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 · 斯科特评论 01 | 王晓毅：作为一种生存状态的逃避

王晓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文译者，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三期）

| 王晓毅

如果将社会发展看做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山地社会往往被看做是落后的，并被认为会在先进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但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构建了与这种想象不同的山地文明，山地为山地居民提供了保护，从而使山地居民得以从国家的统治中逃避出来。如果说主流的历史学家往往从国家的角度，将山地看做是远离文明的野蛮地方，而在本书中，斯科特的分析却认为，野蛮是山地人群主动选择的结果。[1]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与其说作者是在重构东南亚山地的历史，不如说是作者借用被称为赞米亚的这块东南亚山地的历史阐述了作者的一个理念：国家的作用在于控制其国民，因而部分人群会主动地选择一个无国家的空间以逃避统治。在斯科特的诸多著作中，底层、能动和反抗一直是他所关注的主题，这本书是将上述这些主题通过一个空间重新进行了阐释。

《逃避统治的艺术》（修订译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这部书所讨论的是被称为赞米亚（zomia）的东南亚山地二战以前的历史，这个地区“包括了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他横括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4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2]。斯科特认为这个地区的近亿人口是因为逃避谷地国家的控制而迁居到这块山地，他们并非是落后或没有文明，即使说他们是落后的，那么也是因为他们主动选择重回野蛮以逃避国家的统治。山地为这种逃避提供了地理条件，因而吸引人们逃避到此。这些逃避统治的人群为了能够远离国家，逐渐形成了与谷地不同的文化、社会组织和生计方式，这是山地文明之所以为山地文明的原因。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 (in red) and part of the Himalayan Massif (in yellow). Gray background indicates land above 500 metres

在斯科特的一系列著作中，国家一直被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存在着，不管是现代国家或者古典国家，他认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对社会的管制，以及由此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斯科特直接把政府描述成为勒索者，在东南亚，“殖民统治在乡村的权力，精确地表现在以牺牲村民利益确保其收益的能力”[3]。国家政权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其税收和征兵，这与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因此才促成了农民的反叛。与古典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主要目的并没有特别的变化，只是手段更加强有力了。斯科特对现代国家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在该书中，作者说：“我越研究这些定居化的努力，越感觉到这是国家试图使社会更为清晰、重新安排人口从而使古典的国家职能（如税收、征兵和防止暴乱）更为简单容易的努力。”[4]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斯科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谷地国家被看做是征用的空间，“总的来说，你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家空间’，也就是说，一个理想的征用空间。由于国家依赖税收和租金，从而问题就变成了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统治者以最小的代价得到大量和稳定的人力和粮食剩余？这里所说的税收和租金的内容广泛，包括食物、劳役、士兵、贡品、可交易的物资和硬币等。”[5]正是因为国家的作用在于征收赋税和徭役，所以国家与人民是对立的，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逃避的理由。

斯科特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与《国家的视角》

面对一个与人民相对立的国家，底层人群的策略有两个，或者反抗，或者逃避。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等著作中，作者讨论了前一种形式，在国家控制的空间内，底层的人是如何进行反抗的，而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则讨论了后一种策略，人们如何逃避国家的统治。

在前现代化时期，人们之所以能够逃避，是因为古典王国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集中的人口和农业的依赖。赋税和徭役的征收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成本过高，那么无论是赋税或徭役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前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成本是距离带来的成本，试想如果征收的赋税甚至不够运输的消耗，那么这种赋税征收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国家的利益在于一个地区能够有多少财富被国家所征收，而不是这个地区能够产生多少财富。为了便于征收，国家需要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之内集合更多的人口，从而将距离成本压缩到最低。谷地因为其交通便利和物产丰富，因而就成为国家的核心空间。

