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是一部写历史的书，它的编纂过程亦是一段历史。从1958年由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立项，至今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7册，《图谱》的编写时间长达一个甲子，先后参与者近百人。那么，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60年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为此，本报采访了多位“图谱”项目相关人员，年龄跨度从“30后”至“80后”。
“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我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这是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晚年谈到《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时说的话。当时是1998年，距离《图谱》1958年第一次立项整整40年，距离《图谱》最近一次撤项2年。7年后的2005年，张先生仙逝，享年93岁。他的弟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说，张先生晚年讲，他这辈子有三件想做但没做成的事，其中一件就是编成《图谱》。
本世纪初，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王曾瑜主动提出要“复活”《图谱》项目。他的学生关树东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在关树东的协助下，王曾瑜于2004年前后重组了一个以历史所科研人员为主的新编写班子，让《图谱》再度“上马”。在多位学者的努力下，这部命运多舛的《图谱》先后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度重大A类科研项目和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资助项目。今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谱》全书17册终于问世了。
《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全17册。该书书脊上有代表时间轴状态的横线，以及代表不同历史时代的图形符号。
《图谱》写的是历史，《图谱》的编纂亦是一段历史。尽管在长达一个甲子的编写岁月中，“参与和经手的人太多，每个人只知道其中部分事情”（王曾瑜语），但这丝毫不影响《图谱》在编写者们心中的分量。鉴于初期参与者多已谢世，在采访中，《图谱》常务编委罗琨向记者提供了她的丈夫、《图谱》常务编委张永山（已故）2010年编辑出版的《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其中收录了图谱组成员、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守仁（已故）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前期工作的回忆》，此文详细叙述了《图谱》从1958年首次立项到“文革”期间的情况，读来令人唏嘘。为了厘清“文革”后《图谱》第二次立项至今日之事，从1981年工作即进入“图谱组”的《图谱》常务编委黄正建不仅在采访中尽可能回忆工作之初的情况，自觉“有责任让这个梳理更真实可靠”的他，还花了整整两天翻看其1991至2004年的工作日记，查阅汇总了58条记录《图谱》进度的内容。“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公开梳理《图谱》进程了，我很希望这次梳理的结果，可以留做档案。”他说。
名家荟萃的立项
《图谱》项目统筹人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宇霖说：“每一件与众不同的好东西，它的诞生都是以无比寂寞为前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好时光。”
近60年的《图谱》编纂过程艰辛坎坷，先后参与者近百人。有不少人为其倾尽毕生之力，却迟迟没有等到《图谱》问世的那一天。那么，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又为什么会一次次遭遇撤项呢？事情还得从1958年说起……
