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罗马两个事件涉及的公信力问题，治理方式的无力和粗暴以及舆论传播带来的治理风险等问题，请罗马公民罗神谈谈这个问题的实质——神圣罗马在进入晚期资本主义后产生的都市空间的发展矛盾和治理矛盾。此文中空间为一个中间概念，比如你买房子不是单纯住，还有一系列城市的公共品户口，本地社保，医疗资源，学区等等；你规划新区不仅是规划几片地实际上是规划区域功能，区域产业以及区域的运作方式，这些都集中在此片空间里。而以上例子中实际的土地空间，以及在其上的公共品和抽象功能以及其生态统称为一种都市空间。
本文产生于作者在东罗马帝国的安纳托尼亚特别大区走访形成的考察报告。谨以此文感谢笔者调研工作的资助者来自威尼斯的恩里克丹多洛阁下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执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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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在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中是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如同血液流动在毛细血管中互相纠缠，却服务于同一个循环系统。庸俗的理解，此时空间某种程度是一系列公共品的泛称，包括居住权，社会治安或医疗，教育等等。只因都市是一个处在主体分裂状态下的容器，同时具备合社会性（人类组织自发形成社会的能力）和生产性。
前者而言，列斐伏尔注意到传统自发聚居的日常生活被异化成资本再生产规制构成的日常生活，而这里便出现了资本生产集中的地方形成了城市社会，非集中的地方出现了边缘社会，城市社会对边缘社会汲取廉价的基础性服务。而城市社会中，资本所有阶级，寄生资本阶级（租金食利阶级）和再生产实体化的从业者（资本青睐并服务于资本生产的行业从业者）构成新的日常生活，被消费主义驱动的价值解释使焦虑的底层形成了种种“自愿”欲求，这些欲求又形成了新的日常生活内容和内容生产者。
于是，边缘的社会生态便处处存在却被隐形了，成了无内容的人，充盈着都市容器却似乎难以谈论（即使谈论也是日常生活的主要阶级的猎奇和焦虑表达，然后被当做内容填料添加到他们的话语空间中，比如知乎某些人看到某个看西方哲学史的快递小哥跟看到鬼一样，再比如各大平台的参与者对快手一致的口诛笔伐），每日仅仅在提供基础服务的分工体系里疲惫地重复和同化，变成一种异己劳动的活体表达。
而由于合社会性（人类组织自发形成社会的能力）和内容生产（互联网）的廉价化，这个边缘开始进行孤立的内容生产和社会体系，部分边缘人开始从事服务于边缘社会的服务业者（包括廉价的你懂得服务，廉价房屋中介和廉价消费场所），快手视频等边缘系统公共领域的内容生产，还有迥异于城市文化的符号认同包括衣着和价值体系。以至于被“中间阶级”们一边猎奇一边进行隔空批判。于是在同一化的都市驱动中，虽然所有人共享一个都市社会，但都市的主体却无时不在分裂中。
晚期资本主义的都市是一个人造经济循环体。大卫哈维甚至认为都市的空间循环经济是资本主义给自己续命的一种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金融系统风险，解决方式最好是直接创造需求（消费需求，廉价而全面的服务需求等等）。在都市系统的循环中，城市空间是阶级结构的需求和再生产的自我规定，其否定面也存在物质的不均衡与城市文化生产的统一化，在社会自主结构调整和经济需求之下开始扬弃出一个复杂的合概念-都市空间。而都市空间本身和资本的结构方式又形成了一组辩证结构。这使得都市经济的循环处在某种矛盾之中：
一方面，他需要汲取外部劳动力和边缘社会基础服务品的进入；另一方面，他的再生产逻辑导致空间的分配与生产是不可能给予大部分人足够廉价的公共品且无内容的人本身只能参与生产而无力参与再生产。于是，这些从事基础服务业的人对于资本导向的都市系统在生产循环中是必须要投入机器的肉体，而在再生产和公共品分配之中又成了负担（边缘人的居住风险带来的治理成本也是公共品负担），但如果轰走这伙人，整个社会循环的开端原料匮乏，导致整个循环系统成本极度上升，甚至出来错配。所以，某些罗马的治理者直接粗暴的措施属于既不神圣（人道主义）也不罗马（资本生产逻辑）。
我们解决了“都市”这个概念的问题。于是我们回到标题，为何是“不可治理的”。我们依赖的现代治理系统和主权机器化的都市在直觉上是相配的，但又有很大不同。传统意义上我们依赖的是科层制治理体系，科层制的诞生有一定历史性的要素。
现代主权机器与前现代主权机器有着明确的区分。前现代机器要么只能在很小的范围里实现治理的垄断，要么只能忍受各种各样的小群体组织（封建领主，司教体系、公侯国、庄园主、私兵群体）分享治权。现代机器能够完成治理靠的是这些：理性化法权框架、理性化科层管理体制、整体主义意识和工业化组织社会。前现代主权机器中暴力约束来自于某种均衡产生的契约，相比于前现代的暴力约束，当代治理机器的暴力得到了高度组织化。