地理条件决定了山地无法成为国家的空间，首先山地是遥远的。距离并非仅仅是水平的距离，而是距离加上通行的难度，甚至通行的难度要比通行的距离更重要，平原上一公里与山地上的一公里，其通行难度明显不同，所以山地不仅水平距离往往距离谷地国家很远，更重要的是通行的困难，也就是斯科特所说的景观阻力，在现代交通发展之前，对山地的统治是困难的；其次，山地是分散的，人口分散，且土地产出较低，对于谷地国家来说，山地赋税的征收成本很高，盈余很低，山地就经常成为化外之地，是无国家的空间。正是山地这种特性，那些希望摆脱国家统治的人群便离开谷地，进入山地。在斯科特看来，那些山地居民并非是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山地的，而是为了摆脱国家的统治而主动迁移到山地的。

在谷地国家看来，山地人是落后和野蛮的，其文明程度很低，被称作“番”或“蛮”，但是所谓文明程度也就是被国家同化的程度。比如历史上的“生”番和“熟”番，只是表明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被国家所同化的山地居民被称为“熟番”，而未被国家同化的被称为“生番”。但是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山地居民所表现出来落后和野蛮并非是尚未进化，而是其自我选择的结果。当山地居民逃离了国家的统治，他们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文化也被重新构造，以适应其不被统治的生存状态。比如与灌溉农业相比较，刀耕火种被认为是落后的，但是在斯科特的分析中，那些从谷地逃离到山地的人并非不懂得灌溉农业，但是游耕更适合他们的逃避策略。[6]水稻可能更高产，但是山地居民却多选择那些易于躲避国家财政征收的作物，比如块根作物。

适合逃避的社会结构与国家空间的等级制度正好相反，其特点是分散和平等，他们往往避免产生大型的社会组织或群体，而是组成一个个小的团体，这些小的团体可以迅速地分散移动。斯科特形象地将这种社会结构比喻为水母，他们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固定的结构，这种结构便于他们移动，并且难于统治。这些小的人口单元也像是砌墙的砖，既可以分散，也可以联合。与这种分散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他们强调平等，避免产生等级制度。国家总试图在这些山地居民中创造首领，但是山地居民总是避免产生首领，即使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表面上的首领，但是那也是刻意迎合国家而设置的“泥偶”。实际上，这些所谓的“首领”并没有权力。一旦某个人具有超越其他人的能力或权力，他们甚至会把这个头人杀掉以避免出现统治者。

文字的出现往往被认为是进化的标志，有文字的人群被认为比没有文字的人群文明程度更高。但是在斯科特的分析中，那些逃避到山地的人群在平原生存的时候，也是有文字的，但是他们在逃亡的过程中，主动放弃了文字，因为文字也是国家实施统治的工具。在前现代，文字并非是大众交流的工具，而是掌握在少数知识精英手中，被作为论证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山地民族在逃避的过程中，既不需要知识精英，也不需要文件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他们用口头文化替代了文字，因为口头文化更富有流动性，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再创作。口头文化替代了文字，大大方便了山地族群不断建构出新的族群认同。

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逃避统治的空间。“如果说游耕和散居是为了阻止被征用的生存策略；如果说社会碎片化和没有首领是为了阻止被国家统合；那么同样，没有文字和文本也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操纵历史、谱系和清晰性，从而挫败国家贯彻其制度。”[7]

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密西根大学东南亚历史学家Victor Lieberman说，“跟他所有的著作一样，詹姆士 ·C·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也负有原创性、表达清晰、雄心勃勃、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8]斯德哥尔摩大学人类学家Bengt G. Karlsson说：“这本书出版短短几年，在所有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中（超过400页），斯科特的书成为一个极为稀少的现象，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中被广泛评论，并成为许多学术会议的讨论主题。”[9] 这部著作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对东南亚山地历史的重新解释，而是这种大胆的论述在很大程度颠覆了我们原有的认知，重建了文明与野蛮、被动与能动、逃避与反抗、山地与谷地的关系。

