意拖拉、“懒惰”。他们会找各种借口偷闲，例如，经常上厕所，借口打开水，或者假装生病，从厂医那里开张条子请病假（B7）。个别工人慢腾腾，是因为他们没能评选上先进分子或劳动模范，闷闷不乐，干活提不起劲（B7、H18），或者仗着出身好、资格老（如个别烈士子女以及在朝鲜打过仗的老兵），不像其他人那样重视日常表现（B8）。

概而言之，我们的访谈所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正常年份，国营企业的工人一般都能尽职尽责地工作。不少受访者认为，懒散现象变得严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启动之初，对此，本文将会在最后一部分展开讨论。那么，为什么退休工人的回忆，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话语相左？如果受访者的说法可信的话，到底是什么机制使得工人们在生产中保持足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支撑工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升？

四、工人们“单纯”吗？

在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们生产积极时，受访者用得最多的，就是“单纯”一词，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想法很简单：

那时候人确实听话，纯！纯粹得不得了！和现在比，一个天，一个地。（C3，南京江南造钟厂工人）

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拼命地干，好像不加班加点很丢脸的。那个时候大家看重一种荣誉感，讲究为人民服务，讲究多做贡献，没有讲钱的，是这样一种思想……（N10，广州华侨糖厂技术员）

那时根本不讲报酬。就闷头干，……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都想多干呢。（B1，北京青云航空仪表厂工人）

现在想来，过去有点呆啊，脑子不开窍！……工人（自身）的利益摆在后面，国家、公家的利益摆在前面，人都是这样想的，没有先想到自己。（C5，南京水泥预制厂工会干部）

那时候，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时候真的是把什么国家放在第一位的，就是那时喊的口号，真的是那样的。工作也是很卖力，很尽心尽力的。（C7，南京红卫机械厂工人）

我们工作期间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很大，大家都很积极，什么事情都抢先干，其实啥也不图，而且干活的时候没有任何马虎，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为国家干活，要尽心尽责。至于现在工厂里很普遍的迟到、早退现象，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更没人想着去偷个懒什么的，工作就是工作，就是要一心一意，不论谁都没有特殊。（B2，石家庄化肥厂工人）

至于工人们为什么显得“单纯”，受访者提到一些明显的原因。首先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据南京钢铁厂一位退休工人回忆，“大跃进”时期，工人们之所以努力工作，是因为受了鼓舞，“向往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L8）平时的政治学习和思想工作，也对公众的政治和道德意识，产生一定影响。思想教化的核心，是大公无私的品德。宁波港务局港口机械厂的一位检验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那个时候大家积极性是很高，主要是大家没有私心。领导啊工人啊都没有什么私心。你要是说一点没有就夸张了，但是的确比较少。那个时候主要靠教育，50、60年代很多教育的，什么学雷锋啊，学陈永贵啊”。（N4）他以自己为例，有一次检查汽车，车辆突然起火，他不顾危险，抱着起火的部件，从汽车上跳下来，使脚部严重受伤。另一位来自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广州沥滘码头的工人也说：“干活应该还是很卖力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政治口号领导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运动，大战30天，大战90天，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打一些战役，这些口号就使得大家的思想军队化了。你们感受不到那种氛围，那个时候人们不讲究吃喝玩乐的，强调干革命、学雷锋，后来学王铁人，后来又有焦裕禄，所以就有英雄人物不断地一个一个领导我们，那个时候人们的那种理想主义，和被理想主义激发出来的潜力，的确是很强大的”。（N7）山东胜利油田的一位退休工人回忆，他们在“石油大会战”中顾不上家，“家就在厂门口，但是大家都连续三周不回家睡觉，不脱衣服在厂房打个盹就再干。”有时“甚至半夜跑到车间干活，那时候叫做好事不留名，做无名雷锋。原因我认为是当时的政治学习使得人思想单纯，就知道干活，劲往一处使。毛主席就是厉害，能把人团结起来”。（Y2）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和定期学习讨论，以及有关思想品德的日常话语，也对普通工人产生无形压力。据南京载波机厂的工人回忆，“文革”期间“天天下班后学习”，通常从五点下班学习到五点半至五点四十，主要内容是读报纸，搞当天的总结，计划次日的任务（C1）。在南京中兴源丝绸厂，也是“天天抓思想”，在完成八小时工作后，由小组长例行召集工人开会学习（L2）。在南京水泥预制厂，每周一、三下午学习半天（C5）。再如武汉钢铁厂，“文革”期间同样强调“政治大于一切” ，每周至少组织两次政治学习，多数工人都得参加，有时还须在星期天参加“业余学习”。对他们来说，政治表现非常重要，事关思想进步，所以人人都得参加（H10）。“文革”军管时期，政治压力更为强烈。在北京某无线电微波设备厂，工人在生产上马虎不得，否则就会被“军管会”扣上破坏军工生产的帽子（B9）。前面提到的武汉葛店化工厂，军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工人被编入军事单位，受到严格控制。受访者在谈到政治压力的影响时，这样说道：