195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历史研究所规划了“三项重大科研项目”，一是《中国历史》（出版时定名为《中国史稿》），二是作为《中国历史》姊妹篇的《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后定名为《中国历史图谱》，即今日之《图谱》），三是《甲骨文合集》。其中，《中国史稿》7册从1962年起陆续出版，《甲骨文合集》13册自1978年起陆续出版，唯独《图谱》迟迟没有面世。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绍棣曾担任过图谱组的秘书。他说，《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的编写初衷，是为了配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编辑一部图册。但主编张政烺先生认为《图谱》更需要承担的功能，是通过搜罗、挑选中国悠长历史中出土和传世的文物，成就我国第一部大型物质文化史。也就是说，将中国历史与文物、考古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生动、具体的图像，立体式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这样的目标，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宏大的愿景。更不消说当时历史所的物质条件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陈绍棣听说，1958年张政烺先生第一次为《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立项时，中央高层非常重视并且密切关注这个项目。当年12月，历史所组建了专门的课题组“图谱组”，任命张政烺先生为组长、该书主编，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齐燕铭，以及出版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金灿然等先生都主持和参加了此书的编委会。此外，历史所还命秘书组从各组室调来阴法鲁、胡嘉、朱家源、李培根、谢清河、张兆麟、安守仁等人加入图谱组，并及时地为图谱组扩大了办公场所。
安守仁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前期工作的回忆》一文中写道，经历史所领导与中华书局联系，当时决定由中华书局承担《图谱》的出版发行工作。为此，中华书局前期投入了不少资金。为了印刷符合文物图版的纸张，书局申请进口了数量很大的纸浆，又从哈尔滨亚麻厂订制了专用外装帧的亚麻布，还聘请了印制珂罗版的上海专家刘绪昌（音名不准）。
1959年3月，社科院邀请全国史学界权威的专家学者来京讨论“三项重大科研项目”的编写事宜。据安守仁记录，这个会议的规格相当高，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出席了会议，郭沫若现场致辞。当时，张先生已经带领课题组一边收集文物、文献资料，一边着手编写编辑计划、资料目录。尽管没有先例可考，但在张先生的主持下，在阴法鲁等学者的协助下，由张先生主笔发凡起例，很快就制定了《“中国历史图谱”编辑计划》，阐明了该书的定名、旨趣、内容、时代范围、组成部分、框架和篇幅。同时制定的还有《“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该目录写明了图谱各章节的安排、农民起义材料、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国际关系材料、漆器、瓷器等手工业材料，以及材料和文字说明关系等问题的处理意见。如今，在《张政烺文史论集》一书附录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草稿）·封建社会部分》一文。在标题下的括号中写着“内部参考，供讨论修改之用”，并标有“1959年3月7日”字样，这就是当时座谈会上用的讨论稿，该文约8400字。
《图谱》之图从何来？
在编辑计划和资料目录的初稿确定之后，摆在图谱组面前的是更大的挑战——历史所一无文物，二无图片，三无照相专业人员，四无拍摄文物的照相器材，这要怎么做“图”集？
据安守仁生前回忆，张先生早年酷爱照相，对拍摄、冲印及照相器材使用都很内行。他指定图谱组成员李培根到北京市文化用品商店购置了一台前苏联制造的135“佐尔”相机、一个简陋的翻拍架，灯光就用台灯凑合，而后手把手地教李培根如何翻拍。同时，张先生找好了战国、秦汉到魏晋的文献及图版材料，由李培根一一翻拍，再由图谱组成员谢清河送到照相馆冲印、放大。取回照片后，所有图片都逐一登记造册，然后全组分工，按《图谱》资料目录所载，按序将翻拍照片贴在纸上，准备交给中华书局付印。根据张先生的要求，冲洗、登记、造册、装袋这些工作都必须当天完成。在陈绍棣看来，张先生搜集资料有一套“先近后远”的原则。他通常带领大家先翻拍历史所的文献及图版资料，再拍所外文物。这个工作大约进行了三个月，因为组上接到新任务，翻拍工作告一段落。
约在1959年7月底，经历史所向兄弟单位求援、协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都派出从事文物拍照的专业人员，带着当时最好的进口照相器材，配合图谱组工作。1959年8月至9月，图谱组在历史博物馆拍摄国家重点文物800多件。
“张先生当年拍的很多都是一级、二级文物。”陈绍棣说，张先生对文物的成像要求很高，一般都亲自从照相机观测镜上查看效果，待光圈、焦距、速度调整到最佳效果才点头，此时摄影师方可按动快门。“张先生对文物拍照技术很有钻研，对每件文物的形态、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这些照片张张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