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进化论的解释下，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技术、语言文字和国家的产生成为社会进化的最明显标志。按照这个视角，东南亚山地无疑是一个落后的地区，那里生产技术落后，许多少数民族还停留在刀耕火种时期，农业产量很低；大多数人处于前国家时代，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众多的部落；大部分族群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还停留在传说时代。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这个地区逐渐受到中原地区汉族文化或近代殖民政权的影响，社会逐渐进化，特别是许多被称为“直过民族”的少数族群被认为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跨越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斯科特的解释下，这些人群并非没有文明，现在所显示出来的所谓落后或不文明，恰恰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策略，是逃避统治的策略。他们曾经在谷地生存，有较高的农业文明，甚至也有语言和文字，但是他们放弃了所有这些，只是为了保持一个无国家的状态。这多少有些让人们想起那些接受了现代教育，会用电脑和管理公司的城市精英，有一天进入到山里，重新过上男耕女织生活的都市现代人，他们也曾经有先进的技术，只是他们选择另外的生活。

在山地人的日常生活中，逃避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战争和掠夺，弱势的一方向边远、高寒和瘠薄的地区逃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逃避才能保存自己。战争将失败者驱赶出去，如同中央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多次战争中所发生的，一旦战败便会逃匿于大漠，但是这种逃避与斯科特所讨论的逃避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这种逃避往往是被动的，只有在战败以后才会选择逃避。第二，逃避也是积蓄力量的过程，一旦逃避者聚集起力量，就能够成功地重回权力中心。但是在斯科特的分析中，赞米亚是完全不同的，当地居民也可能因为战败而迁居这里，但是他们在赞米亚的生存并非仅仅因为战争的失败，更是他们主动选择一种生存方式。他们从来不试图挑战谷地国家，也不希望积蓄力量，他们所有的努力和策略都是维持这样无国家的生存方式，从本质上说，他们不是战败的逃亡者，而是主动与国家保持距离。尽管斯科特说山地无国家的空间与谷地国家是一对双生子，但是在赞米亚，国家是距离遥远的存在，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山地所形成的景观阻力已经将国家阻挡在赞米亚之外，而山地居民可能在逃离之前与国家有过战争，但是在进入赞米亚以后，国家就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赞米亚不同于水泊梁山，也不同于哥萨克，山地居民并不试图反抗国家，而是通过分散和移动，让国家无从把握他们。不要反抗，仅仅需要逃避，所以赞米亚的居民从来没有试图聚集起反抗国家的力量，而是主动选择逃避。

如果我们将《逃避统治的艺术》艺术与《弱者的武器》对照来看，面对国家，不管是农民或山地居民，他们都是弱者，因此采取的策略也有相似之处。农民不能直接对抗国家的权力，因此采取了非正式的抵抗。“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10] 作为弱者，他们避免与国家对抗，而是通过持续的抵制，削弱国家的权力。弱者的武器帮助农民在国家的控制范围内创造一个生存的空间。即使是在国家的空间内，逃避也被作为弱者的武器而经常使用。而在赞米亚，事情变得更为简单，因为这里不存在国家，所以，赞米亚居民所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防止外来的国家对其实时控制，以及如何防止在其内部产生不平等，并进而破坏无国家空间内的平等和分散。

从逃避的意义上说，山地居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崎岖不平的山地给他们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可以呈现出斯科特所描述的逃避生活，因此吸引山地人口下山无疑是困难的。熟悉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人都知道，即使在1949年以后，要说服山地人下山，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1]通过斯科特的描述，赞米亚呈现出一个没有赋税、没有统治、人人平等的生活图景，这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对于山地的认识。[12]但是这个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便终止了，因为现代国家有着远比古典国家更强的能力，山地已经不能对国家扩张其统治构成障碍。但是，逃避统治的艺术真的消失了吗？

斯科特关于赞米亚的分析是在山地背景下，重新讨论了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中心在不断扩张其统治，而边缘则逐渐成为逃避的空间，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的隐士，终南山上那些隐居者就是一种逃避，相对于当今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他们是边缘的，既不属于主流文化，也不被主流文化所控制。尽管作为人，他们不能逃离现代社会，保持了与主流社会的互动，但是作为隐士，终南山给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空间，使他们可以逃避主流社会的成就和烦恼。[13]在现代社会中，中心和边缘并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控制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有中心和边缘，主流和非主流之别，主流的扩张和边缘的抵制无处不在。我猜想，可能是这种无处不在的中心——边缘关系和逃避策略，吸引了本书的众多读者。[14]