迟到早退是不可能的。他那个管理制度是部队管理，你可能不了解情况。他有几个管理办法，一个是每天早上都得读的，天天读《毛选》。这你迟到了他就从思想上挖你，说你没懂毛泽东思想，哪还敢迟到？那抓起来就是上纲上线的事，你受不了的。晚上，一个礼拜都得学，一二三四五六七，不是开会就是学习，这种环境下所有人的思想就是高压的，没有自由没有思想，不可能发挥自己的思想。迟到早退你根本不敢。（W1）

其他一些受访者也证实，他们在厂里同样感受到压力。他们必须努力工作，准时上班，确保不发生故障，否则会被怀疑故意破坏公共财产；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工人来说，任何失误或事故都可能被视作敌人的蓄意破坏和阶级斗争的动向（W1、W2、W3）。正因如此，工人害怕“落后”，担心每天的生产、学习或其他活动落在别人后面（H17、H18、Y1、Y3、Y4）。家庭背景不好的工人，工作特别卖力，以证明自己追求进步，这种情况至少在“文革”前是如此；“文革”后，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被提升或评为先进工人，一如武汉一冶一公司某位退休工人所忆（H18）。这里，政治压力对工人心态的影响是明显的。

集体化时期，国营大华无线电仪器厂开展生产竞赛

（图片来源：北京旅游网）

工厂生活的政治化，在工人中产生压力和不安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机会和动力。正如受访者经常提到的，准时上下班，在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义务加班加点，工友之间相互帮助，积极改进生产技术等，这些都是一个人奉献于企业和爱社会主义的表现，关系到个人的上进机会，如入党入团、评为先进工人或劳模，成为工农兵学员读大学，或者由普通工人提升为小组长或部门领导（H9、H16）。每年五月，工人表现得特别积极，因为有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和其他党史或革命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念日，所以这个月对他们来说是“红五月”。围绕这些节日，厂里会组织各种竞赛。优胜者获得表扬，名字会登上光荣榜（H4）。在“文革”高潮时期的湘潭电机厂，积极分子自发组织“忠字班”，义务加班加点，“向党组织表示忠心”。正如该厂一名退休工人所说，如果不这样做，代价太高，“如果做事马虎、不负责任或者迟到早退会被惩罚，会扣工钱，同时在评先进、工资加级时会吃亏，代价太大，所以大家不敢马虎”。（H19）在北京无线电设备厂，工人要靠抢，才能多干：“那会儿什么时候都抢着干，不抢就没了。我们都是部队回来的，都要求进步，你不抢就被别人干了，要抢呀，你不抢就没了，没活就没成绩呀”。（B7）

五、“单纯”背后：身份、地位与自我认同

宣传教育和政治运动确实是动员民众的有力手段，运动高潮时期尤其不可或缺。然而，仅仅靠这些手段，并不能维持工人群体的长期的、日复一日的生产劲头。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工人们所处境遇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自我认知，也会影响到生产中的表现。一些受访工人说，他们积极工作，是因为自己是“解放以前过来的人”，有“报恩的思想”，因而会做好分配给他们的“任何任务”，“就是哪怕是加班加点，都是要把任务完成的，都是单纯到那种程度”。（W5）宁波人丰布厂的一位女工回忆：“我这样从旧社会出来的，之前在私人老板地方奴隶一样地做，……一天12个小时，没有什么钱的，非常非常辛苦的，很可怜的。所以等进入国有厂以后，工厂里面的工人工作很自觉的，不讲报酬的，总希望工厂发展”（N6；似的说法见H7、H20、L4、N2、N3、N9、N10）。

这种幸运和感恩的心理，在从农村招募来的工人中尤为强烈。50年代后期实施的户籍制度，不仅带来城乡居民在就业和福利待遇上的巨大差别，而且阻止了人口自由流动，使农村居民极少有机会成为国营企业职工。因此，与身后众多农村青年相比，那些“跳出农门”的职工，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努力工作成了他们保持职工身份和寻求升迁机会的唯一途径。前面提到的广州沥滘码头做水泥预制件的许多工人，便是从农村招工过来的。他们感到“满足”：“从农村来到城市，进了大型国企，成了职工、城市居民，生活问题国家会负责保障，又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有一种荣誉感。所以大多数人的精神很饱满，这跟现在唯物质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别”。一位受访者回忆，他当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每月分到31斤大米，心怀感激，在日记中写道：“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N7）类似的还有湖北黄冈缫丝厂的三位曾经是农村户口，后来分别于1960年、1966年、1971年进厂的女工，她们都表示“非常自豪”、“非常光荣”、“非常幸福”，因为从“农村来到了城市”，三个月实习期后就“从农民变成工人”。（H1、H3、H4）石家庄化肥厂的工人崔师傅，在1957年从农村招工进厂，感到“特别自豪”：“在村里人看来那可比现在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还要洋气”。（B2）武汉市矿业局大冶石头咀矿的矿工，大部分从农村招工而来，也有同样的感受。其中一个矿工回忆说，“跳出农门”，成为国营企业的工人，“很不容易”，因为招工的时候政治审查很严格，上班后，大家积极性都比较高，“想表现好一点”。（H13）