安守仁在回忆录中写道，1960至1964年，张先生率领图谱组人员携带照相器材，前往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上海、山东、安徽、广东、黑龙江、吉林、辽宁等17个省市及有关县市，拍摄、收集文物照片近7000张。为了陪摄影师冲洗胶片，已年过半百的张先生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当时已是学术大家的张先生，在出差时常常以糠代粮，坐“闷罐子”车，住普通职工宿舍，令旁人肃然起敬。
陈绍棣说，张先生除了带领大家拍摄、翻拍文物照片，还从中国书店选购了不少珍贵书籍、名人信札、图册、画册、碑帖等，为《图谱》提供了宝贵资料。
令人痛心的第一次“下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记得，1964年9月初，包括他和陈绍棣在内的4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1963年已更名为“物质文化史组”的图谱组工作，陈绍棣和他与张先生3个人在一间小办公室内一起做《图谱》。没想到，当年10月“四清”运动就波及到了他们。“才忙了一个月，我们的工作就被迫停止了。”栾成显说，没多久“文革”随之而来，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干扰，图谱组人员流散，《图谱》编纂项目遭遇第一次“下马”。
据安守仁生前回忆，“文革”期间，历史所是重灾区。最令人心痛的是，已经整理好的大量《图谱》相关图书资料散失，文物照片散乱，照相器材被收统管，“历史所的学者们终日不得安宁地度过了10年”。尤其是1969年1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历史所后，为了解决住地和“办公”用房，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他们将所里收集、整理的书籍、信札、图册、碑拓、册页胡乱搬走。后来，又以“战备转移”为由，将张先生及图谱组之前辛辛苦苦从全国10多个省收集到的文物资料底片、照片，胡装乱塞入战备箱运往湖北、陕西等地。直到1973年初，这批图书资料才被运回北京。但开箱后，安守仁直接“傻了眼”——图谱组的主要文物照片、底片、登记目录竟然都不在箱内！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安守仁“记不清经过多少艰困”，才寻回了这些重要物资。
二度“上马”
“文革”结束后，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78年前后，《图谱》编纂工作再次“上马”，仍由张政烺先生担任主编。张先生重新调整了编写大纲，二度“上马”的《图谱》由10卷14册构成。
当时历史所古文献研究室分为2个组，一个是“图谱组”，另一个是“文献组”。除了5名老成员，张先生又“招兵买马”了一些新人加入图谱组。
黄正建是“文革”后社科院历史所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进入历史所，和另外3名新人一起被分配到图谱组工作。他负责《隋唐五代卷》的编写，在他的印象中，这一时期的《图谱》编写是有章可循的，张先生重新拟定了编辑体例，对《图谱》的说明文字、图片选择、版式版样等，提出了相当具体且有可操作性的要求。
就说明文字而言，张先生拟定了详尽的文字体例。比如，对于每一卷的概述文字规定了内容和字数，“每卷以图版为主，前为概述，略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以及重要文物保存或发现情况，尽量吸取史学界的新成果。字数一万字”；比如，对于照片的归类和放置，他提出“将文物按历史性质以类相从，并在每类之前作出分类（专题） 说明，字数以四百至一千为宜”；比如，具体器物的图片说明与概述文字要如何区隔，他建议“高层次的内容（如农业、手工业、商业）放在概述里讲，低层次的内容（如陶瓷、漆器、瓷器）放在分类说明里讲。抽象的东西放在概述里写，具体的东西放在分类说明里写”；比如，对于文物说明的体例，他规定“每件文物的说明包括以下几点，即名称、时代、出土地点、收藏单位、尺寸、质地、形制、历史价值。实事求是，宁缺毋滥。每篇约一百至五百字”；以及，“每卷之末列参考文献目录，统编号码，概述及说明中如果征引或使用，只注号码”。黄正建说，这一严谨的体例反映了张先生对《图谱》内容与形式如何结合的深思熟虑，一直为此后的实际编纂工作所遵循。
对于图片，张先生提出，图片范围包括古文物、古遗址、古墓葬、古籍、古地图、古画等。挑选图片，以历史价值为主，艺术价值次之。每一册书选定四五百张图，考虑到总体成本，规定彩色图片不超过所有图片的四分之一。为了更便利地获取图片，张先生专门向所里申请引进了一位做翻拍工作的摄影师，并布置了一间暗房。所有编写者要将当时能看到的文物考古类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编写时的最近一期，并翻看许多图录，而后挑选文物，制作卡片，并将卡片上提到的文物交摄影师翻拍出小样。
黄正建说，张先生还要求所有编写者将小样分类排好：每个人都以一页为一个图版，在一页中收入一至若干张图片，自己选择合适的方式排版，并顺序写上图版号、图片号、器物名称等，还要单独写图片说明的文字稿。