如果我们将斯科特所讨论的逃避艺术加以引申，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也会有所帮助，比如与自我野蛮化很相似，当今社会的人们也会利用自我非主流化来实现逃避。与谷地王国的臣民相似，主流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大多数人会进入主流社会，但是也会形成压力，因而有人选择逃避主流社会，从而形成现代社会多种多样的亚文化。这也具有与赞米亚山地族群类似的分散性和流动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逃避空间。现代社会的逃避空间既可能是物理的，也可能是社会的，一些逃避主流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物理的空间；但是更多时候，逃避的空间是社会的，那些选择非主流生存的人将逃避作为生存方式，在主流社会之外建构新的亚文化认同。所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也可以随时逃避主流社会。

当然，也不能将现代社会的非主流化与赞米亚的逃避艺术简单等同。首先，人们逃避主流社会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主流社会向他们征收赋税，而是主流社会所形成的高度一致化使一部分社会成员不满，不管是一致化的规训或一致化的生存方式，都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让人们产生被压迫感，因而在亚文化中追求多样性；其次，他们不可能完全逃避主流社会，需要与主流社会的不断互动中寻找到生存空间，他们的逃避经常是在主流社会中为自己营造一个小的生境；第三，在很多情况下，非主流化并非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一部分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被迫选择非主流的方式生存。

抛开斯科特所讨论的东南亚农民和山地社会的具体背景，弱者的武器和逃避的艺术都是底层社会的生存策略。权力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国家的权力或社会的压力，权力对人们自由的生存构成了压力，而借助于弱者的武器和逃避的艺术，底层社会获得了生存空间。

斯科特在书中早就预见到，这本书的出版会引起较大的争议，他还指出，他的观点是清晰，“我经常被指责为是错误的，但很少被指责为含糊不清或晦涩难懂”[15]。尽管斯科特指出，这本书的观点并不新鲜，他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创新，但是这本书所呈现的结论仍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那片广袤的山地是否真正构成了一个远离国家的逃避空间，那些独特生存方式是不是仅仅为了逃避国家的统治？斯科特的结论在得到众多赞赏的同时也受到了许多质疑。斯科特批评国家的清晰性和简单化，国家为了更方便地进行统治，往往忽视社会的多样性。但是不得不说，斯科特在讨论赞米亚山地族群的逃避艺术，为了其结论的清晰明了，也将复杂的社会进行了简单化和清晰化的处理。[16]

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的批评首先是对其史料利用的批评。过去大量的历史文献都是有关国家及其相关事务的记载，边缘地区的历史资料严重缺乏。山地族群没有文字，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而官方文献对于边缘地区族群的记载不仅稀少，而且带有很强的偏见，这给撰写这些无文字族群的历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尽管存在历史资料匮乏的问题，但是历史学家仍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密西根大学历史学教授Victor Lieberman指出这本书的重要问题在于其论断缺乏经验资料的支持，比如这本书中大量涉及到缅甸历史，但是无论是缅甸文的历史档案或者翻译成英文的历史资料，斯科特都没有充分利用。他说尽管斯科特说自己学习了缅甸文，但是应该没有看过缅甸文的档案资料。作为东南亚历史专家，Victor Lieberman教授的批评无疑是很有力的。资料支持不足导致三个方面错误的产生：第一是历史事实的错误。Victor Lieberman教授援引了史料说明本书中的一些错误，比如关于前殖民时代缅甸人的识字率要大大高于斯科特的估计。历史资料的不足导致斯科特忽视了许多与其结论相反的历史事实；第二，过于强调国家对于人力的依赖。在斯科特看来，古典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控制人口，在相对密集的地方集聚更多的人力，国家才有实力。但是在Victor Lieberman看来，斯科特有些过于强调国家对人力的控制和依赖，事实上海上贸易带来了巨额财富，而财富也会增加人力。此外人多也并非好事，有时人少的国家也会战胜人口多的国家，也有谷地国家因为人口太多导致资源不足而亡国的事例；第三，Victor Lieberman认为斯科特说所的人口大规模向山地迁移也缺少历史资料支持。在他看来，山地和谷地的人口是双向流动的，既有人口向山地的迁移，也有人口向谷地的转移。在边缘地区，不仅有逃避的人群，也有政府派出的屯垦人群。即使有一些人群从谷地向山地迁移，迁移的原因也并非仅仅是逃避谷地国家的压迫，其中不乏受到山地游耕所吸引的人群。因为游耕状态下，尽管土地产出比较低，但是劳动力投入少，按人口计算的产量可能比谷地的稻作农业产量更高。总之山地与谷地的关系是复杂的，即使逃避的策略可以解释山地居民的一些行为，但是并不能解释所有的行为。[17]