当代治理的组织化特性使得新时代的治理需求其实就三个，发展预期，安全和公共分配。这三者又是同一的，工具理性化的框架必须创造稳定预期，这又依赖分配正义的内部环境和基本的秩序安全。这是科层制能够适配这种治理结构的原因，科层制极为稳定而统一化，以至于原则上不容纳过度独立的小团体。其次，他有通过把中间产品内部化（协调成本，文书材料指令系统）来低成本和高效的形成统一行动体并完成集中化治理。这也是地球上无论威尼斯共和国，还是联省自治体还是东罗马帝国无论形态如何不一样都会依赖科层制的治理方式，无论采用十四品文官系统还是事务官系统，这都是地球人民依赖的东西。
但是这个系统在晚期资本主义之后会遇到新的问题——风险社会。吉登斯担忧“社会 被整体统一后又整体解体；或是始终陷入不同势力、不同阶层的分裂冲突中。”而在本文开头我们也探讨了都市系统类似的主体分裂状况。传统的治理方式是通过抽象的专家系统（媒体，话语阐发人，社会工具理性意识的建立）来寻求信任模式。然而实体空间貌似集中（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等功能化布置显得貌似更容易），实际上延伸过来，以往治理者是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节点，而当代城市社会中，，新媒体和信息廉价让社会情绪和意识自发复合，开始慢慢脱离治理者的直接掌控。这里面重要的节点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展开，挤开了传统理性框架的人造物社会，而变成另一种辩证结构。
而科层制本身是厌恶风险的。科层制将公共领域内部化，用中间产品和规范体系来运行社会，本身就是为了避免公共领域的不确定性，甚至宁愿使用习惯法约束的灰色地带来进行运作。在科层制适配的现代性社会中式有限的公共领域，但晚期现代性社会让公共领域打开，使得科层制机器陷入矛盾。
第一重矛盾，在于科层制机器极度避免公共领域干扰，也不会去主动接触公共领域（因为他的行为逻辑“社会内部化”），而形成的对公共领域行成应激的消极反应。或者是，制度化的手段无法覆盖公共领域的空隙，就开始行成“刺激”——回应”型的被动治理道路。于是，治理者本身是因为边缘系统的居住风险带来的社会负面舆论预期，去应激地采用粗暴处理手段，希望快速消弭风险。结果反而由于其粗暴手段的后遗症，引起更大的风险反弹。于是在应接不暇的公共领域衍生物后，干脆把事件排除出公共领域进行冷处理。
第二重矛盾在于，风险的不对称性。组织化空间对待自发的非组织风险，而非组织压根不承认治理规制，于是治理者的手段是贫乏的。原则上治理是通过系内部固有的那些关系来为那些经验目的提供担保（经验目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治理目的）可能就效果不好了。治理者只能通过司法权力对非组织化的风险始作俑者进行制裁。但问题在于，非对称风险的罪责了能并不严重，但引起后果非常明显；并且风险被抛出后直接在自足的公共领域流转，和始作俑者关系就不大了，控制始作俑者根本起不到作用。
第三重矛盾是，理性框架的现代性治理结构是“全能治理者”，严格来说它要承担无限责任，同时拥有强大的垄断治理手段。但传统运作不一定需要治理者“使用”这些手段。靠展示的治理机器和权力美学就做到规训和被治理对象的自律，这种权威与服从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但是公共领域和治理者的博弈淡化这种单一权威的服从，而分化了过度复杂的联结结构。于是社会结构不再是治理结构的人造产物，反而开始走向治理结构的否定面。于是治理方式的合理性危机开始出现了：
因为你是全能治理者，所以出问题所有责任都在你头上。
因为你手段匮乏，所以无法应对风险。从某种角度来说你只能通过宣称“例外”状态（阿甘本的概念，即宣称秩序受到威胁，需要特别的权力集中，消除威胁）来进行应激处理。于是应激的责任又回到你头上。
政治——信任系统——社会的治理链条实际上在此慢慢发生互相错位了，故而与其纠结塔西佗陷阱这个后来造出来的概念，还不如说信任系统可能在结构上就如同被耐药的抗生素一样不起作用了。
回到都市治理话题。晚期资本主义城市进行的同一化和主体生产，需要治理术的辅助，而治理术的矛盾体现的是主体化的不必然。一个巨大的主体性创造过程正在发生，都市作为容器装置的去主体化也在存在，然而整体主义的主体变得不必然甚至走向反面。这使得治理变成了两种福柯吐槽的治理术，瘟疫模式和麻风病模式，后者在于排除不洁者（或者不可见者或无内容者），前者在于重新消极规训和监管。
但这两者并没有解决任何矛盾。晚期资本主义的都市经济循环和晚期资本主义的交叠导致都市装置本身的错位，这种系统本身的合理性危机导致了不可治理的奇怪困局。东罗马的大区治理者似乎想到了一种过渡方案。于是过度时期的治理方式只能是麻风病和瘟疫进行混合。经济系统扩大自由和市场驱动，但保留被动的经济主体控制权；监管寻求更加严格开始试图重塑一个主体文化的整体主义认同；公共品分配分层化，并且开始把中间产品简化，有限地通过公共品和社会的交换来协调科层制外部环境的资源和治理嵌入。这些也只能寻求过渡。
什么，你说要整体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回威尼斯喝酒吧，最近圣马可广场的都灵人酒馆用法国佬的松鸡以及东罗马运来的胡椒和百里香一起做了油封鸡，配托斯卡纳的酒简直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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