当每位编写者的桌上都堆起厚厚的一摞小样时，《图谱》的初稿就差不多完成了，那是《图谱》二度“上马”10年后的1989年。“稿子和图片小样送到主编张政烺先生家时，先生很高兴，难得地与我闲谈了一阵。”黄正建说。
轰动的撤项
黄正建记得，到了1990年，由于种种原因，原本答应出版《图谱》的出版社撤项，导致《图谱》工作不得不停止。
直到1991年9月，图谱组再度恢复工作。黄正建在日记中记到：“9月3日：师勤（时为图谱组资料员）通知星期五开会，图谱又要上马。”到了1992年2月，某地方出版社表达了对《图谱》的兴趣，派了包括副社长在内的4人到所里与编者们座谈。1994年7月至1995年6月，时断时续的《图谱》编写工作终于持续进行。当时，无论是酷暑还是下雪天，甚至过年在家期间，编写者们都在为《图谱》赶工，增加新出的文物图片。1995至1996年期间，不少人再度完成了文字稿和图片小样。
不过，那时候的学术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图谱》的图片多是从各种公开出版的考古文物图书中进行挑选，而当时人们已经有了“版权”意识，这个新问题很快成了大问题。
由于版权问题涉及面太广，令这家地方出版社和图谱组都无法招架。1995年11月29日，黄正建在日记中写道：“图谱出版也基本无望……”他告诉记者，当时这家出版社已经投入了不小的成本，为印刷图片专门购置了四色套色的印刷机器。为了保证书本质量，所领导和几名图谱组组员也好几次前往当地，与出版社商议编辑、出版事宜。出版社的放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在日记中，黄正建写道：“得知图谱不出了……此事颇让我伤心……”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解决不了版权问题，也找不到新的出版社接手印刷发行，1996年7月，图谱被正式从“国家项目”中撤项，又一次“下马”了。
一部初稿基本完成、史学界众多名家参与编写的大部头图书被撤项，此事很快登上了1996年7月30日（第1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头版，在学术圈引起了很大震动。
“绝不能再‘下马’”
直到今天，王曾瑜的脑中仍不时浮现一个场景：1996年的夏天，张政烺先生把自己闷在书房里，兀自望着窗台上一叠用报纸包起来的东西出神。连着好几日，他都这么坐着，一坐就是半天。“后来，师母傅学苓先生同我讲，她翻开来看过，那叠报纸包着的是《图谱》原始社会部分的手稿。”说完，王曾瑜重重地叹了口气，“撤项对张先生的打击非常大。从那以后，他的精神状态一落千丈，身体也大不如前。”
王曾瑜告诉记者，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曾受教于张先生。在他看来，自年轻时就被称为“小王国维”的张政烺先生学识极其渊博，在与他同辈的优秀史家中，也是出类拔萃者。尤令他敬佩的是，张先生博览群书，治史不分断代，对中国考古学、古文字、版本目录等均有精深的造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书局请学者点校“二十四史”时，张先生被分配到点校《金史》，“拿来就点”，甚至还用古医书纠正了《金史》中的差错之处。王曾瑜至今记得，1991年过春节时，张先生请他到家中做客，提出希望由他执笔写作《张政烺先生学术传记》，编入组稿中的张先生80华诞祝寿文集，这令他倍感荣幸。当读到张先生1998年的自述文章：“一九五八年我开始从事主编《中国历史图集》的工作。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摘自朱凤瀚整理、张政烺自述《我与古文字学》）王曾瑜心里很难过。他认为，张先生一生都在为别人付出，却一直未能将自己的大部分学问付梓，这不仅是他的最大损失和遗憾，也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张先生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师，我就想自己能不能做点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张泽咸、王曾瑜（中）、张政烺先生（右）在张先生家。时张先生已患病，挪动身体不便，张师母傅学苓先生要求大家不拘礼节，便坐沙发合影留念。
讲到这，王曾瑜说有件事他必须澄清下。在此次出版的《图谱》中，刊印了陈绍棣撰写的《张政烺先生与》一文，其中写道：“值得庆幸的是：张先生在病重期间将《图谱》工作托付给了他的学生兼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王曾瑜先生。”王曾瑜说，这段话是陈绍棣想为他“贴金”，但“不符合事实”：第一，“兼朋友”三个字应该删去，“学生就是学生，哪里攀得上’‘朋友’二字？”；第二，张先生没有也不会将未竟的《图谱》工作托付给任何人，“张先生知道这本书做起来有多难，像他这么好的人，怎么忍心让人代为受过？”
“当然，我不是没有斗争过。”王曾瑜坦言，他产生再次“上马”《图谱》的想法后，先后找了原图谱组的成员栾成显、陈绍棣、黄正建等聊过，“看到大家都很支持，我心里就有底了，这事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做的”。