对于城里人来说，进入国营企业也很重要。在60年代和7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很快，国营企业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待业者，只得到地方政府办的集体企业中工作。集体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1957年为26.5%，在“大跃进”时期因急于向国营企业过渡，曾降至15%，但是到60年代很快升至30%—33%，在70年代保持在27%—30%之间（国家统计局，1983：123）。国营和集体企业在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差别明显。通常国营企业工人比集体企业同一级别工人的工资高出3元—4元（L7，南京中山煤矿），甚至10元（N3，上海医疗器材厂）。涨工资时，两类企业中同一级别的工人虽只相差一元钱，但是“那个时候一元很值钱”。（N4） [3] 福利待遇尤其是就医方面的差别则更大。例如在上海，国营企业商业一局的职工看病不要钱，而集体企业商业二局的职工看病则要一毛钱（S13）。在武汉，国营企业工人看病同样免费，但商业二局下的集体企业工人看病只报50%—80%，其余的要从工人的工资里面扣除（W4，W5）。另外，国营企业的职工，无论每个月做多少，都拿全额工资，而集体企业的工人，只有完成了当月的全部任务，才能拿到全额。国营企业的女工在56天产假中拿全额工资，集体企业里的女工只拿50%。此外，国家政策禁止工人在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之相互流动，工作调动只能在同类企业之间进行，从而固化了两类工人之间的差别（N7、S13、W5）。集体企业职工感觉低人一等，士气大受影响，武汉工农服装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因此“自认倒霉”（W5）。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营企业的职工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上海江宁机床厂的一位退休工人说：“当时作为国营企业固定职工，跟其他类别的工人或者社会上其他人员相比，有非常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S18）小县城里的国营企业工人，进厂后的自豪感更非同一般。安徽巢县农业机械修造厂的一位工人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啊，跟我的同学见面了，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工人了！……同学们见了我们，羡慕得不得了”。（C7）其他访谈对象都有同感。因为在国营企业工作，他们感觉非常自豪，有一种特别的荣誉感（H6、S8、S10）。这种感觉在中央直属的大型国营企业或军工企业中，表现尤为强烈。北京第768厂的一名职工这样描述自己：他当时到各地出差，常带有一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公章的介绍信，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出示一下，总能得到热情接待（B6）。石油行业的工人，也因为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工资比一般行业要高，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敬（C6、L4、Y1、Y4）。

国营与集体企业职工在就业、工资、福利和岗位流动性方面的不同待遇，产生一种无形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心理障碍，影响各自的自我认知和相互态度。国营企业的职工不时会流露出一种自视高人一等、对集体企业职工不屑一顾的心理。被访谈的南京载波机厂杨师傅这样说：“你不要讲了，国营企业出来的工人，到底还是文明一些的。你像那些小厂，还有小集体出来，就是像社会上的，什么人都有。国营企业出来的这些工人，素质呀，各方面都比较好”。（C1）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除了由家庭出身标签和阶级斗争话语所强化的不同的政治地位之外，影响人们的集体意识的，还有由城乡户籍以及所在国营或集体单位所决定的不同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等级意识。对每个人来说，这种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比阶级标签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显得更加真实和强烈，尽管它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被人人平等的辞藻所掩盖。以婚姻为例，城乡户籍之间的差别和障碍，使城乡居民之间的通婚几乎不可能；同样，国营与集体企业职工的不同待遇，也使这两个系统的职工之间要建立婚姻关系，十分困难。我们所访谈的退休者反复提到，在找男朋友时，女孩子多回避集体企业的职工，因为后者的工资、住房和其他福利都差（N2）。相反，国营企业的男职工有着明显的优势，“单位的小伙子找对象都容易找，姑娘都乐意嫁”（B6）。一位受访者的说法很典型：“我们是国营企业，是大单位、福利好、工资高些，找对象也好找”（L2）。女职工找对象时则更加挑剔。上海解放塑料制品厂的一位女工回忆说，她曾拒绝了某位民警的求爱，因为跟她相比，“他条件不好”（S3）。

