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
消息、作文、专家纪要、调研分享；提高认知及信息差
)
分享市场、行业及公司动态，包括投资策略、行业数据库、专家调研、公司纪要；信息超越
99%
的投资者）微信扫码加入体验）
Q：短期政策还能期待什么？人大常委会是否会令市场失望？
A：
人大常委会可能会提出地方政府化债方案，有两种可能：一是提出明年初期的温和化债方案，二是将未来几年总额提前解决。外资可能会对仅化解存量问题感到失望，因为这不带来新增刺激。
A：
地方化债不仅是会计上的转变，它有助于打通地方经济堵点，改善应收账款问题，提升民企和国企的支付能力，进而带动消费和经济积极性回升。但外资视角认为这不是新增刺激。
A：
如果特朗普当选，共和党的关税政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人大常委会选择在美国大选时点，可能是为了在特朗普当选时，通过更大规模的化债方案来抵消关税战的影响。
A：
增量刺激可能包括增加赤字、发行特别国债、扩大消费品刺激等。这些措施超越了去年的预期，对国内投资者是利好，但海外投资者可能仍期待更直接的消费刺激和新增需求。
A：
境内投资者相对乐观是因为决策层将资本市场视为改善社会预期的重要抓手。资本市场作为信心的晴雨表，政策的持续性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他们认为这次政策转向是为了民生、财政和社会福利，而不是短期的经济指标，因此不会轻易转向和收紧。
A：
政策思路的转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政策层面意识到经济运行面临新的挑战，过去的宽松政策未能遏制经济下行趋势；其次，政策正在进行战术性调整，以应对地产下滑和经济转型中的痛苦；最后，政策需要明确的托底措施，以避免系统性风险。
A：
房地产市场的自主出清能力低是因为其供给弹性低，无法简单减少存量。此外，房地产对上下游的拉动作用显著，价格影响系统性，影响家庭财富感知和金融系统。因此，需要外力来稳定市场。
A：
政策层面发生了一些战术性的调整，尤其是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已出台的政策部分验证了底层逻辑的转变，例如对股市的态度变化和地方债务置换计划。这些措施显示出政策思维的深层次转变。
A：
未来的宏观政策可能会继续维持支持性，以应对通缩压力。政策可能会在消费和投资间保持平衡，特别是在需要增量政策时倾向于投资端。尽管实际GDP增速可能维持在4%以上，但名义GDP仍承压。
A：
虽然9月份经济数据有所改善，但内生动能不足，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增幅高达9%，而社会零售总额增长不到3%。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显示供需失衡严重，通缩螺旋具有韧性。
A：
可能的措施包括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刺激消费需求，允许产能投资合理化。这将帮助经济维持最终需求增长，并推动消费再平衡，名义GDP可能恢复到6%以上。
A：
如果美国加征关税，特别是在资本品和中间品上，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以2018-2019年为例，加征关税对经济影响超过一个百分点。关税上升空间可能更大，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的情况下。
Q：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中国是否有政策空间进行财政扩张？
A：
中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受到限制，主要因为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00%。尽管如此，政策空间可以通过调整资源配置来实现，例如从投资转向消费。过去两年，中国的财政政策呈现紧缩态势，但在通缩环境下，政府应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避免通缩螺旋加深。政策空间应通过促进经济循环来创造，而不是单纯节省。
Q：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再平衡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在社保体系方面的影响？
A：
从长期来看，完善社保体系将显著降低中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目前，中国家庭的储蓄率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群体，由于社会福利保障不足，他们的储蓄率偏高。如果社保体系能够更公平地覆盖所有阶层，这些群体的高储蓄率有望下降，从而促进经济再平衡。
Q：人大常委会11月4号到8号是否有消费刺激政策？
A：
我们不认为会有增量的消费刺激。财政部官员在IMF年会提出的方案主要针对五个方向，其中地方化债和消费品都在其中。今年的消费品以旧换新1500亿还未用完，因此不急于提出进一步的消费刺激。若明年消费品研究环境扩容，那将是一个正面的惊喜，但可能性较低。
A：
打破通缩需要结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改革政策。恢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是关键，我们一直在建言献策。社会氛围逐渐开放，新的思路将形成。财政政策应转向社保福利和消费，而非简单的工业产能。塑造对企业和地方宽容的环境，强调合法致富的光荣，对打破通缩至关重要。
A
：我们认为政策转向并不是180度，而是30度的调整。政策制定者仍然关注经济，尤其是在限制产能过剩、控制地方平台债务和房地产转向方面。防风险的政策方向没有太大变化。
A：
目前好的项目较少，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和房地产泡沫阶段后，进入了理性扩张阶段。卖地和基建类投资的需求减少，尤其是有回报的项目明显减少。尽管有化债计划，但隐性负债的检查更加严格。
A：
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缺口较大，过去几年依赖平台和制造业托底经济。税务检查常态化，税务总局对地方的要求严格，过剩产能和竞争性税务优惠导致的问题正在被检查和缓解。
A：
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例较低，约为17%。政府杠杆支持福利和经济刺激面临挑战，需要通过税收改革和二次分配来实现平衡发展。未来可能会有更规范的税收过程，减税的作用将逐渐显现。
A：
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风险在上升，产能过剩和普惠金融风险增加。监管对这两方面的窗口指导有所减弱，未来信贷投放将更加理性。这一调整过程不会因短期经济波动而改变。
A：
我们认为宏观政策的空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尽管财政政策和利率政策在托底经济方面发挥作用，但过度依赖政府杠杆可能导致长期风险。政策的效果可能较慢，但有助于长期的风险控制和可持续发展。
A：
当前经济调整中，政策倾向于适度托底，避免过度透支。财政政策通过不使用过多杠杆来恢复市场信心。综合来看，政策在资金投放上趋于理性化，信心方面可能有更大转向。
A：
走出通缩需要与过去不同的策略，强调供给侧改革和消费者福利的改善，而非仅仅增加产能。未来几个月内，内部关于刺激方向的辩论可能持续，最终目标是找到打破通缩的路径。
A：
在东南亚的投资交流中，长线资金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有所提升，投资者总体态度更为积极乐观。尽管有部分投资者对政策转向持怀疑态度，但这并非主流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