栾成显说，近半个世纪来，他跟着张先生一起经历了《图谱》屡兴屡废的全过程。当王曾瑜找到他谈恢复项目时，他很是欣喜：一来，手头上经年累月整理的《图谱》素材终有用武之地；二来，他也希望能帮助恩师达成心愿。而且，张先生很有人格魅力，总是汲汲于奖掖后辈，对络绎不绝的登门求教者不问亲疏、不惮烦劳，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从不在学问上留一手。“只要是张先生想做的事，大家都很乐意出力。”他说。
黄正建记得，2000年王曾瑜找他谈《图谱》之事时，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了起来，“王先生对张先生有一种责任感”。在当天日记中，黄正建这样写道：“我既想让图谱出来，又怕再耽误几年，也是很矛盾。”在他看来，曾经参与编辑《图谱》的学者，不少都有类似的心态。
王曾瑜告诉记者，考虑到自己在院里有一定的影响，2001年他以张先生和自己的名义，向中国社科院申请了重点科研项目，酝酿让《图谱》“起死回生”。但因出版资金没有着落，图谱组成员流失严重，虽然申请报告改了又改，工作迟迟却不能开展。
直到2004年，这一课题申请才得到批复，经费和出版社也有了眉目。在关树东、黄正建等人的努力下，经历了一次次“可能无人做”的婉拒后，《图谱》编写者终于逐步找齐了。当年3月26日上午9点，新成立的图谱组第一次开会。根据黄正建的记录，当天会议的到场者有王曾瑜、张永山、许文骥、沈冬梅、关树东、李锡厚、陈绍棣、黄正建、陈奕玲、赵凯、鱼宏亮、刘晓，没有到场的有栾成显、罗琨、安守仁等。会议一直进行到中午，黄正建向与会者介绍了情况，念了体例，大家看了样稿。关树东记得，那时他博士即将毕业，王曾瑜对他说：“你写完论文，就该做《图谱》了。”
在2004年《图谱》再度立项时，黄正建就在日记中写道：“王曾瑜对此事极认真，极负责。”2005年，社科院院部与王曾瑜签订了重大课题责任书。不过，在现在出版的《图谱》编委名单中，却看不到王曾瑜的名字。“是我要求出版社不署名的。”王曾瑜说，他在立项时就提出8个字：一不挂名，二不沾利。在最后的统稿和审稿阶段，王曾瑜承担了大量审读工作。他说：“在张先生面前，说我是四分之一瓶醋，还是过高抬举自己了。这是实事求是，不是妄自菲薄。我对《图谱》就像对待自己的著作一样，必须尽学力修改。”为此，他还常常向师母傅学苓先生汇报编写情况。不过，直到结项，王曾瑜都坚持不肯要一文钱稿费。“做这个事情，越简单纯粹越好。”他说，“我对这部书只有一个要求——绝不能再‘下马’！”
“不完全是付出”
“看到这套书出来，晚上终于能睡踏实了。”在社科院历史所办公室里，看着刚刚从出版社快递来的《图谱》，栾成显笑出了声。今年76岁的他，是整个《图谱》项目作者团队中，一人独立承担最多卷册的作者。17册书里有4本，即《明代卷》（上、下）和《清代卷》（上、下），是由他主笔的。
其实，《明代卷》（上、下）的作者一开始并不是栾成显。之前，《明代卷》上、下两册已经由安守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韦祖辉撰写了底稿。但旧有的稿件在体例和结构上与其他卷册极不统一，需要大规模的重新加工。在2004年项目启动后不久，安先生就过世了，韦先生年事已高不便继续从事《图谱》工作。栾成显说，这也反映了《图谱》写作的一大困难——由于时间线拉得太长，人员变动频繁。从2004年立项到2016年交稿为计，时间就过去了10多年，更不用说整个项目60年间的人员变化，而“换一个人，就是重来一遍”。
如果《明代卷》工作搁浅，将影响整个《图谱》的出版，编写组和出版社都心急如焚。考虑到正在编写《清代卷》（上、下）的栾成显是明史专家，虽然明知栾老工作量大，但编委会不得不又找到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栾成显说。
不料想，2015年中旬，就在距离截稿期越来越近之时，栾成显的糖尿病病情加重了。见工作进度一下子慢了下来，栾成显心里非常着急，几次给出版社打电话致歉。那时候出版社也急，又不忍心催促病中的老先生。最后，他们和栾成显讨论出了一个方案——让编辑入驻栾家，与他一起工作。这样，配图问题就能现场讨论解决，有的文字部分则采用栾成显口述、编辑打字的方式完成。
栾成显告诉记者，最初的安排是早上9点开始工作，中午休息1小时，下午5点结束。执行了一天之后，他觉得进度太慢，要求改为每天晚上9点结束工作。经过15天高强度的“最后冲刺”，栾成显和编辑完成了《明代卷》与《清代卷》共4册的组稿，整理文字近90万、图片2934张。
“做《图谱》，栾先生的拼命是出了名的。”关树东说，栾成显知道自己承担的任务最重，为了赶上进度，70多岁的他有段时间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听到这，栾成显说，那主要是因为他原本是研究明史的，“做清代史相当于重学”，花费了不少时间。他笑着对记者说：“你看，做《图谱》还能学到新知识，也不完全是付出嘛！”
“最大的文件夹”
在很多编者的电脑中，“图谱”资料通常是占内存最大的文件夹。关树东告诉记者，现在《图谱》每册用图为400张左右，但在提交初稿时，考虑到资金、版权等问题，每位作者备选的图片在800张左右。而在收集资料阶段，每个人都是在8000甚至上万张图片中进行挑选的，“大家都准备了10倍以上的资料”。