Harrison C. White, Identity and Control :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等级和不公，对国营企业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工人的自豪和优越感，加上生活来源上对本单位的全盘依赖，使得他们对所在单位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当然，这种认同还不一定带来社会学意义上的团体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因为工人们无法选择是留在这个群体，还是离开它去追求更好的报酬和待遇；工人们之间也不一定会像有着高度凝聚力的团体成员之间那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相互吸引着。然而，在促使工人们遵守所在群体的准则和职业道德、保持士气、恪守职责、提高生产绩效方面，工人们对单位的认同，跟社会学家们所讨论的团体凝聚力（Hogg，1992：11-30），在功用上相差并不太远。已有不少社会学作品探讨了成员认同对于任何组织维持其运转的重要性。工人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或所属组织的认同感，被认为是“愿意勤奋工作的唯一源泉”（White，2008：291）；就组织的运作效率而言，团体认同所起的作用，跟个人谋取金钱报酬的动机同样重要（Akerlof & Kranton，2005：11，202）。换言之，认同担当了另一种激励手段或控制工具，促使团体成员投入角色。在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由于物质激励几乎不存在，工人们对所在单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在激励其勤勉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

六、“以厂为家”？工人的忠诚度问题

然而，对单位的认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它的忠诚。这里所谓的忠诚，社会学上通常界定为“遵从个人所在的社会单元及其目标、标志和信仰”，或是“遵守集团内部的规范和真诚对待集团成员”（Brewer & Brown，1998：560），或是“关心团体福祉甚于关心个人福祉”的承诺（Zdaniuk & Levine，2001：502）。不必说，一个群体或组织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员的忠诚度。因此，这里要回答的是，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工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所在单位保有忠诚？

整个毛泽东时代，政府和企业都在向工人灌输工厂“主人翁”的意识。在所有厂里，一条常见的标语是“以厂为家”。正如上海冶金局下属镇江矿场的机修工所说，“这句标语的意思是爱厂如家，厂里的东西当作自己家的东西一样爱护，生产啊、工作啊，要为厂里着想；如果厂里有什么事情，就像自己家里有什么事情一样，应该是心里非常着急的，然后要非常积极地去解决厂里遇到的事情和困难，比如说去义务劳动之类的”。当问及究竟谁对工厂忠诚和谁不忠诚时，他答道：“那看人了，有的人就是这样的，爱厂如家；但是有的人就不是，随便工厂怎么样，又不关自己的事情，有这种思想的人也有，所以得看人。比如，有的人思想好的，厂里面有特殊情况，要上夜班，不管自己家里面有多困难，都会去加班，再困难也要自己克服下来。那个时候应该说还是蛮多的，那个时候懒懒散散的人比较少。那个时候人的思想比较单纯，像我们那代人思想都比较单纯”。（N2）

如前所述，把工人的忠诚仅仅归因于他们的想法简单或单纯，不能真正回答问题。当然，要就工人对所在单位的忠诚度问题做出一个可靠的判断，尚有待一个大范围的涉及不同年龄层、不同行业职工的系统调查。尽管如此，我们的有限访谈结果仍然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总的来说，以下这三类人对企业的忠诚度相对高些：首先是厂里的精英、骨干，包括厂长、书记、工会主席、车间主任和小组长等各级领导，还包括一些党员、先进分子和劳动模范，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对企业比普通员工更为忠心。其次是那些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比感受很深的老职工。他们对企业的依恋也比一般工人更强烈。上海艺术品雕刻一厂的一位退休工便是一例。他回忆说：“我在厂里做了29年，1973年到2002年。我们都要下岗了，但是我还感觉像做厂里的主人，特别是下岗那些人，会说你们现在把这个厂搞成什么样了……在我没有结婚的时候，真的是以厂为家，我可以晚回去的，后来去搞销售，自己也是很认真的，活没干完，就自己加班”。（S6）在武汉市工农服装厂，一个受访者说：“那些老工人都是非常的好，就是把工厂当成自己家的啊，基本上都是那种想法，都是些老年人嘛，那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些人，肯定把厂当作自己的家”。（W5）南京载波机厂杨师傅的话也颇具代表性：“那时候就好像感觉到我们是主人，工厂就是我们的，这样想的，爱厂如家。过去的人呢，素质好。那些老的工人，像我们这些人，与旧社会的经历影响有关”。（C1）最后一类是进厂前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包括那些原本无业或失业、后来通过招工进入国营企业的女职工，还有那些来自农村的工人和临时工。这群人很容易满足于现有地位，对企业也比较忠心。前面提到的石家庄化肥厂的崔师傅便是这样一位由农民转变而来的职工，说自己尽管是“一位普通工人”，但是“真的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恨不得吃住都在那里”。（B2）南京下关车站由家属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一位装卸工回忆1970年转正时的情景，说当时“人人高兴”，自己干活非常卖力（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