缅甸文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Victor Lieberman认为斯科特所描述的山地生存方式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将这些方式都归因于对国家统治的逃避，可能过于简单化，因为山地的生存方式在很多时候也许并非是为了逃避国家，只是为了适应山地的地理条件。尽管提出了许多批评，但是Victor Lieberman并没有完全否认斯科特的结论。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Bengt G. Karlsson教授进一步用印度东北部少数族群的历史资料说明，许多少数族群并不逃离国家。他指出，赞米亚的概念将印度东北部也包括进来，但是在这个地区，一些少数族群试图逃离国家，但是也有许多少数族群积极加入到印度的国家体制中，不仅希望在困难时期得到政府的援助，而且希望通过国家的帮助推动发展。在他看来，少数族群也许不是一定要逃离国家，很可能他们更希望的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王国的国家。[18]

荷兰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杂志曾组织一组文章讨论《逃避统治的艺术》，[19]在这组文章中，不同的作者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这本书的贡献，但是对其结论也都表示了一些谨慎的怀疑，比如耶鲁大学的Michael R. Dove教授认为，即使在前现代时期，山地和谷地的关系也并非如同斯科特所描述得那么单一，山地与谷地之间有许多贸易往来，比如山地和谷地之间的木材贸易就是很重要的贸易形式，贸易将山地与谷地联系在一起。作者说19世纪婆罗洲的少数民族与其说是逃避国家，还不如说是追求橡胶的利益；此外，他认为斯科特所建构的国家与少数族群的关系并没有像斯科特所说的那样到二战以后就戛然而止，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仍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既可以被看做是对国家的逃避，也可以被看做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差距。[20] 在同一组讨论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Hjorleifur Jonsson也指出，对于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斯科特的解释可能是过于政治化了。[21]

橡胶树

尽管《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是建立在东南亚山地的历史分析基础上的，但是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区域历史的研究，广泛涉及了政治学、人类学的重要学术问题，如同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的编辑Jeffrey C. Isaac所说，“这本书在有关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政治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国家的本质，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本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这本书与阿富汗、伊朗和索马里之类地区的‘国家建设’和‘国家失败’也密切相关。”[22]因此他组织了专门的讨论，5位学者从不同方面对《逃避统治的艺术》进行了评论，比如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Stephen D. Krasner评论说，斯科特的书挑战国家建设的三个基础理论，即现代化理论、制度能力和理性选择。[23]但是作者也表示，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斯科特对于国家建设的结论，比如启蒙运动和工业化可能导致中心与边缘关系的改变，现在人们可能不是向山地逃避，而是进入国际大都市。

早在中文版出版之前，《逃避统治的艺术》在中文学术研究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杜树海对本书提出了与前面一些学者类似的批评，指出斯科特忽视了山地社会内部的分化及其内生机制，低估了山地精英的能力和作用，以及论据上的不足。[24]也有学者将赞米亚与藏彝走廊进行对比[25]，或者与华南进行对比。[26]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存在两个阅读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作为东南亚山地的历史，历史学家提供了更丰富的历史资料，从而说明山地族群与谷地国家之间多样性的关系，但是历史学家并没有否认斯科特的理论框架的解释能力；第二个角度是将《逃避统治的艺术》放到斯科特整个思想脉络中去考察，充分肯定其思想的穿透力，为读者重新思考国家、族群、边缘提供了具有想象力和冲击力的解释。无论哪个角度，该书都会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研究视角。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修订译本）

[美]詹姆士·斯科特 著，王晓毅 译

537页，平装，58.00元

ISBN：978710806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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