《图谱》常务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罗琨和丈夫张永山（已故）1963年一同进入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工作。1980年代， 为了加强《图谱》的编辑工作，历史所安排张永山、罗琨协助张政烺先生完成原先由他承担的原始社会和夏商西周两大部分的《图谱》工作。罗琨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原始社会阶段的历史很有兴趣，一直关心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她记得，接到这项工作安排两周后，她就提交了原始社会选图目录约百条，“当时我们住在建外9号楼，张先生住7号楼，往来很方便，拿着目录，先生很高兴，他说要亲自翻拍图版”。走进罗琨家中，只见书房里排着一列大文件夹，过厅堆放着十余个卡片盒。“都是我们夫妇俩做《图谱》等先秦史研究时攒下的部分资料。”罗琨说。
记者翻开罗琨主编的《原始社会卷》，看到第二章太初之民的第一节直立人文字概述加上所有图片，共7页篇幅。与罗琨聊起这个话题时，罗琨常常边抛出观点，边起身去书房里搬出一本本厚厚的文件夹，在2、3秒内翻到相关页面点读。记者取过其中一本文件夹，只见在页面右侧依次贴着写有“起源”、“旧石器时代”、“江苏安徽福建”、“四川”、“两广青海”等七八个条目的小纸片，每个条目下有十数页文件。文件一部分是剪报，有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等专业报纸，有的来自《北京晨报》《南方周末》等大众媒体；一部分是专业期刊上相关文章的复印件，从时间上来看，2000年后的学术成果占大多数。记者又翻开另一本文件夹，从页面右侧目录来看，是“湖北”“河南”“广西”等地名。在“湖北”目录下，夹着一张张打印稿，以“郧县猿人”、“郧西猿人”等湖北早期人类为小标题，小标题下是添加了背景色突出显示的图片说明及其来源。图片说明通常比较简略，标注为“牙齿化石”、“遗址远景”、“石器”等；图片来源则列有具体的篇目、书目、出版年份，与出版规范相同。“这些都是写直立人章节时查找的资料，还有自己整理的支撑某个学术观点的图片目录。”罗琨说，“每个章节都是这么做的。”在《原始社会卷》末，记者看到罗琨列出的参考文献有328篇。
除了参考文献，在准备资料期间，罗琨还找了些“实物”做研究。比如，在叙述良渚文化相关内容时，《图谱》中用了一张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高台土冢的线描图来反映当时的社会分层。罗琨告诉记者，在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古埃及金字塔与良渚时期的“土筑金字塔”即高台土冢有不少相似点，包括堆筑年代、形态和用途等。“我就在当当网上买了个玛雅金字塔的模型回来自己拼装，做个比较。”
王曾瑜告诉记者，目前《夏商西周卷》仅保留了张永山生前所写的绪论，那是因为前几年张永山作为常务编委，忙着审核其他卷的初稿，结果自己的部分来不及做完，“张永山做了大量准备，最后没有完稿是很遗憾的事”。在罗琨家中，记者打开了一个存放读书卡片的卡片盒，只见里面满满当当都是张永山图片说明是张永山摘录的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约有100来张，每张上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罗琨数了数，这样的抽屉有30个。她说，1972年从干校回京后，张永山就通过私人关系从考古所等地借出《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系统收集先秦、三代、原始社会考古资料。张永山读书都是先做卡片，同时收集剪报，再将拟选的材料整理入文件夹作为编写备用。“可惜，写《图谱》时最后一个环节没来得及做。”她指了指身后一排文件夹，“这里11个文件夹的内容都是原始社会卷可用的。”
张永山（已故）整理的读书卡片
除了资料准备充分，罗琨对图片的挑选也要求颇高。在《图谱》中，有一张陕西华县泉护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鸮鼎的图。她说，现藏于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陶鸮鼎，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相关图片被收录在不少图集中，拍摄角度亦是五花八门。说着，罗琨从书架上取出《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一书，封面上就是一张正面的陶鸮鼎图；她又翻开一本文件夹，里面有一张该鼎右转约60°的侧面图；但在《图谱》中，她选择了一张该鼎大幅左侧的图。“相比之下，这张图更为全面地反映了该器物的外观特征。”罗琨说，对大多数编写者而言，有时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遇到一张满意的图。
罗琨的家中有台扫描仪，她告诉记者，《图谱》交稿前，每天都得扫个几十上百张图，扫描仪都换了两台，她的手腕因此患上腱鞘炎和囊肿。
“前辈的教育”
关树东告诉记者，在2004年重启《图谱》项目时，除原图谱组的几名资深成员外，项目组又动员了包括“70后”在内的10余位学者参加此项目。考虑到“新人”多是历史专业毕业，但这部书要求考古与历史结合，于是项目组特地请了徐苹芳（已故）、杨泓等10多位考古学家为编写组授课。在每一册的写作过程中，除了编者之间经常讨论，还邀请了黄展岳、齐心、齐东方等专家一起召开审稿会。“请来的都是名家，而且全部无偿讲课、审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任会斌是1980年生人，是编写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于2013年加入图谱组，2014年接过当时已经过世了的张永山先生的任务，负责《夏商西周卷》的编写。
“一开始真的很犹豫，编这书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而自己的能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任会斌坦言，他虽然读书期间主攻先秦史，但研究方向只是侧重于甲骨文与殷商史，而“夏商西周三代前后历时一千三百年，且其上承文明起源， 下启后世历史文化传流，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财富和独具特色的制度与文化，千余年屡创辉煌、史实众多，起初动笔时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回忆往昔，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赵凯坦言：“我有两次都不想做了。一来知识储备有限，二来看不到希望。”他说，“70后”的他于2003年进入历史所工作，2004年加入图谱组，与另一位历史所研究员邬文玲合作编写《秦汉卷》（上、下）。写作之初，他常有“天人交战”之感——既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做完这部书，也不知道自己付出的努力是不是会白费，毕竟这部书曾历经一波三折，而且迟迟没有出版社诚心诚意来“接盘”。“我也没想过，这部书竟然断断续续写了10多年。”
任会斌说，他之所以下定决心做《图谱》，很大程度上是为前辈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他认为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他记得，工作刚开展起来时，去罗琨先生家看张永山留下的资料，当看到一盒盒分门别类的卡片和剪报，读到一封封张永山先生与各地往来的书信时，既震惊又感动。记者在罗琨家看到，这些书信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请求图片支援的，抬头是“xx博物馆/考古队”，信件正文中列明了需要哪几张什么内容的图片；一类是写给“xx出版社”寻求合作的模板，这是一份4页多长的手稿，上面还有王曾瑜先生的修改笔迹；还有一类是申请经费的报告，有手写版也有打印稿，申请方包括国家财政局、国家文物局、社科院等。从书信内容来看，张永山一般会用一两页的篇幅介绍张政烺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图谱》项目的重要，字里行间饱含深情。更让任会斌感动的是，编写之初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罗琨总会帮他一起找铭文、拓片等需要的资料，而在书稿初稿完成的时候，罗琨又细心审读，给予了很多修改意见。后来，他又听所里的前辈讲述《图谱》的起起落落，讲述一代代学人是如何为《图谱》倾尽全力。“人真的可以抛弃功利心，踏踏实实做学问。这就是前辈言行给我们的教育。”任会斌说。
众人拾柴
黄正建告诉记者，在本世纪初重启《图谱》项目时，有段时间某家大出版社曾表示愿意合作，当时还从国家财政部申请到了400万的专项经费，但财政部要求用与该出版社同属文物局单位的某景点门票来报账。没想到，该景点后来升级成了副部级单位，各类规制都与出版社分道扬镳，经费一下子打了水漂，出版一事自此搁浅。所幸在此期间，历史所领导在追加科研经费、采购图书资料、提供所内设备、争取兄弟单位支持等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图谱》再次基本完成初稿后，找到出版社成了最重要的工作。”黄正建说，在最初的六七年时间里，先后有不少家出版社表示出对这部书的关心。但在斗转星移间，出版社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为了符合不同出版社的要求，编辑组多次调整、重选图片，但考虑到项目难度，许多出版社最后还是放弃了，“做了很多无用功”。
转机出现在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看到了《图谱》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决定出版该书。《图谱》被列为该社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及2011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在后期，由于图片数量太多，费用远远超出预算，时任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尹飞舟得知情况后多方奔走，为《图谱》争取到了地方出版经费，保证了项目的如期进行。
陈绍棣告诉记者，在找图阶段，出版社的编辑帮他做了不少工作。陈绍棣负责的是《春秋战国》（上、下）两册的编写，尽管他是图谱组的元老，但他的找图工作丝毫不比新人轻松。“以前我们拍照用的都是黑白照片，现在要彩色照片，再加上近10年考古成果丰富，图片都得重找一遍。”陈绍棣说，他不会用电脑，无法从出版社提供的图片公司数据库里选图，两册书的所有配图都是从社科院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翻书、杂志、考古报告等。待他一张张找出来后，考虑到版权问题，出版社的编辑还得扫描图片后去数据库中寻找对应图片。张宇霖记得，《春秋战国卷》两册书最后共使用图片891张，陈绍棣在资料室共查找了2000多幅图片。“老先生的学术态度感动了社科院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为了方便我们的配图工作，资料室干脆为陈先生和我们编辑专门辟了一个角落，把翻出来的备用书籍和资料单独码放在一起，以免被不知情的学者借走。”张宇霖说，到了为《图谱》集中配图的时候，资料室里一老一小两个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时而埋头找书，时而兴奋互唤。
张宇霖说，在收集图片阶段，出版社找到了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湖南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寻求帮助。在了解项目情况后，陈远平提议，可以用出版社的名义给全国各个地区馆藏机构发函，在之后举行的全国文物保护工作会议上，他将函件和资料一一分发给各地区的文物局人员，再以个人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介绍《图谱》的项目情况。出版社很快给各省市文物系统制作了专门的资料袋，里面有函件、《图谱》项目情况说明以及需要对方提供的图片清单，“沉甸甸装了满满一大袋子，陈先生就提着这个大袋子去参加了会议”。一个月后，出版社收到了辽宁、浙江等相关文物单位的回应。随后，河南、吉林、江苏、河北、湖北、四川等省也都陆续做出了回应，按清单向出版社发去了大量授权图片，为《图谱》的最终出版提供了巨大帮助。
部分作者与编辑讨论书稿编纂问题。左起：编写者栾成显，湖南人民出版社项目负责人之一龙昌黄、编写者陈奕玲、赵凯，项目发起人王曾瑜。
2016年，出版社完成了《图谱》12卷17册、9654张文物图片的编辑工作。张宇霖说：“有一天，我翻了翻我与另一位项目负责人龙昌黄在长沙、北京间往来的车票发现，2015年我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
结语
图谱组的一位成员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他在所里为准备《图谱》的资料一连加了好几天班，最后一天发现“所里无人，自己也觉好笑，现在还做这种事情。由于明年我们要自己赚钱，所以所里上上下下都在讨论如何创收”。
根据资料统计，《图谱》项目前前后后一共获得经费28万，共计17人参与到最后的编写过程中，总计出版17册书。据记者了解，在现在的项目“市场”上，这样的“行情”低到令人咋舌。
一位对《图谱》项目略有了解的年轻学者坦言，在这个时代，编《图谱》这类书属于“吃力不讨好”，一般学者都不愿接，“有用没人说，有错就被人骂”。他尤为钦佩王曾瑜及编写者们的勇气，感慨于他们付出的心血。
任会斌在采访中感叹，自己的父亲出生于1950年代，和《图谱》最初立项几乎同年，如今他们家都有了第三代，而磨砺了半个多世纪的《图谱》一代才刚刚问世。“这究竟是学问的不幸，还是幸运？”60年、三代人，却好似“弹指一挥”。
“说这套书凝聚了作者几十年的心血，绝非一句空话。”黄正建说，从1981年进入历史所工作到去年8月在历史所退休，他在36年间三度完成《图谱》的文字稿和图片小样。“幸运的是，我看到了它避免成为废纸的一天。”说到这，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回望过去的60载岁月，细数起来，仅在编纂这套书时去世的老先生就有好几位——《图谱》主编张政烺先生、原《两汉卷》作者朱国炤先生、原《宋代卷》作者朱家源先生、原《明代卷》作者安守仁先生、原《夏商西周卷》作者张永山先生等。再看此次图谱组的成员，项目发起人王曾瑜，常务编委罗琨、陈绍棣、栾成显都在75岁以上，曾参加过《图谱》编纂的卢善焕已经91岁。
2017年《图谱》出版后部分作者合影。一排左起：编写者沈冬梅、栾成显，项目发起人王曾瑜，编写者陈绍棣、黄正建、邬文玲；二排左起：编写者陈奕玲、关树东，已故作者安守仁之子安明，编写者党宝海、赵凯。
《图谱》项目跨越两个世纪——1958年首次立项，“文革”期间“下马”；1978年二度立项，1990年工作停止，1991年恢复工作，1996年被撤项；2004年再度“上马”，2017年《图谱》12卷17册终于出版。历数这近60年的过往，先后参与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专家近百人。这不只是一个文化项目。它更像是几代学者、出版人背负使命、前赴后继为共有的理想进行的一次艰难跋涉。
专题（2017.9.8）| 一部书和它的60年——《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编纂始末
单颖文 | 文汇报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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